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元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在国家和土司之间：卫所制度的变迁与转型
——对鄂西南施州卫的再认识

陈文元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施州卫是明廷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具有“军民卫”性质的卫所，对鄂西南地域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反过来，国家政局、地方社会环境、土司势力、卫所军户群体也同样影响着卫所的建置、生存状态与政治取向。在国家和土司之间施州卫经历了变迁与转型。从动态层面考察施州卫，既可以获悉明王朝的政治生态、王朝结构与卫所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又可侧面窥视土司制度在王朝国家的实施情况与发展嬗变，解读卫所时代土家族地区的区域社会发展史。

明代；卫所制度；施州卫；建置

早前学界对施州卫的研究多集中于制度考察与机构设置等，主要是从静态的层面去叙述。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矛盾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明王朝的国家大环境与鄂西南土司遍布的小环境下，在王朝国家的政治动荡与鄂西南土司势力的消长中，施州卫长期处在动态发展之中。事实上，有明一代以及明末清初时期，面对不同形势，既有明廷对施州卫的军事、机构的部署与调整，也有施州卫屯政破败、自身实力衰退情况下所采取的相应策略，施州卫的发展变化渗透着更多的卫所制度变迁与地方社会的动态转变。笔者以为，从动态层面去考察施州卫，既可以获悉王朝国家的政治生态、统治结构、卫所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又可侧面窥视土司制度在王朝国家的实施情况与发展嬗变，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来审视“国家”与“地方”。

一、施州与施州卫

早在宋元时期鄂西南即有“施州”建置，元末为明夏政权所据。明廷平定鄂西南之后沿之，属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施州卫的设置时间在其后。不过，明代施州的具体设置时间文献记载不一。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即 1381年）复置夔州府施州以建始县隶之”[1]，表明施州为领县之散州，属四川夔州府，设置时间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但万历《湖广总志》《读史方舆纪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等文献均记载施州的设置时间为洪武四年（1371）。按理论之，洪武四年（1371）正月，明廷兵锋已达鄂西南，在当年既已平定明夏政权的情况下，明廷依循旧置设立施州是在情理之中。《明太祖实录》中言“复置”或因明初军事活动频繁，行政调整中有间段，施州建置并不完备，在军事活动结束后施州建置的重新规范与行政职能的正式履行。也极有可能是洪武十四年（1381）施州卫的设立，对施州行政职能与行政管辖范围进行重新厘定，故而称“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施州设于施州卫之前，因为施州卫的设立时间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先有施州，后有施州卫。在洪武四年（1371）至十四年（1381）间，施州是明廷在鄂西南设置的主要治理机构。

明朝建立后，从各地调集军士以立卫所，寓兵于农，守屯结合。“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2]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在鄂西南设置“施州卫指挥使司”。施州卫设立之初属四川都指挥使司，当年十二月又划归湖广都指挥使司统领[3]。《明史·职官志》载：“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4]按嘉庆《恩施县志》记载：“施州卫有左、中、右三千户所，有军兵4 679人（未含大田所军兵人数）。”[5]可知施州卫军士人数略低于常制。明廷设立施州卫，主要是出于对鄂西南土司的监控、防范与地方镇戍的需要，维护地区社会安定。不过，就在设立施州卫的当年，“李才知施州，洪武十四年，洞酋覃芳诸等攻破州城，公与州同知孙明用、州判王傑、吏目李毓秀皆死之”[6]，可见土司势力之强大，施州卫的军事实力在鄂西南众多土司面前是非常有限的，无法对土司实行切实有效的约束与控制。

施州、施州卫同处一城，但二者性质不同，职责不一。施州属四川，是充任流官的行政组织，所属人民为“里籍”，重在理民及地区社会治理与发展；而施州卫属湖广，是以军户世袭为主的军事屯垦组织，迁入来的近三万汉族移民为军户，在鄂西南长期定居后形成“屯籍”，重在地方防卫与控扼鄂西南土司。此时鄂西南地区的政治结构可谓非常混乱，既有施州（领建始县，属四川）、施州卫（属湖广），又有旁之巴东县，更重要的是周边土司势力强大，经制州县、卫所、土司对应的经制社会、屯堡社会、溪峒社会大致是呈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的状况。不同地域空间上有着不同的统治系统与权威，地方势力交织。

二、施州卫的建置变更与转型

施州卫由于其“军民卫”的特殊性质，既负责地方防卫、军屯管理，又兼理民政，还负责对鄂西南众土司的监管。在土司与卫所、土司与土司之间的政治、军事博弈过程中，施州卫的建置不断调整，统属土司数量时而发生变动。明末，国家权力消退，土司坐大，施州卫与土司联合，共同致力于鄂西南的地域社会构建。

（一）土司反叛与施州卫建置调整

施州卫“外蔽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阻，蛮僚错杂，自巴蜀而瞰荆楚者，恒以此为出奇之道”[7]。施州卫区位闭塞，众土司分布于周边，但因属川湖通道，明廷又极为重视。施州卫设立之初，根基并不牢固，时有土司作乱。洪武二十二年（1389）、二十三年（1390），鄂西南土司大规模反抗明廷统治，施州遭到他们的攻击。“胡士能，知施州，洪武二十年（应为洪武二十二年。作者注），安福蛮夏得忠引诸蛮攻城见害。”[6]此时，施州卫既不能抵御土司势力，又不能自卫。明廷最终派遣大军由蓝玉领军平定。先是散毛等土司反叛，“（洪武二十三年二月）凉国公蓝玉克散毛洞，擒土酋剌惹、覃大旺等万余人”平定后[8]，施南、忠建等土司继续反抗，“凉国公蓝玉平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叛蛮。初，蛮人数叛，结寨于龙孔，玉遣都指挥徐玉将兵攻围之，擒宣抚覃大信，余蛮退起，依山寨自固。至是，玉复分兵破其大小诸寨，杀获蛮酋男女一千七百八十余人，蛮地悉定”[9]，除散毛、施南、忠建三土司外，镇南、龙潭、容美、忠路、忠孝、金峒等土司皆有响应。

洪武二十二年（1389）、二十三年（1390）鄂西南土司反叛平定后，明廷为巩固其在鄂西南的统治，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废除土司建置。叛乱平定，明廷对鄂西南土司进行了坚决的遏制与打击，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废除了大量鄂西南土司建置，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鄂西南竟无一土司建置，鄂西土司被全部废除。洪武二十七年（1394）至建文四年（1402）十年间，甚至永乐二年（1404）以前，鄂西南土司处在废除状态。二是省施州入施州卫。省州入卫，施州建置被撤消，所领建始县划归夔州府，但“施州”之名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在地域称谓上，明代施州与施州卫互用。省州入卫后，施州卫也由“施州卫指挥使司”变为“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经历转型，施州卫既管军事，又兼理民政，改变了“州属四川，卫属湖广”的不相统属局面，原施州、施州卫的二元治理模式合二为一，属湖广布政使司。虽经制州县、卫所、土司交错分布的情形依然存在，但大体上实现了鄂西南地区的一元化治理（未隶巴东、建始二县）。三是设立“大田军民千户所”。“洪武二十三年（1390）置大田军民千户所，隶施州军民指挥使司。先是凉国公蓝玉奏：散毛、镇南、大旺、施南等洞蛮人叛服不常，黔江、施州虽有卫兵，相去悬远，缓急卒难应援。今散毛地方大水田与诸蛮洞相连，宜立置千户所守御。至是，命千户石山等领酉阳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于大水田镇之。”[10]大田所所辖兵士由蓝玉带入酉阳、平茶随征土官兵一千一百名和调施州卫左所汉官兵五百余名组成。“施州卫是明朝控驭鄂西的实力中心，大田所是施州卫最重要的辅助力量。”[11]大田所深入土司地区，拓展了施州卫西南面的防卫，此次明廷对施州卫的调整极大地增强了施州卫的军事力量，对鄂西南土司形成了强大震慑。施州卫在鄂西南的治理体系发挥效用，严格来讲，应是始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后。

嘉靖三十三年（1554），龙潭安抚司黄俊、黄中父子反抗明廷。“湖广龙潭安抚司土夷黄俊、黄忠等作乱，占据奉节、云、万三县土田，聚党千余，杀土夷居民以百数。”[12]明廷平定后，执黄俊、黄中父子。黄俊死于狱中，黄中谪戍后又逃脱，于十年后复反。明廷以四川湖广两省遣兵合力围剿。“（嘉靖）四十四年（1566），诏川湖会兵夹攻，川兵进攻牛栏坪，湖兵自施州卫进，中由思南逃去，为楚军所获，川军捣其巢穴，支罗平。”[13]隆庆二年（1568）黄中叛乱一众被明廷斩杀。之后，金峒土司覃壁又反。湖广巡抚刘悫亲赴施州镇压。“攻围半岁，覃壁力屈，自诣辕门伏辜”[14]，隆庆五年（1571）平。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平定黄俊、黄中之乱后，又增设支罗百户所。“中既平，割半置所立屯，以百户二镇之，为支罗镇守百户所。”[15]支罗镇守百户所二百户分别驻守，分为上、下支罗，隶于施州卫。支罗所的设置一方面分解了鄂西南的土司势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施州卫西面的防卫。

（二）施州卫统领土司变动情况

由于土司品级调整、设置变更等情况，施州卫所属的具体土司情况在整个明代并非一成不变。明朝洪武初年，鄂西南土司叛服不常，不接受施州卫的领导，施州卫不能对所辖土司进行实际有效的管控。随着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后鄂西南众土司建置被全部废除，施州卫自然也不存在统领土司情况。永乐、宣德年间，明廷逐渐恢复了鄂西南土司建置，由施州卫统辖。这一时期是施州卫统领土司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自宣德以后趋于稳定。天顺《大明一统志》载：“（施州卫）属湖广都司。编户三里，领军民千户所一，宣抚司三，安抚司八，长官司八，蛮夷长官司五，而容美宣抚司亦在境内焉。”[16]似言施州卫所辖土司不含容美土司。然《明史·地理志》载：“（施州卫）领所一（指外领大田所），宣抚司四，安抚司九，长官司十三，蛮夷（长）官司五。东北距布政司千七百里。”[17]又包含容美土司，统领的土司数量增多且土司品级有所变动。《清史稿》载：“（施州卫）辖三里、五所、三十一土司。”[18]施州卫辖三十一土司的情况应是在宣德年间以后。出于行政隶属关系，施州卫还起到调解土司间纠纷的作用。“（宣德）九年，木册长官田谷佐奏：‘高罗安抚常倚势凌轹，侵夺其土地人民，已蒙朝廷分理，然彼宿怨未平，恐复加害。乞径隶施州卫。’从之。”[19]5493盘顺、木册、镇南、唐崖四长官司直接隶属于施州卫，施州卫的存在影响了鄂西南土司的政治格局。

按《明史·地理志》记载，施州卫领宣抚司四：施南、散毛、忠建、容美；领安抚司九：东乡五路、忠孝、忠路、金峒（以上四安抚司属施南宣抚司统领）、龙潭、大旺（以上二安抚司属散毛宣抚司）、忠峒、高罗（以上二安抚司属忠建宣抚司）、中峒；领长官司十三：摇把峒、上爱茶峒、下爱茶峒（以上三长官司属东乡五路安抚司）、剑南（属忠路安抚司）、思南（属高罗安抚司）、椒山玛瑙、五峰石宝、水浕源通塔平、石梁下峒（以上四长官司属容美宣抚司）、盘顺、木册、镇南、唐崖；领蛮夷长官司五：镇远、隆奉（以上二蛮夷长官司属东乡五路安抚司）、西坪（属金峒安抚司）、东流、腊壁峒（以上二蛮夷长官司属大旺安抚司）。此为施州卫统领土司完备之时，并非整个明代时期施州卫统属土司情况。施州卫之于土司，在于监控、防范，处理土司间的关系与政治活动。

（三）明代中后期施州卫防卫的弱化与应对

明代中后期，卫所屯政愈加破败，卫官以权谋私，军士生活难以为继。正德三年（1508）六月，施州卫千户蒋廷玉、舒良臣受赇骫法震惊朝野[20]。卫所屯政破败与军士逃亡直接导致了卫所军事实力的下降。前述黄俊、黄中父子与覃壁的叛乱既与施州卫西面防卫空虚有关，也与施州卫军事实力下降相关。鉴于此，明廷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将九永守备由施州卫移回九溪卫，而将荆瞿守备自南坪迁回施州卫。之后，设支罗所增强西面防卫，改抚夷通叛为抚夷同知，并以兵备道专巡施州，整顿军务，制约土司。“施州卫延袤颇广，物产最饶，卫官朘削，致民逃夷地为乱。宜裁通判设同知，抚治民蛮，均平瑶赋，勿额外横索……施州所辖十四司应袭官舍，必先白道院，始许理事。其擅立名号者，请严治，并令兵巡道每岁经历施州，豫行调集各官舍将谕，令赴学观化。”[19]5496明廷在军事监管与防卫上增强了施州卫对鄂西南土司的控制与管理。

明末政治日趋腐败，国力日颓，地区动乱与农民起义接踵而至，施州卫若想在鄂西南众土司的侵压之下保持政治根基与利益，必须要有自己的生存策略——施州卫选择与土司进行政治联合。嘉靖《四川总志》载：“……自正德年间蓝（蓝廷瑞）、鄢（鄢本恕）叛乱，调取土兵征剿，因而习知蜀道险易，熟谙州县村落，致惹后来不时出没为害，流劫地方，杀掳人财，奸人妻女，遂将所劫子女财帛，分送施州卫官，遂与土官习为表里，违制结姻，深为缔好，故纵劫掠，事无惮忌。名虽本管，实同窝主，乃至事发，上司委官提戡，该卫所员非惟占护不发，且又力为党蔽，捏文回护。”[21]上述史料主要反映了卫官与土司出于利益沆瀣一气之现象，但从侧面反映了施州卫与土司有共同的政治利益与政治交往的可能。我们还可从恩施出土的明代观音佛像所刻铭文进一步了解明末施州卫与鄂西南地区土司的政治关系。“明天启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容美宣抚使司宣抚使信官田楚产施铜一千斤，于四川保宁府南部县观音矶文昌祠铸造观音大士、韦驮一尊。田玄，和尚官元。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指挥使唐符一，指挥同知石美中……李一凤……”卫官结交土司，互为联姻，有利于地方社会稳定，而土司亦可从施州卫这个明廷在鄂西南的“代理人”处获得政治实惠。卫所军事实力日益下降，而土司军事实力雄厚，施州卫需要倚重土司军事力量抵御外敌。通过与土司联合，利用土司军事实力可以维护鄂西南社会安定，保卫军民安全。“成化元年（1465），（湖广提刑按察司）佥事郁文博按部至施，时有川寇余党窜入卫，博命指挥童钟督施南宣抚覃彦升擒孙居士、胡清等三十余人，悉平之。”[22]至明末，施州卫更加窘迫。“其后兵不能卫民，反借民以卫兵，又借客兵以卫卫。”[23]土司所拥有的土兵英勇善战，曾参加“抗倭”“援辽”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等，土司军事力量是施州卫的重要依靠。从明初施州卫控扼土司到明末卫官结交土司、卫所与土司联合，可以看出施州卫治理鄂西南社会与“控蛮”策略的调整与转型。

三、明末清初之际的施州卫

清朝建立后，明朝残余势力选择继续拥戴明朝宗室以延续明廷统治。南明永历政权名臣文安之曾长期活动在鄂西南，留居施州卫、容美土司等地，后又依夔东十三家刘体纯以居，代表南明经营联络川东鄂西抗清势力以图兴明。夔东十三家势力是由大顺农民军余部与川东鄂西地方武装联合起来的松散武装力量，长期盘踞鄂西南。“安之念川中诸镇兵尚强，欲结之，共奖王室，乃自请督师，加诸镇封爵。王（永历帝）从之，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部二尚书，总督川湖诸处军务，赐剑，便宜从事。”[24]4846文安之经营的川东鄂西抗清武装是南明后期重要的军事依仗力量，施州卫所在的鄂西南更是南明政权重要的根据地之一。

施州卫官世袭指挥佥事后裔童天阅曾为兴明而积极奔走。其族侄童复元为世袭施州卫指挥佥事时，童天阅“擢兵部职方司主事，归施州调募楚、黔土、汉兵入卫。未赴，南都陷，遂入闽，上疏自陈，思文皇帝召见之。天阅躯干魁伟，言论夸诞，思文皇帝悦之，擢佥都御史，监御营军。闽陷，走归施州。上至武冈，天阅入见，与刘承胤比，遽擢户部尚书。武冈陷，走归施州。永历四年（1650），复入见于梧州。”[25]童天阅“走归施州”数次辗转朝见南明皇帝反映了施州卫官后裔对明廷的忠诚。《童氏族谱》中也载“童氏与明相终始”[26]，表明了他们对明廷的政治态度。鄂西南建始部分龙氏军户曾从征云南，效力南明。“族亲千余户携眷竟奔滇省，从事明主永历皇上。于庚子岁冒先始投天朝，仍受武曲寻沾镇总兵。于壬子岁（康熙十一年，1672）致仕驰驿归里。”[27]鄂西南部分人民在清廷定鼎中原时依然以南明政权为正朔，拥护其统治。

表面上施州卫与夔东十三家有共同的政治主张，但面对夔东十三家的劫掠，施州卫联络土司等坚决予以反击。“（顺治）四年（1647）李过……入施州卫，肆屠掠，与土司卫兵战于（施州）城南。”[15]明末施州卫虽实力有限，但并非不堪一击。“（顺治）十四年，丁酉，刘体纯复入施州，百户陈世凯率乡勇败贼于堰水。”[28]施州卫与夔东十三家二者虽同为拥明，但并非一体。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清廷派三路大军征讨南明，面对南明政权即将倾覆之即，文安之曾组织联络川东鄂西军事力量从水路去攻打过重庆，试图减轻南明的军事压力。后遭失败，“时王（永历帝）已入缅甸，地尽失，安之不久郁郁而卒”[24]4846。1662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清廷以十万之众消灭夔东十三家势力李来亨等，川东鄂西的抗清势力基本被肃清，清廷于康熙三年（1664）才正式接管鄂西南地区。之后，清廷废除施州卫的卫官、军户世袭制度，改设流官性质的守备、千总等以领之驻施州卫，既对施州卫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又使施州卫的行政与军事职能相分离，施州卫又一次经历转型。“康熙三年（1664），施始归顺，废指挥千百户，设流卫制守备千总……废屯军，割荆镇马战守兵五百四十二名永驻施。”[29]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以“兴明”为辞起兵反清，很快占领了云贵、川蜀之地，施州卫见势归降。“……伪周吴三桂据滇檄至施卫，守备贾进才降贼。……伪总兵李春儒又来镇施，时建始亦降贼，张拱极为伪令。十七年（康熙十七年，即1678年。作者注）三桂死，十九年（1680）贼兵败，春儒乃降。”[5]康熙十九年（1680），施州卫归顺于清廷之后谭宏又据四川叛变，“施又陷逆，次年归顺”[29]。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鄂西南才趋于稳定。施州卫积极投靠这些势力除了自身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无法与其抗衡之外，还有施州卫的众多卫官及军户群体对明廷强烈的政治认同，有关“拥明反清”的一些政治口号符合施州卫的政治追求。“施州卫、大田所的世袭卫、所官和他们三百年来在鄂西繁衍的子孙结成了许多山区望族，这一群既得利益并享有特权的人们对赐福给他们的明朝十分依恋和怀念。”[30]清廷保留施州卫建置至雍正六年（1728），某种程度上即表明了施州卫在鄂西南的不可替代性，更是其在鄂西南长期发展根基牢固使然。

卫所的设置，体现了明廷对土司的分化与制衡。由于鄂西南土司实力过于强大，明初明廷对施州卫的建置作了重大调整。洪武二十三年（1390）在平定土司叛乱、削弱土司势力后，省州入卫，增设大田所，增强了施州卫的实力，基本实现了施州卫在鄂西南地方权力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明代中后期，鄂西南土司反叛又起，明廷平定叛乱后又增设支罗百户所，并整顿施州卫的军备，加强对土司的监管。在明廷日益腐败与卫所颓败的政治环境下，以及明代中后期与明末清初时局变换的不同历史情境中，面对不同的政治境况与地方权力格局变化，施州卫采取了联合土司、积极拥护明廷等策略，调整自身的政治境况。自明迄清，先是施州卫从明初单纯的军事机构到既管军又管民成为“军民卫”的转型，后是清廷在康熙初年接管鄂西南地区废除施州卫的卫官、军户世袭制度，改设具有流官性质的守备、千总等驻防，施州卫又一次经历转型。施州卫的建置变更与转型渗透着卫所的制度变迁与地方社会的动态转变，反映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格局与统治政策。同时，也应看到，在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的互动是复杂与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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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 皓）

Abstract：Shizhou Guarding Postwas established by the Ming Dynasty in Southwestern Hubeiwhere ethnical minorities lived and produced a profoundhistorical influence on that region.In turn,national politics,local social environment,the forces of native chieftain,and military families group of the guarding post also influenced the structure,survival condition and political trend of the guarding post.Shizhou Guarding Post experienced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State and Chieftain.Observing Shizhou Guarding Post from the dynamic level,we can learn the political ecology and struc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operation state of guarding post system 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we can look at the practice and change of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explore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ujia area.

Key words：the Ming Dynasty；guarding post system；Shizhou Guarding Post；establishment

Between State and Chieftain：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Guarding Post System——Reunderstanding of Shizhou Guarding Post in Southwestern Hubei

CHEN Wenyu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K29

A

1674-9014（2017）05-0076-06

2017-06-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12CMZ2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遗’视野下的唐崖土司历史与社会文化研究”（16XMZ048）。

陈文元，男，湖北蕲春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