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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21世纪献礼之作述评
——《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与《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

2017-03-11陈君兰

兰台世界 2017年24期
关键词:历史主义档案学支柱

陈君兰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0065)

档案学21世纪献礼之作述评
——《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与《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

陈君兰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0065)

从档案学的两本著作——《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和《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出发,分别概括介绍两本著作的主要内容,从整体上对两本著作的内容有所了解,并进一步对比分析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对档案学领域的这两本著作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魂系历史主义 理念与模式 档案学 述评

G270

A

2017-08-09

黄宵羽教授的《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以下简称《魂系历史主义》)和胡鸿杰教授的《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以下简称《理念与模式》)均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组织编写的“当代档案学理论丛书”中的两本著作,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6年11月和2005年9月出版,两位老师用自己雄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广征博引,为档案学专业和档案学人撰写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本著作,可以说是21世纪的献礼之作。

一、主要内容简介

1.“立魂”—“守魂”—“揭魂”—“扬魂”。《魂系历史主义》一书的基础是黄宵羽教授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先后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从西方档案学第一大支柱理论的形成——来源原则确立,到两大支柱理论并立——来源原则遭受冲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产生并盛行,随着社会和实践的发展,两大理论逐步得到完善——来源原则被“重新发现”,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也完成了挑战,最后作者对西方档案学两大支柱理论做了对比分析,阐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指出了两大支柱理论的发展规律——历史主义,以及它们未来的发展趋势。若将西方档案学比作一座大厦,那么《魂系历史主义》则将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视为这座大厦的两个支柱,即把这两个理论定位为西方档案学的支柱理论,这在“中外档案界实属首创”[1]215。在该书中,黄宵羽教授将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划分西方档案学发展阶段的依据,把前者的正式确立作为西方档案学正式形成和档案学真正独立的标志,把后者看作是“西方档案学从古典走向现代,从诞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1-2。

所谓“立魂”,就是来源原则的确立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与盛行。来源原则起源于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形成于德国的“登记室原则”,该原则主要用于指导综合档案馆馆藏实体的整理和分类。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革命开始,文件数量激增,机读档案产生,来源原则受到了冲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应运而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从来源原则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历时半个世纪,档案学理论之魂逐步确立,然而这两大支柱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风霜雨雪的洗礼。20世纪60年和80年代,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先后遭受质疑,来源原则甚至被否定,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和理论的论证,最终仍然重新认可这两大理论的正确性。而那些新出现的理论,如新来源观和新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都是对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修正与补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地位。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经受住了考验,在饱受严寒酷暑之后,愈加稳固,成功守护了档案学理论之魂。

作者在介绍了档案学理论之魂的确立和守护之后,对两大支柱理论的区别与联系做了分析,并重点阐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般联系和本质联系,一般联系主要体现在二者相互依赖、承前继后、各有侧重这三个方面,本质联系则反映了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而归纳总结出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发展规律——魂系历史主义,最终揭示了档案学理论支柱理论之魂的本质,即历史主义。最后,作者立足于这两大理论的发展规律和进程,对档案学支柱理论的发展做了简短的预测,但是历史主义的思想将会在未来的支柱理论发展中更加突出,档案学理论之魂也会进一步得到发扬。

本书一个重要特色是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论述两大理论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纵向和横向对比两个方面。纵向对比上,黄教授将来源原则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了比较,分析了二者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并指出了各自的特色。在横向对比上,主要是对两大理论以及相似观点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而言。通过对比分析,不仅证明了这两大理论是西方档案学的支柱理论,也说明了这两大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同时也更加突出了的历史主义是“专业之魂”的观点。

2.“是什么”—“怎样产生发展”—“有什么”—“带来什么”。胡鸿杰教授的《理念与模式》一书分为导论、中国档案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因素、档案学的结构功能、档案学的价值四个部分。导论部分,胡鸿杰教授从管理学的视角出发,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档案学逻辑起点——档案学是一门以管理的基本方式——文件的归宿为逻辑起点的学科;第二部分主要是从档案学的生成背景、理论条件、实践基础和学者构成这几个方面论述了我国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第三部分作者以树做比喻,将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和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学概论分别比作树的基干体、衍生群和终极者,并介绍了它们的结构与功能;最后一部分从评价机制、科学贡献和学术尊严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我国档案学的价值。

在《理念与模式》的前言中,胡鸿杰教授解释了何为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中国档案学的理念就是这一学科在构建时的基本观念,而中国档案学的模式则是在其理念作用下形成的一整套行为方式。”[2]3该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将中国档案学定义为是一门管理学科,并从管理学的视角去研究我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明确学科的最初发源点是什么,也就是学科的逻辑起点,只有明确了学科的逻辑起点,才能明白这门学科到底是什么。为了探明中国档案学到底“是什么”,胡鸿杰教授从管理学的角度入手,从管理活动的维度去探寻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提出了一种新观点:档案学是一门以管理的基本方式——文件的归宿为逻辑起点的学科。

在讨论了中国档案学“是什么”之后,作者从管理实践出发,分析了中国档案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从生成背景、理论条件、实践基础和档案学者构成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胡教授认为我国的档案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是在民国时期的“行政效率运动”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这种依靠行政手段产生的运动,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影响档案学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因素主要是相近学科的影响,作者第一次将之分类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前者主要是包括管理学和行政学,它们为档案学的学科构建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后者主要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类学科,它们为档案学的学科构建提供了基本模式。中国档案学的实践基础也就是档案管理活动,包括在管理活动中对档案种类的划分、档案管理机构的变迁、管理人员的起伏、管理内容的发展等,这些都对我国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值得一提的是,前三个条件都是外在的条件,促使中国档案学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档案学人”,这个主观内在的因素。从20世纪30年代的“启蒙者”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开拓者”,再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档案学的“继承者”,他们的“文化素质、知识结构、人生经历等‘主体特征’,最终决定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理念与模式。”[2]113接着,作者以树做比喻,分析了中国档案学到底“有什么”,即中国档案学的结构和功能。档案学属于管理类学科,作者认为档案管理学是学科结构演化过程中首先产生的学科,被视为了中国档案学这棵“大树”的主干,并从“管什么”——管理对象、“谁来管”——管理主体、“如何管”——管理过程这三项管理类学科的基本结构出发分析了档案管理学的基本结构。而档案文献编纂学和档案保护技术学是枝干,档案学概论则是“大树”最后开花结出的果实,是“学中之学”,揭示了档案现象的本质与规律。

中国档案学不仅是科学之林的一员,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那么,中国档案学对我国科学和社会实践到底有什么贡献呢?对此,作者在该书的倒数第二章进行了讨论,论述了中国档案学给我国科学体系和社会实践“带来了什么”。就科学体系而言,中国档案学对其的贡献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捕捉和发现”、“核心内容对科学理论的贡献”、“形成过程为科学带来的思考”这三个方面体现的;就社会实践而言,中国档案学对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管理活动的推动”、“在科技、生产领域的应用”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成为知识管理这种“前沿学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四个方面。为了使中国档案学永葆青春,仅仅依靠前面论述的外部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档案学人对我国档案学尊严的理解和表述。在最后,作者从我国档案学的状态和学科构建这两个大的方面具体地说明了档案学人的学术尊严,希望中国档案学人能不为名利驱使,抵住诱惑,以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去探求中国档案学的真谛。

二、对比分析

通过对《魂系历史主义》与《理念与模式》的拜读,发现这两本著作有些许共通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魂系历史主义》与《理念与模式》同属基础理论之作,是探讨关于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著作,两本著作都力求从基础理论出发,寻求档案学的发展之道;二是这两本著作虽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在写作方法上大致相同,都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贯穿在整个写作之中,从事物的产生、发展到对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的“历时性”特征十分明显,史论结合,论述严谨认真;三是二者的生成背景相似,均是“当代档案学理论丛书”系列的“成员”,诞生于21世纪初,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细数了两本著作的相同点后,接下来本文将着重论述它们之间的区别。

1.侧重点之异。两本著作的内容走向上各有侧重,笔者将其归纳为两点。一是关注的地域的差异。《理念与模式》是研究中国档案学问题的著作,《魂系历史主义》则主要是论述西方档案学理论的著作。但需要明确的是,后者不只是单独地讨论了西方档案学,在论述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事物发展的“共时性”,对同一时期档案学理论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如中国和前苏联,也施以了浓墨重彩的描述。第二点是二者的内容层面有所差异。虽二者同属基础理论之作,但《魂系历史主义》更多的是讨论具体的方向——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两大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的形成发展,是比较微观的层面;《理念与模式》涉及和覆盖的面更广,从我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到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再到我国档案学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档案学的价值,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我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我国档案学的基础理论。

2.切入角度之异。在《理念与模式》一书中,管理科学的思想贯穿其中。在论述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时,胡教授从管理活动的维度出发,阐明了中国档案学与管理活动的关系,说明档案学的构建要从管理活动的基本方式出发,最终明确了我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作者对我国档案学演变历程的研究,也是从管理实践活动出发,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进行论述。在论述档案学的结构和功能时,亦是根据管理学的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过程这三个要素进行分析的。同样,由于评估是管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它能反映管理的效果、发现问题,因此,作者提出了对中国档案学进行评价的机制。

《魂系历史主义》则是从历史主义这一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西方档案学的两大支柱理论。在书中的论述中,作者充分尊重了历史主义的原则,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正是因为作者坚持用历史主义的认识论去剖析事物,所以最终发现了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最后都“殊途同归”,二者都体现了“尊重客观、尊重历史”和“尊重有机联系”的历史主义真谛。

3.编排结构之异。《理念与模式》一书的编排结构是以专题或主题为主,每一编为一个专题,但每个专题之间不是独立分割的,每个专题之间都是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层层递进。作者开篇明义地在导论部分首先明确了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之后,在第二编从档案学的生成背景、理论条件、实践基础和档案学者四个方面论述了影响我国档案学形成和发展的因素。那么在上述因素基础之上产生的中国档案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因此,作者在第三编详细介绍了档案学的结构与功能,让读者从整体上对档案学学科结构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明确了中国档案学一些具体问题之后,最后一编主要是针对抽象的问题,即中国档案学价值的讨论,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存在的价值如何评判,有什么贡献,如何维护档案学的尊严等是这一编的主要内容。

《魂系历史主义》这本著作整体上是分总结构,前面三部分按照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成长发展的时间逻辑顺序,先分述了二者从产生到盛行,到被质疑,再到成功接受考验的过程,最后一部分则总述,揭示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阐明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的发展规律。

三、总结

《理念与模式》与《魂系历史主义》从不同的角度对档案学理论做了梳理,并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进一步强调和证实了档案学所独具的理论和特点,对促进档案学的发展,帮助档案学立足于学科之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两本著作的语言形象生动,较少使用专业晦涩难懂的词语,用直观的比喻来阐述问题。如《魂系历史主义》将“历史主义”比作西方档案学的“魂”、《理念与模式》用树做比喻,来分析中国档案学的学科结构,十分直观形象,简单明了。所以,笔者认为这两本著作可以说既是专业学术之作,亦是文学艺术之作。虽然这两本著作在一些地方尚存不足,如这两本著作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的预测都显得比较单薄,但这无伤大雅,并不能否认这两本著作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

正如《理念与模式》中谈及的中国档案学者的心态一样,从胡鸿杰教授和黄宵羽教授的这两本著作中,笔者不仅仅是学到了专业知识,也从中感受到了两位教授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以及作为档案学人对档案学专业的热爱,这无疑如一丝暖风,吹走了档案学专业目前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周林兴曾在《中国档案学术生态研究》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学术成为一种职业后,学术工作本身就已附上了浓厚的谋生色彩,正式成为一种谋生工具……研究方向选定不能按照学术的发展需求与学科理论建构为出发点,而是以‘利益驱动’的规则来选择”[3]59,这种现象在我国当前的档案学界确实存在,部分档案学人从事档案学术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生存,而学术理想或许只是生存前提下的副产品,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笔者无法评判其是与非,但是需要声明的是,无论是什么目的,笔者认为档案学研究者理当努力践行王国维大师所讲的治学之道:首先应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执着追求,其次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坚定不移的精神,最后方能到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自由王国”。

想要达到“自由王国”这个最高境界,还需要档案学人的不断努力,需要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刻苦钻研。感谢先辈们对我国档案学的贡献,作为新一代档案学人,需要秉承前人的优良品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档案学贡献绵薄之力。

[1]黄宵羽.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周林兴.中国档案学术生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Comment on the Contribution of Archival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The Soul of the Historicism——Western Archives Pillar Theory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Chinese Archives Philosophy and Model

Chen Junl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of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Starting from the two books of archives,The Soul of the Historicism--Western Archives Pillar Theory Development ResearchandChinese Archives Philosophy and Model,the article sums up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two books and makes furthe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order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wo books of archives.

The Soul of the Historicism;philosophy and model;archives;commentary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24.06

陈君兰,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档案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子文件与电子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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