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的主旨与古代史学的人文精神

2017-03-11庞天佑

武陵学刊 2017年5期

关键词：天道周易人事

庞天佑

（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湛江 524048）

论《周易》的主旨与古代史学的人文精神

庞天佑

（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湛江 524048）

《周易》虽然被称为圣人言天之书，但关注的重点却在人事。将“推天道以明人事”作为《周易》的主旨，极为贴切而又准确，为把握全书思想指出了门径。通过这一门径，可以看到其推崇道德、重视传统并强调责任、崇尚实际而注重实用的思想，蕴涵着强烈的入世理念，凝聚着厚重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史家关注人的行为，聚焦于人的活动，立足现实而总结过去，崇尚实际而求真务实，从人事考察天下兴亡，反思历代的盛衰成败，以史入世而谋求致用，为君主治理天下提供鉴戒，寓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周易》与古代史学的人文精神，在思想上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周易》主旨；古代史学；人文精神

张载认为，《易》本于天道，而归于人事。他称：“《易》即天道，独入于爻位系之以辞者，此则归于人事。”[1]181又言：“《易》于人事，终始悉备。”又曰：“天人不须强分，《易》言天道，则与人事一滚论之，若分别则只是薄乎云尔。”[1]232《四库全书总目》称：“《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2]1余敦康称《周易》的根本主旨，“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3]。《周易》为先民预测吉凶、以求趋利避害之书，虽然内容“寓于卜筮”，但各卦卦辞与爻辞，寓含对“天道”的认识，故称“圣人言天之书”[4]。主旨即贯穿全书的主要义旨，“天道”为天地自然之道，“人事”乃人的行为与活动。将“推天道以明人事”作为《周易》主旨，非常准确而又贴切。我们应从五个方面理解这一主旨：一是人从天地自然而来，与天地自然为一体，应关注天人关系，拓展视野与思维空间。二是“天道”昭示“人道”，“人道”顺应“天道”，故“推天道”的法则，与“明人事”有一致性。三是以“推天道”为出发点，以“明人事”为关注点，“推天道”是为了“明人事”，“明人事”则为重点所在。四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可知道德攸关人事，而人事则决定成败，通过教化与修养，能增进人的道德，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五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着眼于现实社会，崇尚实际而重视实用，寓含强烈的入世理念。古代史学关注人的行为，聚焦人的各种活动，据人事而考察历史，立足现实而总结过去，反思前人以服务社会，蕴含厚重的人文精神。《周易》与古代史学的人文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天人一体与史学范围

《周易》以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为一体，认为彼此既有统一的渊源，又密切联系在一起。《易传》追溯天地自然与人的由来，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5]94又称：“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5]82又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5]28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5]90先民认为，人来自于天、地，天、地、人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彼此之间，密不可分，将天下的一切纳于视野，显示出先民浩瀚宏伟的磅礴气势。老子阐发天、地、人相通的思想，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张载言：“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1]48人既然来自于天、地，又与天、地联系在一起，就应该拓展思想的空间，考察各种与天、地相关的现象；史家对历史兴替的总结，不能仅仅看到少数人的行为，不可只关注圣人及君子的活动，而必须从天人一体的角度，拓展研究的范围与探讨的领域，使史学得以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

《周易》开阔了史家的视野，扩大了他们思维的空间，使之探索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易传》宣称：“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以正，以言乎天地则备矣。”[5]78从普遍联系的角度考察历史沿革与变迁，涉及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总结不应该局限于王朝盛衰，而必须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并随时代进步而扩大这种结合，以使考察的范围不断拓展。诸如思想观念、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生产生活、民情风俗，及天文星象、地理变迁、动物植物、各种灾异等，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从不同角度反映出社会的存在，被逐渐纳入到考察的范围之中，史学因而成为包罗万象之学。孔子编《春秋》，关注政治事件，虽然也涉及日蚀、水旱、霜雪、地震等现象，但主要是关注君主、诸侯的活动，这种“纪异而说不书”[7]1343的总结，表现出天人一体的模糊意识。司马迁在孔子的基础上，主张“究天人之际”，拓展了历史考察的范围。他称：“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7]3319《史记》对历史的记载，经纬交织而纵横交错，融人的活动与天地自然为一体，构成百科全书式的立体网络。班固的《汉书》立“十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大了记典章制度的范围。郑樵推崇司马迁的“会通”，撰纪传体通史《通志》，在前人基础上拓展了考察的视野。该书的精华二十略包括：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讎、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关注对象之广博可见一斑，涉及到诸多前人尚未探讨的领域。郑樵称：“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8]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史家关注的对象不断扩展，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史学甚至贯通古今天人，成为综汇各家之学。梁启超言：“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9]

我认为，知识的不断积累，认识的逐渐深化，对于开阔史家的视野，进而拓展史学的范围，发挥着直接的促进作用；然而《周易》将人与天地自然视为一体，对于史学范围的扩大，无疑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

二、天道人事与天人之学

《周易》“推天道”而知“人道”，据“人道”以应“天道”，因“人道”而“明人事”。其理路是由天及人，反映天人相通的关系。我们考察《周易》的内容，上经的三十卦，始于乾（天）、坤（地），而终于坎（月）、离（日），彰显出阴阳合德而日月合明，为明天道以示人道；下经的三十四卦，始于咸（少男少女）、恒（长男长女），而终于既济、未济（中男中女），昭示出立人道以合天道。从上经到下经，显示出天道与人道密不可分。《周易》六十四卦的爻位排列：初爻、二爻为地位；五爻、上爻为天位；三爻、四爻为人位，则是固定不变的，构成彼此联系的体系，故由天道可以明人事。《易传》认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又称：《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5]77。又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5]75-76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5]93-94故“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5]79。人既然来自于天地，得到天地之精华：从纲常伦理到礼仪规范，从政治制度到经济生活，都渊源于天地自然；那么人的行为与活动，则应该遵循天道而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5]17。如果悖逆天道而恣意妄为，则必然遭到挫折与失败。

在儒家的五经中，《周易》与《春秋》两经，分别代表天道与人道，二者又有密切的关系：《周易》以天道推演人道，按照普遍的思想原理，揭示人事应依循的法则；《春秋》则以人事体现天道，通过对于具体史实的记载，寓含以纲常应合天道的深意。杨向奎指出，西汉前期的春秋公羊学派，将《易》与《春秋》联系起来，“以《易》代表天道，以《春秋》专讲人事；《易》以道天地的变化，《春秋》以辩人事的是非，而人间是非是与天道变化分不开的，这样天人的相应，也是《易》与《春秋》的结合。这就是他们的天人之际，也就是天人之学”[10]126。司马迁师承于公羊大师董仲舒，受到其天人之学的深刻影响。在司马迁看来，《易》与《春秋》，反映天人之间的关系。他宣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意显。”司马贞《史记索隐》引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7]3073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贯通自古到今的过程，反思三千年来的盛衰成败，考察沿革兴替的历史轨迹。班固则根据天人关系，考察人的行为与活动。如引《革·象传》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又曰：“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传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11]980-981在班固看来，《易》为天道，《春秋》为人道，天道昭示人道，人道因应天道。汉代学者对天人之学的重视，影响后来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理学家推崇《易》与《春秋》，对二书的研究非常发达，阐发二书的天人之学。杨向奎指出，司马光的学术研究，深得《易》与《春秋》之妙，以“《潜虚》继承《太玄》和《易经》，而《资治通鉴》继承了《春秋》，这仍然是《易》与《春秋》的天人之学”[10]149。

《周易》为史家总结历史提供了观察的视角与评判的依据。远古先民朦胧地意识到，万物得天地之气而成形，人则禀天地之道而成性。人顺乎天的意志，按照天道行事，即可趋利避害；悖逆天的意志，践踏天道而为，定遭挫折或失败。因为人遵循或者悖逆天道，被视为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所以史家考察君主的施政举措，反思历代的盛衰兴亡，总结治理天下的经验教训，必然关注天与人的关系，并以其作为思考与评判的依据。古代史家通常从三个视角，审视天人之间的关系：一是天象表达天的意志，以昭示君主治国施政；二是天象为预判兴亡，提供了观察的根据；三是天象为史家总结历史，提供了论断的标准。他们聚焦于人的活动，尤其是君主的行为，与天道运行联系起来，以顺应或者违背天道，评价君主的治国施政。司马迁言：“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臣隐，乱臣贵。”[7]1990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围绕着天人关系，记载各种异常的天象，再通过穿凿与比附，将人事与天象相联系，说明“星变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7]1350。班固称：“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悟，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11]1273班固按照天人关系，评析西汉王朝的得失。魏收认为，帝王治理天下，“德配天地，协契阴阳”，“发号施令，动关幽显”，“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恶之来，报之如响”，“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谴咎，致休祯”[12]2893。北魏太宗拓拔嗣，命崔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崔浩“综核天人之际，局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12]807。又引崔浩之语称：“古人有言，夫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人失于下，则变见于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12]811这些史家反思历史兴替，总是根据天人之道。胡三省称：“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13]王夫之言：“天、地、人，三始者也。无有天而无地，无有天地而无人，无有道而无天地。”[14]又称：“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也明，通之也广，资治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无穷。”“于其得也，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15]954胡三省及王夫之所言“道”，是指前人的得失成败中寓含人事顺应天道的道理，后人可以得到治身、治世的思想启示。

在我看来，《周易》讲天道，《春秋》讲人事。史家贯通天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人之间彼此感应，虽然包含不科学的甚至迷信的成分；但主张安身立命，必须顺应天道，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天地法则为法则，以天地精神为支柱，则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三、推究天道与重在人事

《周易》以“推天道”为出发点，以“明人事”为关注点，其宗旨是强调人的作用。一方面，“人道”源自“天道”，“推天道”而知晓“人道”，因“人道”以“明人事”，实现了天道与人事的统一。《革·象传》：“君子以治历明时。”一方面，人的行为与活动，只有做到应天而为，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免遭挫折与失败。《大有·彖传》：“应乎天而时行。”欧阳修称：“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16]。“推天道以明人事”，为判断人是否顺天道，以及如何应天道而行，提供了衡量的标准，可以判断哪些事人可以做，而哪些事人不可以做。华夏先民上下求索，推究“天道”运行法则，并非关注虚无浩缈之天，更非究心抽象玄妙之理；而是依据对“天道”的认识，洞察社会人事之理，使人的行为与活动，遵循人道以顺应天道，避免因悖逆天道而遭失败。《易传》认为：“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物。”“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5]81所谓“通天下之志”，指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着眼长远，具有远大志向；“定天下之业”，指综览天下，把握时机，治国兴邦，建树宏伟业绩；“断天下之疑”，指洞察天下，顺应潮流，立足现实，开创未来之路。《周易》蕴含丰富的智慧与谋略，使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5]17，对君主治国理政、判断是非、成就事业有重要作用。张载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之以君子之义。”[1]48王夫之发张载之微，指出《周易》对君子有用，却不能为小人所用。如能“通其义，裁之以理，使小人亦知惧焉。夫小人之为不善，行且为天下忧，故《易》不为小人谋，而为天下忧，惩小人之妄而使之戢，则祸乱不作，故大义所垂以遏小人之恶者，亦昭著而不隐”[15]500-501。

《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明人事”为关注的重点。先民以农立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先民以简单而原始的农耕生产，作为维系生存的劳动方式，必然要顺应天道的运行而为；而为了应对外敌与抵御天灾，则要聚族而居并安土重迁、孝敬前辈并铭记先祖训戒，以此凝聚氏族人心，故氏族的传统大量保存下来，形成了注重道德并敦厚人伦、谨遵传统而重视责任、不善玄想而恪守义务、务实理性而强调和谐的性格。先民认为：“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17]天生万物而唯人为贵，因为人有意识能思维，于天地间最为灵秀，可以认知与把握天道，进而体察与知晓人道，并根据主观认识与意愿，依循人道而顺应“天道”，以行为主导自己的命运，担当起对社会的责任。这种意识随历史延续而传承并发展，积淀成为以人为本、重视人伦与亲情、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文精神。在《周易》经传中，蕴涵着以人为本的意识，凝聚着厚重的人文精神。《易传》提出了“人文”这一概念，认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注：“观天之文，则时变可知也；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孔颖达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者，言圣人当观视天文，刚柔交错，相饰成文，以察四时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5]37《易传》所论及的“人文”，指圣人观察天文星象，推及人间社会的变化，体认与效法天地之道，以儒家经典对人进行教化，纯洁美化人的心灵，约束规范人的行为，培育社会的良风美俗，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

我认为，《周易》的宗旨是重视人的作用，“推天道”是为了“明人事”，“明人事”既是全书的中心，又是全书的重点所在。洞察天道以知人道，根据人道而明人事，追求趋利避害的目的，担当起对于社会的责任，这些理念贯穿于《周易》之中。

四、以人为本与道德教化

《周易》的人文精神，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道德关系人事，而人事则决定成败，其实质是以道德为本。先民称赞道德高尚的人为君子，君子协助君主治理国家，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治理着天下百姓，应该率先垂范，成为道德楷模，做到以德服人，实现建功立业。君子不是天生的，只有经过不断的教化，长期的自我修养，才能增进道德，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在人世间发挥自己的作用。君子的行为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对君子的赞许充斥于先秦文献中。《周易》经传称道君子之德的言论中，隐含着以道德为本位的意识。

首先，君子有“进德修业”的人生追求。《乾·上九》：“君子以成德为行。”[5]17《乾·九三》引孔子语：“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5]15-16“进德”乃增进道德，“修业”为成就事业。只有“进德”，为万民树立榜样，才能“修业”，为国家建树事功。其次，君子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指君子为实现人生目标，不避艰险，不畏挫折，克难前行，努力进取。《乾·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5]14君子志存高远而意志坚定，坚韧不拔而百折不挠，一往无前而无所畏惧，奋斗不已而毫不懈怠，矢志不渝而永不停息。再次，君子有“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厚德载物”指襟怀坦荡，视野宽广，大度包容，德泽群生。《坤·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5]18君子和悦善良而厚积广德，风范天下而化育万民。第四，君子有“刚健笃实”的优良品格。“刚健笃实”指阳刚向上，求真务实，奋发有为，脚踏实地。《大畜·彖传》：“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5]40《家人·象传》：“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5]50《大壮·象传》：“君子以非礼弗履。”[5]48君子崇尚贤能，恪守礼义，持之以恒，日新其德。最后君子能自我反省、自我警戒、自我完善。《大有·象传》：“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5]30《蹇·象传》：“君子以反身修德。”[5]51《既济·象传》：“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5]72《周易》称道君子的言论，突出道德的作用，寓含深刻的为人之道，其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孝敬先祖与敦厚人伦，铭记责任而恪守义务，以具备良好道德为荣，使华夏成为文明礼义之邦和重视纲常伦理的人情大国；一方面，以道德优劣褒贬人，重视良好道德的影响，强调以德服人的施政理念，形成以德治国的人治传统。王夫之称：“夫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尽其在己者而已。”“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尚政者，不足于德；尚德者，不废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诚之至而动也。”[15]637-638

《周易》赞许君子之德，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对史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表现在史家的历史总结中：一方面，在历史盛衰的反思中，总是扮演着道德法官的角色，根据有关人物的生平行事，对其个人的道德作出评判，宣扬道德对人事的决定作用；一方面，推崇有道德之人，贬斥无道德之人，寓道德教化于历史总结中，以增进后人的道德自觉，服务于治国兴邦的事业。孔子作《春秋》，别善恶，寓褒贬，使“乱臣贼子惧”[18]，通过对前人道德的评判，隐含对后人的道德教化。司马迁撰《史记》，创纪传体通史；班固编《汉书》，开纪传体断代史。纪传体史逐渐程式化，成为古代史籍中的正史。这种史体以人物为中心，本纪为正统君主的编年体大事记，发挥着全书总纲的作用；列传记载各类人物的主要活动，按照皇室宗藩，女后外戚，文臣武将，边境蛮夷，流寇叛逆的次序，从立传的标准，到排列的先后，反映出不同人物的作用。我认为，纪传体史以道德论人功过是非，据道德评人历史地位，在对人的道德评判中，寓含着道德教化的深意，甚至充斥谨守道德的说教。如陈寿的《三国志》引述时人之语，称赞邢颙“德行堂堂”[19]382。又以王昶之言宣称：“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19]744范晔撰《后汉书》，褒扬仁义，崇尚忠信，赞美孝道，颂扬气节，推崇正直。王鸣盛指出，《后汉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20]下册。其中《党锢》《独行》《逸民》等列传，“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而诸列传中，亦往往见重仁义，贵守节之意”[20]上册。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多立“孝义”“孝行”“孝友”等类传，《魏书》于“孝感”外立“节义”传。隋唐时期的正史中，更注重道德的教化。《隋书》于“孝义”外立“诚节”传，《晋书》立“忠义”传，宣称“君父居在三之极，忠孝为百行之先”，人臣应当“全其孝”，“竭其忠”[21]2323。中国古代的其他史籍，同样注重道德评判，对后人进行道德教化。如袁宏的《后汉纪》认为，荀彧充当企图篡汉的曹操的谋主，不得善终乃咎由自取，至于历史地位更无从谈起了[22]。习凿齿以鄙夷的态度，看待桓温觊觎非望，编《汉晋春秋》，“以裁正之”[21]2154，维护东晋王朝的正统地位。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分为二百三十九个正题，及六十九个附题，按照史事分别组织，分类排纂材料，“每事各自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2]437。《通鉴纪事本末》的史料价值虽然不高，但以“兴”“平”“讨”“叛”“篡”等作为标题，不仅包含对前人的道德评判，而且寄托对后人的道德教化。诸如此类说明，史家的历史总结，寓含道德教化的深意，使后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总之，《周易》赞许君子之德，认为道德攸关人事，而人事决定成败。这种以道德为本位的意识，折射出以农立国的社会存在，虽然隐含对人的作用的重视，但并不是关注人的权利，而是强调人的责任与义务，此后经过历代相沿相承，形成了以德治国的传统。《周易》重视道德作用的思想，对古代史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古代史家的历史考察中，贯穿着对人物的道德评价，寓含着对后人进行教化的深意。

五、注重实际与切于实用

《周易》的人文精神，特点是注重实际而切于实用。先民立足现实环境，尊重客观事实，着眼现实功用，谋求最佳效果，平和务实而不尚空言。《易传》最早提出了“致用”的概念，称圣人“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5]82。又言：“精义入神，以致用也。”[5]87《易传》所言“致用”，指能为人所用，有着实际的功效。原始落后的农耕生产活动，使先民重人事而轻鬼神，重现实而轻玄想，重实用而轻思辨；因而摈弃虚幻而崇尚实际，脚踏实地而躬行实践，质朴无华而注重实用，以有无用处为尺度，评判万事万物的价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笼罩着强烈的务实精神，关注现实而贴近实际、讲求实用而功利至上的思想，主导着人的行为与价值取向，追求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代有其人，创造出诸多领先世界的物质文明成就。因为以于世有益或无补为取舍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各种事物，使得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宗教的、出世的思想，避免了陷入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又以现实为出发点与关注点，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坦然地应对各种挑战，勇敢地战胜天灾人祸，推动着实际问题的解决，使我们祖先以灿烂的文明立于民族之林[23]。然而一方面考察事物，重视求真求实，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疾虚妄而求实用，因贴近社会的需求，有利学术与实际的结合，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并取得经国济世之功效；一方面聚焦客观实际，追求急功近利，崇尚实用价值，专注眼前功效，忽视了长远利益，不利于认识的深化，弱化了思维的睿智，局限了思想的深度，扼制了思辨哲学的形成，窒息了科学的理论研究，使学术沦为政治的婢女。

《周易》注重实际而切于实用，为以史入世而求致用的思想滥觞。《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主旨，与史家的入世经世而求致用，在思想渊源上是相通的。《易传》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5]40又称：《周易》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5]90。又言：“神以知来，知以藏往。”[5]82又引孔子之语称：“夫《易》，彰往而察来。”[5]89诸如此类的言论说明，在古代史学萌发之初，人们已经意识到，总结过去的历史，既可增长知识，蓄养自身道德；又能教化世人，增进人的素质；还能认识现实，把握发展趋势。古代史家对历史的总结，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立足今天以反思昨天，以史入世而服务现实，注重实际而谋求致用，表达治国兴邦的社会理想。孔子编《春秋》，通过记载史事，以求“拨乱世，反诸正”[24]。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1]2735，著纪传体通史《史记》，总结上下三千年的盛衰，为治国施政提供历史鉴戒。杜佑关注典制的沿革，考察典制与治国兴邦的关系，撰典制体通史《通典》，“征诸人事，将施有政”[25]，将政治与史学结合起来，将以史经世推进到新的层次。司马光认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舍是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故“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26]，成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君主治理国家资鉴。明末清初天下的巨变，推动以史经世达到了新的高度。顾炎武考察天下兴亡，以匡时济世为己任，“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27]。其《肇域志》《日知录》等，往往于事见理，深含着经世的旨趣。王夫之认为：“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也。”“然则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15]954从以史蓄德到以史入世，从以史为鉴到以史资治，从以史经世到追求致用，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历史总结中寓含着现实批判，表现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特色。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道德，恪守传统，担当责任，重视义务。《周易》虽然被称为圣人言天之书，但关注的重点却在人事。将“推天道以明人事”作为《周易》的主旨，极为贴切而又准确，为把握全书思想指出了门径。我们通过这一门径，可以看到其推崇道德、重视传统并强调责任、崇尚实际而注重实用的观点，蕴涵着强烈的入世理念，凝聚着厚重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史家关注人的行为，聚焦于人的活动，立足当下而总结过去，崇尚实际而求真务实，从人事考察天下兴亡，反思历代的盛衰成败，以史入世而谋求致用，为君主治理天下提供鉴戒，寓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周易》与古代史学的人文精神，在思想上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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