浙西《民族日报》创办考略

2017-03-11雷家军

文化学刊 2017年12期

关键词：浙西日报抗战

丁苗雷家军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临安 311300)

【传媒文化】

浙西《民族日报》创办考略

丁苗雷家军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临安 311300)

浙西《民族日报》是一份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己任的报纸，是抗战时期浙西前线的一面旗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浙西《民族日报》创办的契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复杂使得《民族日报》有了创办可能。《民族日报》的创办对于浙西共产党人、浙西新闻界，以及浙西抗战事业来说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浙西《民族日报》的创办，对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红色革命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民族日报；统一战线；浙西抗战

浙西《民族日报》是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属性的报刊，在政治上，《民族日报》是国民党出资创办的机关刊物，在思想上行动上，则是由共产党主导。其“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与周恩来主持创办的《新华日报》及郭沫若主持创办的《救亡日报》是齐名的。1939年周恩来到浙江时曾连夸这张报纸办得好。”[1]浙西《民族日报》的发展，显示出国共两党战时关系的演变，反映的是浙西人民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体现的是新闻文化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厘清《民族日报》的创办缘由及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浙西抗战历史的认识，有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更有助于优秀革命文化的传承。

一、浙西《民族日报》的创办背景

《民族日报》创刊于1939年1月5日，其是国民党出面办理，并由共产党筹备并管控的一份报纸。时值日本全面侵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期，国共两党达成二次合作，浙江国共两党办报的想法得以实现。

1937年7月7日，日本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抗日战争由此爆发。日军在大肆侵占华北大部分地区后，又将目标对准上海及长江流域一带。“在仅一个半月时间里，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区包括杭州在内的1市13县被日军侵占，临安、孝丰、安吉等县也一度或几度失守陷落。”[2]其后，日军在杭嘉湖沦陷区施展了各种烧杀抢夺、奸淫掳掠的暴行。除了物质上掠夺，日军还企图从精神上来“软化”并“降服”沦陷区的民众，“其目的在于：消灭民族意识，毁灭中华民族文化，彻底铲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排除一切抗日思想，使中国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3]。日军为实施奴化教育，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有：逼迫包括小学生在内的沦陷区民众学日语；控制学校课程安排和教材内容；利用一切舆论资源传播“和平、反共、建国”的理论等。民族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文化蓬勃则民族繁荣，文化消沉则民族衰败，而中华民族已在危机关头，受蛊惑的民众需要接受先进文化的洗礼争取解放。新闻报刊是一种时效性强，鼓动性强的文化载体，抗战中的各方政治力量都想通过报纸为自己发声。对于浙西地区来说，由于地处前线，战略位置显得尤为重要，中共浙江地下党(临时)工委书记徐洁身、(临时)文委书记骆耕漠、第三游击支队政训室主任、兼任《战时生活》杂志主编王闻识和著名文化人邵荃麟、葛琴等便计划在浙西抗战前线办一份报纸。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此实际上宣告形成”[4]，而这也促使浙江的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进展。同年8月下旬，国民党闽赣皖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刘建绪派出代表邓讱与中共浙闽临时省委所派代表吴毓、陈铁军、黄耕夫在温州申江旅馆进行了第二次合作谈判，双方经协商初步达成5项协议，至此，浙江国共二次合作正式得以实现。桂系一位主要领导人黄绍竑二度主浙，期间做了其政治生涯中较重要的一项举措，即颁布了《浙江战时政治纲领》。《浙江战时政治纲领》承袭了《抗战救国十大纲领》的精髓，使得在浙江的国共两党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浙江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但这份纲领却被“当时金华的两份CC派的大报——《东南日报》《正报》拒绝刊登，他们的负责人胡健中、吴望伋还重复散布说这个纲领是中共《十大政治纲领的抄袭版》。浙江省党部的一些人还批评说，中央的抗战纲领还没有制定，浙江省为什么先单独制定？名称为什么不用施政纲领而叫政治纲领？岂不是把浙江当独立王国吗”[5]？种种不利言论使黄绍竑认识到，要冲破CC派的舆论封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首先必须要有自己的舆论工具——报纸。在中共党员严北溟帮助下在金华创办《浙江潮》后，黄绍竑又萌生了在浙西抗战前线办报的想法，并将此打算透露给了中共党员、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三支队训政室主任，与黄绍竑同乡的王闻识。王闻识“向在金华的中共地下文委骆耕漠、邵荃麟、葛琴作了汇报，文委指示应尽力促成此事。不久，黄绍竑决定正式创办浙西《民族日报》”[6]。

二、浙西《民族日报》的创办过程

决定办报之后，黄绍竑及共产党便开始了报纸的筹备工作。黄绍竑主要负责拨出支持经费，办报的主要任务落到了共产党的肩上。对于筹备一份报纸来说，报社的设址、设备的购置、人员的选择、报纸的命名等都需一一考虑妥当。

1938年11月，中共浙江省文委在临时省垣金华同升巷设立筹备处，准备报纸的筹办事宜。浙江省临时工委书记徐洁身负责采购设备，于温州购进印刷设备，而收发报机特别稀缺很难购买，就向省电讯总队借了一台。中共浙江省文委负责人骆耕漠负责物色编辑部、电讯室、排印工厂负责人、工人，以及总务、发行人员等，对于最重要的社长人选，骆耕漠则向黄绍竑推荐由具有办报经验的王闻识担任社长，其余初创时期的人员安排为：“总编辑金瑞本，编辑主任单建周，编辑陆鲁一、崔晓立、徐里平、杨嘉昌；采访部主任张若达，记者林刚、毕平非，电讯室主任朱万年，以上均为共产党员。初创时期连同排印工人共40余人，后增加到50余人。”[7]“报纸的命名和办报方针也经过文委的慎重讨论。之所以命名为《民族日报》，是取其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争取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意义。”[8]报纸的报头则由美术编辑杨嘉昌负责从孙中山先生的遗迹中找到“民族日报”四字组合而成。同年12月，社长王闻识领着全部编辑部工作人员和印刷厂工人，带着所有的印刷器材，坐火车，乘木船，长途跋涉，来到报社社址——浙西於潜县鹤村，与早先抵达在此地为办公、住宿房屋做准备的的徐洁身、章松寿等同志汇合。之所以将社址在於潜，主要是因为“於潜地处浙西天目山区，杭徽公路贯穿县境，是浙西与皖南的交通枢纽，形势险要……天目山区和京杭国道两侧广大农村，日军尚无力占领，形成空隙。於潜的战略地位显得更加突出，它是牵制南京、杭州来敌，保卫浙西与皖南的重要防区”[9]。值得一提的是，“筹建时招来的印刷工，都是从杭州突围出来不愿做顺民的硬汉，到浙西前线工作，大家都很奋勇。在向於潜的船上，一个个变成洋铁匠，拿着剪刀、洋铁皮，迎着浓霜江风，整整花了七天七夜，把没有订成的许多字盘装订起来。一到於潜立即把从温州运来的印刷机器装好，又把一包包的新五号字和大小不一的标题字，按照规定的格子，装进字盘，经过三天三夜的忙碌，一个印刷间才布置完毕”[10]。一切准备就绪后，只等创刊，在得知《浙西日报》也是翌年元月1号创刊后，王闻识等人推迟了创刊时间，这样《民族日报》在1939年1月5号正式创刊。

初创时期的《民族日报》受到了恶劣环境和条件的考验，“经济上、物资设备上、交通上种种的困难，以及文化阵营的薄弱，都是限制着报纸发展的重大障碍”[11]。然而，报社的报人却凭着毅力坚持了下来，一方面，报社内部的各种制度逐步完善，报纸的版面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添置了电子设备，发行网络也逐步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就发行数量而言，“一年来发展趋势逐步好转，特别是下半年更为稳定，即使在敌军‘大扫荡’的严重打击之下，亦还保持有三千以上的数目”[12]。此外，报纸的发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不但在浙西传播，还发行到皖南、苏北、杭嘉湖一带沦陷区，甚至影响到上海，成为向敌人政治进攻的重磅‘纸弹’”[13]。正如汪浩在报纸创刊周年纪念上所题，《民族日报》是宣传者，又是组织者，高举着三民主义的大纛，在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动员千百万民众，争取东南最先胜利。

三、浙西《民族日报》创办的意义

战时的《民族日报》是浙西前线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作为战争年代的报纸，《民族日报》充分发挥了其作为舆论工具在战时的作用，可以说，其创办对于浙西共产党人、浙西新闻界，以及浙西抗战事业来说都极具意义。

浙西《民族日报》为浙西前线的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的战斗阵地，新闻报刊在战时起着重要的引导和鼓动作用。抗战时期，国内政治力量复杂，国共两党虽表面上达成一致，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则两党仍有着不小的矛盾。“为了瓦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党中央指示党员要‘乘隙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宣传堡垒里面去瓦解，尤其要善于利用其内部矛盾而各个击破之’。”[14]《民族日报》是浙西行署的机关报，由黄绍竑出面办理，在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带领下成立和发展。1939年4月，中共浙西特委机关移址民族日报社，同年7月，中共民族日报社特别支部成立，因此，《民族日报》不仅是共产党在浙西的抗日文化宣传主阵地之一，也是浙西党组织主要的抗日活动中心。

浙西《民族日报》的创办为浙西新闻界的统战工作构建了必要的关系网络。周恩来认为，新闻报刊是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新闻报纸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谋发展。《民族日报》在创办初期除了得到黄绍竑的大力支持外，还得到了省、县政治工作队以及民间各种抗日团体的大力支持。“当时省政工队和各县政工队，大多有地下党组织。凡组织稿源、采访新闻、发行报纸，都得到各级政工队的合作。”[15]《民族日报》在这些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不仅内容上有了质的提升，发行数量也不断增加。《民族日报》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发行网络，发行地遍布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广西等地，也为浙西新闻界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一条关系网，连接共产党人、主张救亡抗日的国民党人和各组织中的进步人士。

浙西《民族日报》的创办为浙西抗战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宣传基础。抗战初期周恩来赴浙时，曾提到过要用文化作为思想武器来肃清受敌伪荼毒的民众的思想。浙西《民族日报》本着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的办报方针，以“用文化持有的武器，来配合政治进攻，粉碎敌人伪文化侵略”为创刊誓言，在浙西最前线作为抗日的一种新生力量，宣传党的持久战和全面抗战路线，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的各种恶行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阴谋，宣传勠力同心的群众救国运动，以及坚贞不屈的革命英雄精神。它粉碎了敌伪企图瓜分中华民族的诡计，瓦解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的意图，唤醒了浙西同胞的抗日意识，坚定了民众抗日必胜的信念。

浙西《民族日报》是应时代对文化的需要而生的，是革命年代的红色印痕，深深地刻在浙西大地上。追溯《民族日报》的历史发展源头，对于革命精神的弘扬、革命文化的保护，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来说都是必要的。

[1][8][9][11][15]陈法生.抗日烽火中的民族日报[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260.122.83.57.124.

[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31.

[3]楼子芳，包晓峰.浙江抗日战争史[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217.

[4]伍彬.抗日烽火中的杭州[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146.

[5][6][7]张白怀.摇晃的天目山——天目钱塘抗战八年纪实[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32.136.136.

[10]王国林.天目抗日下浙西战时施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415.

[12]总务部.一年来业务概况[N].民族日报，1940-01-05(5).

[13]张子虎.杨可扬鹤村行[J].上海采风，2010，(9)：72-74.

[14]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33.

G239.29

1673-7725(2017)12-015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