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树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评介

李金树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陪都的重庆，是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堡垒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指挥中心”(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2005：24)。特殊的时代语境，形成了重庆独特的抗战文化。抗战时期，重庆翻译异常活跃、繁荣，这些翻译是“中国现代反法西斯文化和文学建设的重要借鉴和有机构件”，为“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持”(靳明全，2006：29)。近年来，抗战时期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文化活动得到持续关注，相关专著和论文逐年增加。但是，专门梳理和讨论重庆抗战时期翻译的研究论文却寥寥无几，几近空白。2015年，四川外国语大学廖七一教授和课题组成员(杨全红教授、高伟副教授、罗天副教授)基于多年的翻译家和翻译史研究经验，合力推出专著《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以下简称《重庆翻译》)，以期为抗战重庆翻译文化做一补白。

1 内容概述

《重庆翻译》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对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的概况、文学翻译军事翻译、科技翻译和新闻翻译与文化交流进行研究。

绪言：该部分讨论重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梳理战时重庆的出版发行机构和翻译家，界定重庆抗战翻译文化，简介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学翻译、军事翻译、科技翻译、新闻翻译与对外文化交流，阐释研究的意义、难点、基本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学翻译。本章分四节。第一节从“文化大迁徙”的历史背景着手，从翻译数量、翻译主题、原作来源与译者队伍对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翻译发展进行梳理。第二节从反法西斯文学翻译和纪实类文学翻译两个维度，详细论述战时主流政治话语和文学翻译的渊源。第三节通过分析经典译本(如《战地钟声》《爱国者》等)和战时戏剧、经典名著的翻译，得出结论：外国文学的翻译与解读受制于中国抗战文化语境，实际上是外国文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具有功利性和实用性的显著特征，参与社会集体叙述和民族精神重塑。第四节重点论述战时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批评。

第二章：抗战时期重庆的军事翻译。本章从军事翻译的历史语境、成果、分析研究和口译活动展开论述。民族救亡的主流话语、蓬勃开展的抗战文艺和战时重庆的军事中心地位，极力促进了战时军事翻译。战时军事翻译的特点为：战斗性、时效性、全球性与民族性、学术性与大众化；其翻译目的在于学习理论、研究战术、剖析敌情、教育军民、鼓励斗志；军事译者们采取了全译、节译、编译等多元化的翻译策略。本章还着重梳理军事译员征调与培训的缘起，重庆地区的军事译员征调和培训，走出重庆投身战场的军事译员

第三章：抗战时期重庆的科技翻译。第一节主要介绍战时重庆的中央研究院、中国西部科学研究院等主要科研机构，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会等主要科技团体及其在上述科研机构或团体任职的部分科研人员。第二节简述了战时重庆留学生或实习生的外派、外国专家的外聘、中外机构的互设等方面中外科技交流情况。第三节溯源战时图书出版倾向，梳理了主要科技译著和科技翻译刊物及其主要出版、发行机构，勾勒了一幅战时重庆主要科技翻译的缩略图。第四节聚焦主要译名审定工作，简单梳理1909年至2000年我国译名审定历程。

第四章：抗战时期重庆的新闻翻译与文化交流。本章共分五节。第一节概述战时重庆成为新闻传播中心的时代背景和新闻翻译与传播事业的繁荣景象及其特点。第二节以时间为序梳理国民政府抗战新闻宣传政策的准备与落实情况，论述其新闻翻译与传播指导思想形成及演变过程。第三节梳理国际宣传处、美国新闻处、中央通讯社、德国海通社等新闻翻译机构，总结四大报纸(《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在时事新闻与翻译方面的建树。同时，该节还对战时新闻电台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宣传活动进行了简述。第四节重点讨论《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中苏文化》《文化国际》等报刊的文化译介活动并以编年体的形式回顾了战时重庆外国戏剧的译介及其表演。第五节以国立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重庆新闻学院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为例，简述战时新闻翻译人才培养情况。

2 本书特点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重庆翻译》从四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的重庆翻译进行史料挖掘、爬梳和归纳总结。各章独立成篇，又互相印证，融为一体，为我们了解和熟悉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特别是翻译文化)打开了一扇“天窗”。廖七一教授及其团队在著作中呈现的区域翻译史研究方法、手段及其路径，对未来翻译研究(尤其是区域翻译史研究)启迪颇多，尤以下面两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2.1 区域翻译史研究的方法论示范

2.1.1 区域概念界定原则

区域翻译史，顾名思义，即围绕某一地区或地域，展开关于翻译现象、翻译主体活动和重大翻译事件的知识考古和话语阐释。作者开门见山，提出在“抗战重庆翻译研究”中对地域重庆的界定有4大困难，即“抗战时期人员流动频繁；出版发行机构不断迁徙；刊物不稳定；翻译作品各版出版地不同”(廖七一，2015：11)。基于此，抗战重庆翻译究竟包括哪些翻译家、翻译作品或翻译活动，需要认真考量。课题组多次请教方家，确立了地域空间界定的四条主要原则：1)翻译家战时曾经在重庆生活工作；或翻译作品主要在重庆完成；2)其翻译作品在战时重庆出版发行(包括再版)；或在重庆的报刊上发表；3)虽然翻译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但有关作品的评介、讨论、批评文章发表于重庆；4)翻译作品在重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廖七一，2015：12)。此项界定，虽“相对比较模糊”，但对以城市或地域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不无鉴镜之意义。

2.1.2 数、表代言，返回历史现场

从史料出发，让史料说话，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翻译史研究的不二法则。如何避免空谈和主观臆断，对史料的挖掘和爬梳发挥着关键作用。作者“立足史料，言必有据”的思想贯穿全书。作者善于用串联式图解滤清思路。全书共绘制图表24幅，直观显现所述主题，使读者云开雾散，充分体现了著者的史料功力和智慧。如第一章第一节图2至图6, 作者通过曲线和柱状图，形象地反映了战时重庆文学翻译数量变化和战争翻译小说的比例概貌。

著者善于用数字说话，书中共涉及统计数字(不包括年份、日期，图表中的数字)600余处。如作者对抗战期间重庆文学翻译数量、翻译主题、纪实类文学翻译、军事译著及其赞助者的统计等等，让史实更显简练、内容更凸显。基于统计基础上的数字，印证文本的分析和意义，更具历史感和说服力。著者还广泛征引新闻报道、报章文字、日记等叙述，真实地“触摸历史”④，还原历史真相，对战时重庆翻译做出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和解读。

2.1.3 历史阐发和现实关怀

翻译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解决当前的问题” ，即“着眼当前”(Pym, 1998：X)。因此，翻译史的研究应是通过史料的爬梳、分析，直陈历史真相，挖掘历史上的翻译活动对现实的意义。

这一“现实关怀”的研究思想在著作中也有所体现。最近一个时期，关于“何为翻译？翻译何为？”的讨论甚是热烈*参见《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8—30页相关文章：许钧，《关于新时期翻译与翻译问题的思考》；仲伟合，《对翻译重新定位与定义应该考虑的几个因素》；王宁，重新界定翻译：跨学科和视觉文化的视角)；谢天振，《现行翻译定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重新定位和定义翻译的几点反思》；廖七一，《范式的演进与翻译的界定》；穆雷、邹兵，翻译的定义及理论研究：现状、问题与思考》；蓝红军，《何为翻译：定义翻译的第三维思考》和《东方翻译》2015年第3期4-19页相关文章：柴明颎，《大数据、职业化时代的语言服务》；胡开宝，《翻译定义之反思》；李瑞林，《关于翻译终极解释的知识论探索》；陈浪，《对当下翻译认识的思考》；黄忠廉，《“翻译”定位及其名实谈》；赵稀方，《翻译研究的转向》。，业界对“翻译的重新定位和定义”的呼声作出了学理上的回应。该书有关抗战时期“翻译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翻译原则” “翻译特征”“翻译策略” “翻译批评”等方面的分析，无疑对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与规律，认识翻译与创作、翻译与政治之间的粘连，进而揭示翻译在“政治叙事”规约下的顺从和反拨具有积极作用。

这一“现实关怀”还隐藏在文字背后，期待读者透过纸背，阅读书中“翻译的本土化与民族文化建设”“文化译介和交流传播”等相关章节，体悟翻译对重庆当今文化建设的意义。

2.1.4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引介、消化、吸收的推进，不同的翻译观念、翻译主张、翻译视角和翻译方法此消彼长、争奇斗艳。研究范式的演进使人们更多关注历史语境，关注制约翻译的诸多外部因素，“何为译”和“为何译”等问题成为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西方理论话语如何在中国语境中生根发芽，《重庆翻译》做了很好的示范。作者并未宣称“某某视角下的重庆翻译”，但著作中对“赞助”“充分性”“可接受性”“操纵”“规范”等话语的运用，无不体现出作者在谙熟西方译论基础上的深宏的国际视野及将西方译论与中国本土语境有机结合的本土情怀。显然，作者并未停留在概念移用的层面，而是进入本土语境和微观分析的领域，其理论运用水到渠成，不露任何生硬牵强的痕迹，犹如盐之化于水，不见其形，但识其味，避免了“理论到理论的悬空式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讲，《重庆翻译》是翻译研究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典范之一，为当前翻译研究提供了这样一种路径：研究者要稔知西方译论，以本土翻译活动为主体，兼及中国的研究传统和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立足文本细读，超越简单的史料梳理和现象描述，史论结合，增强言说的信度和效度。

2.2 翻译研究“工作坊”范式的价值诉求

翻译工作坊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保罗·恩格尔(Paul Engle)在爱荷华大学首创。根茨勒将其定义为“类似于翻译中心的论坛，在论坛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者一起从事翻译活动”。其实质“是一个具有相同志趣和方向的小群体聚集在一起，对某些文本翻译进行研究、讨论，相互交流、相互合作，进行知识经验的分享，最终解决存在的问题”(吕亮球，2014:48)。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翻译工作坊更多地聚焦于翻译教学和课程研讨，在此不赘述。我们所定义或倡导的“翻译工作坊”应是围绕翻译研究所进行的团队协作、互助研究、学术传承、鼎力公关的的中间实体。

本书所体现的“工作坊”颇具特色。“工作坊”老、中、青结合，以廖七一教授为核心，多次召开研讨会，研究内容的分工，资料的收集、整理、共享，讨论编写提纲，征求专家意见，最终推出实质性的合作研究成果。本“工作坊”能充分利用研究者的学术专长，整合资源，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协同作战，推出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秉承学术传统，以老带少，身体力行“传、帮、带”，着眼于翻译队伍建设，使翻译研究后继有人，这也充分体现了作为主要研究者—廖七一教授的学术风范和人文情怀!

翻译研究的自身特征(一、多学科交叉；二、多语种互涉；三、多文化融合；四、多媒介传播)决定了“单打独斗”的“侠者”模式不会走得太远。不能否认的是，截止目前，仅凭一己之力，推出翻译专著者不在少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精细化分工的深入，“翻译”观念的改变和“翻译”疆界的拓展，人们对于翻译动机和社会功用的重视，对翻译研究者的素质提出强有力的挑战。正如费小平教授所言，“那种只有基本语言知识而无深厚的哲学、史学研究者、文论及文学底蕴的就事论事‘研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哲学研究者、史学研究者、文论研究者等有较好的学术根基的各方人士正逐渐聚合起来”，将翻译问题“纳入哲学、文艺理论、史学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等语境里进行务实的考察”(费小平，2005:20)。可以说，“工作坊”模式是区域翻译史研究的客观需求。一部详尽的区域翻译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文学等各个层面，个体研究者的能力毕竟有限，只能聚焦一个或几个研究领域，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需要多人参与，“众人划桨开大船”，齐力奋进，勇往直前。我们不难预测，对于解决重大翻译问题，多元学科背景下的学者共同体甚或“工作坊”的模式会越来越受到青睐，会成为学科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助推手。

王宏志教授(2007，314)认为， 翻译史个案研究是困难的，当中涉及很宽很广的知识和学术层面，文化、文学、历史、政治、思想、艺术、经济、教育、出版、军事……几乎都可能出现在翻译史研究里。因此，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史研究)的“工作坊”并非外语人的专利，应是文化学者，历史学者，新闻传播学者，语言学者，考古学者，人文学者等组成的“联合舰队”，对某一区域的翻译史做一“外科手术”兼“解剖麻雀”式沉潜把玩，会发现更深层的历史真相和激荡出更灿烂的思想火花。

翻译研究“工作坊”范式的意义主要凸显在两点：(1)合作学习共同体的形成。 “工作坊”团队人员，专业背景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利于研究者跳出“研究本身”，以他者眼光观照研究客体，形成真正的“学科互涉、多元融合”的研究、学习共同体。(2)“传、帮、带”作用的示范。通过“工作坊”，可以使一批翻译研究的青年才俊和有为后生紧紧团结在业界“大佬”周围，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这种做法，有利培养学术新人，构建合理梯队。不仅成果丰硕，而且，极有可能形成某一翻译研究中心，会大大提升翻译的研究水平。

3 结语

《重庆翻译》全面、系统勾勒抗战时期重庆的翻译活动，著作史料翔实，分析精到，让读者对抗战时期重庆的翻译活动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其拓荒补白意义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著作将会和其他同类研究成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薄弱，已知的有：1. 热扎克·买提尼牙孜主编，《西域翻译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2. 陈世明，《新疆现代翻译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3. 吴笛，《浙江翻译文学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4. 张旭，《近代湖南翻译史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起，形成学术辐射张力，为“薄弱”*学者王东风在评价“各省、各地区的翻译史研究成果”中的结论。具体参见：张旭，《近代湖南翻译史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序二第8页。*该概念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首先提出。所谓“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详见陈平原，文本中见历史，细节中见精神——《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导言，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7期第79页。关于“触摸历史”还可参读：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陈平原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区域翻译史研究提供范式参考。

费小平. 2005.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靳明全，编. 2006.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G]. 重庆：重庆出版社.

吕亮球.2014. 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探究[J]. 上海翻译，(4)：48-51.

廖七一，等.2015. 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王宏志.2007. 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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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m Antony.1998.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责任编校：蒋勇军

2016-09-01

李金树，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译论、翻译批评和翻译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