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绿 赵 娟

(怀化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8)

美国汉学家华兹生译诗选本研究

李红绿 赵 娟

(怀化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8)

美国汉学家华兹生汉诗译介成就斐然，其译作已成为西方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必备书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考察华兹生的汉诗译作发现，其译诗选本主要具有如下特征：侧重名篇诗作，崇尚中国抒情诗和中国民族特色的诗篇、参照底本多元化等。这种选本特点既把握了中国文学的精髓，也提高了其汉诗译作在英语国家的可接受性。华兹生的汉诗翻译选本策略对中国文化走出去颇具有参考价值。

汉诗；可接受性；译诗选本；文化传播

0 引言

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凭一己之力译介大量的汉诗。他所选译的汉诗时间跨度长，从中国早期诗歌《诗经》《楚辞》一直延续到唐宋以来的名篇。由于译笔流畅、选本精到，华兹生汉诗译作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在西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华兹生影响力较大的汉诗译作主要包括《一位率性的老人：陆放翁诗歌散文选》《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13世纪》《白居易：诗歌选集》《杜甫诗选》《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百首》等10余部译作。其中，1962年出版的《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百首》一版再版，与《苏东坡：一位宋朝诗人诗选》《中国赋：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诗》等译作一同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集·中国系列丛书。1994年，铜谷出版社(Copper Canyon Press)出版的修订本《苏东坡诗选》受到全国艺术捐赠协会、读者文摘基金)，华盛顿州立艺术委员会等多家机构的赞助。次年，该书获翻译金笔奖。加里·施耐德为该书题词，称“华兹生是本世纪译笔最好、最能持之以恒、最多产的中国文学翻译家”(Watson,1994:back cover)。197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华译《中国抒情诗：从2世纪至12世纪诗选》受纽约卡耐基公司的资助，并与美国教育办公室签订合同，作为本科生教育使用的教材，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东方人文项目中用作文献资料。因此，该译著在美国国内影响力也较大。德·巴里(WM. Theodore De Bary)在前言中称“该书对中国古典抒情诗歌的主要发展阶段做了总的介绍，在亚洲研究系列丛书中占有重要一席。该书再次证明了华兹生教授是中国文学译介的超级天才”(Watson: 1971：vii.)。本文主要从选本的角度分析其成功之处，探讨其选本策略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借鉴意义。

1 华兹生译诗选本的特点

华兹生译作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据世界联机书目数据库WorldCat统计，华兹生的译作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28,277 个著名图书馆所收藏，其译作的收藏率超出亚瑟·韦利 (Arthur Waley)、理雅各(James Legge)等著名译家。华兹生译作能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与译者的选本、翻译策略、翻译质量等息息相关。

1.1 华兹生注重选译名篇诗作

名篇诗作是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成果，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文艺成就和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傲然于世界民族之林，影响世界的文化因子。名人名作因艺术性与思想性而具有很强的文化穿透力，历经时间的锤炼而经久不衰，既曾打动过古人，也能陶冶今人，如《诗经》的朴实、《楚辞》的华美、陶诗的闲逸、李诗的飘洒、杜诗的沉郁都是中华诗歌文化中最优美的音符，既是国人的精神食粮，也深为国外读者所喜爱。华兹生通过选译名诗名篇抓住了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成果，易于引起西方读者共鸣，这是他的译诗得以跨越中西的一个重要因素。

华兹生的译著《早期中国文学》一书分为6个部分：《引言》《中国早期历史》《中国早期哲学》《中国早期诗歌》《中国早期诗歌纪事年表》《索引》。其中，第四部分着重选译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中的名篇，如从《诗经》中选译了《国风·周南·桃夭》《国风·郑风·子衿》《国风·魏风·硕鼠》《小雅·鹿鸣之什·采薇》《大雅·生民之什·生民》《大雅·文王之什·文王》等名篇。从《楚辞》中选译了《离骚》《九歌·云中君》《九歌·河伯》《九章·怀沙》等名篇。汉赋选译了贾谊的《鹏鸟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及宋玉的《风赋》，均为汉赋中的名篇名作。乐府民谣则选译了《上邪》《悲愁歌》等诗歌。

华兹生的译著《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十三世纪》分为十二章：第一章《诗经》、第二章《楚辞》、第三章《早期的歌、赋体诗和乐府民谣》、第四章《汉魏诗歌》、第五章《陶渊明》、第六章《晋、六朝和隋朝诗人》、第七章《盛唐诗人I：王维、李白、杜甫》、第八章《盛唐诗人II：韩愈、白居易、寒山》、第九章《唐代其他诗人》、第十章《两位主要的宋朝诗人：苏东坡、陆游》、第十一章《其他宋朝诗人》、第十二章《宋词中的抒情诗》。从本书的章节编排可以看出译者对名人名篇的倚重，如对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诗人的诗作，译者辟专章专节予以译介。

华兹生曾就译诗选本感言：“从成千上万的汉诗中选译诗歌本是不可取之举。因此，我只能尽可能多地选译著名而有影响力的代表性诗作。同时，我也少许选译碰巧我喜欢但相比而言名气次佳的诗歌。”(Watson: 1984:13)对没有大量译介陶渊明、李白等著名诗人，华兹生特别加以说明，“因为他们在西方已相对熟悉”。可见，华兹生译诗选本时的名著意识很强，对中国名人诗作尤其垂青。

1.2 注重选择抒情诗歌

华兹生认为，“诗歌是通过精简优美的艺术形式表达思想和情感的”(Watson: 1962:3)。华兹生垂青于中国古代抒情民歌，选译抒情诗较多，如在《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十三世纪》一书中，第一章《诗经》，共选择35首诗，其中“风”选译的篇目数量明显多于“雅”与“颂”，“风”选译27首，占全部《诗经》译诗篇目的77.2%，“雅”选译7首，约占20%，“颂”仅选译1首，占2.8%。

华兹生的译诗集《中国抒情诗：从2世纪至12世纪诗选》分10章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抒情诗歌的类别和源流。第一章《引言》着重介绍中国三种不同形式的诗体：诗、赋、词，并就他本人在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汉代古诗十九首》，华兹生从《古诗十九首》中共选译了13首古诗。《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描写了人生最普遍的情感和思绪。《文心雕龙》称之为“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第三章《建安诗人与新现实主义》，本章华兹生着重译介了建安时期曹氏父子、王粲等诗人的诗作。第四章《乐府诗：民歌与仿民歌》，本章华兹生对乐府诗进行译介。汉乐府诗对建安诗歌的影响较大。本章华兹生译介了陈琳的乐府名篇《饮马长城行》、鲍照等以乐府诗见长的部分诗人的诗作。第五章《隐逸诗与友情诗》，本章华兹生主要译介汉诗中的归隐之作。隐逸诗多为性情之作。华兹生主要选译了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招隐诗》等。本章华兹生还译介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郭主簿》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这两位诗人对唐宋山水诗、田园诗的影响非常明显。华兹生选译的友情诗包括谢灵运的《酬从弟惠连》、谢眺的《在郡卧病呈沈尚书》、何逊的《相送》等，均表达了诗人与其友人之间的深情厚谊。第六章《爱情诗与六朝后期的诗歌》，本章华兹生主要译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爱情诗，大多数诗作选自《玉台新咏》。第七章《唐诗的创新与唐诗中的意象》，本章华兹生选译的诗人诗作较多，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九龄的《望月怀远》、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皎然的《寻陆鸿渐不遇》、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与《滁州西涧》、王建的《新嫁娘》、元稹的《遣悲怀》、陈陶德《陇西行》、杜牧的《赠别》、金昌绪的《春怨》、韩偓的《已凉》等抒情诗歌。第八章《盛唐两位重要诗人：李白与杜甫》，本章主要译介了唐代两位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抒情诗作。第九章《唐诗的后期趋势》，本章主要选译了王维和寒山的佛禅诗，如王维《过香积寺》《竹里馆》等，以及《寒山诗》四首。中唐诗人主要译介了韩愈和白居易的诗作，晚唐诗人则主要译介了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歌。第十章《宋朝诗歌》，本章主要译介了梅尧臣、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等诗人的抒情诗作。

此外，华兹生的译诗集《杜甫诗选》《苏东坡诗选》《白居易：诗歌选集》《一位率性的老人：陆放翁诗歌散文选》等译诗集中抒情诗所占的篇幅也不少，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1.3 华兹生注重选译有民族特色的诗歌

大凡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歌，因其异质性特征，对域外读者而言吸引力也较大。因此，在文化交流中具有较高价值和意义。在《早期中国文学 》和《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十三世纪》两本书中，华兹生着重译介了最能反映中国民族特性的民歌，如《诗经》中部分民歌生动鲜活地描绘中国北方下层人民的爱、恨、离、愁。《楚辞·九歌》中的《河伯》《山鬼》《云中君》等部分诗歌反映了中国南方巫神文化的特质。《中国抒情诗：从二世纪至十二世纪诗选》继续了这一选本特点，如选译与《诗经》中民歌一脉相承的诗歌，如《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民歌与仿民歌》，以及中国山水诗、咏怀诗、田园诗、友情诗、爱情诗等。这些诗歌都极具中国民族特色，深刻地揭示了古代中国人的情感。

最能反映华兹生注重选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诗歌选本倾向的两个代表性译作是《中国赋：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诗》与《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百首》。《中国赋：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诗》 聚焦于中国诗歌中一种特有的诗歌形式：赋体诗。中国赋体诗以“不歌而诵(不配乐歌唱而朗诵)”的方式叙事状物，体物写志，远袭《诗经》赋颂之传统，近承《楚辞》之华美，兼采诸子各家纵横捭阖之文风，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篇内韵文一般通篇押韵，而篇内散文句式飘逸，虽无固定之格式，类似散文，但更近于诗，被视为古诗的一个流别。建安至六朝时期尤推崇赋体诗，而汉赋则是汉代最富时代文学色彩的代表性文学形式。可以说赋体诗是中国古代独创的诗体形式，在西方无与之相近的文体。华兹生选译汉魏六朝时期的赋体诗一方面表明他对汉魏六朝赋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中特定地位的清晰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他对中国特有诗体赋体诗的重视。该书共16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对赋体诗进行详细的介绍。第二至十四部分依次译介了宋玉的《风赋》、贾谊的《鹏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潘岳的《闲居赋》、木华的《海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谢惠连的《雪赋》、庾信的《小园赋》。这13篇赋的译介让西方读者可以通过具体文本了解赋的特点。第十五部分，《赋体诗的早期批评》，其译介作为该书附录I，可以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人对赋的认识。第十六部分，《荀况的两篇赋》，其译介作为附录II，放在书末，可以让西方读者欣赏到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赋名篇的文学作品《荀子·赋篇》中(第一篇和第四篇)两篇早期赋体诗，从而使其感受中国早期赋体诗的面貌特征。从本书的编排结构可以看出译者颇具匠心，对中国赋体诗的推广颇有策略，这就不难理解该书在西方何以大行其道的原因。

华译唐代诗人寒山《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百首》共选译寒山诗作一百首，约占寒山诗作的三分之一，体现了译者对中国禅诗的喜爱与对中国禅文化的重视。中国佛教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道文化相激相荡的产物，对中国文学、艺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禅入诗是中国早期诗歌的一大特点，颇具中国民族诗学特色。这一特点在王维、寒山等信奉佛教的诗人或诗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禅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禅理诗，内有一般的佛理和禅宗所持的教义；第二类是反映僧人和文人修行悟道生活的诗，如山居诗、佛寺诗和游方诗等，表达空澄静寂、超凡脱俗的禅境和心境。王维、寒山的诗多为山居诗。华兹生在封底上介绍了该译本时写道：“寒山诗涉及的主题很广，既有对人生苦短的伤感，也有对贫困、贪婪的抱怨……还有对自然世界与山林幽居无与伦比的描写”(Watson:1962:back cover)。读寒山诗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汉魏六朝时期的隐逸诗、山水诗、咏怀诗。华兹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诗学传统。他在该书的译序中以这样的方式介绍寒山诗：“寒山诗作完全属于中国诗歌传统，他的语言反复回荡着中国早期诗人诗作的余音，尤其是六朝时期隐逸诗人的诗作。”(Watson: 1962:12)中国古代的隐者既受道家返璞归真，遗世高蹈的影响，也受儒家天下无道则隐的鞭策，还受佛家自我消解、空灵静寂的引悟。读寒山的诗作，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释、道、儒三股文化渗透在诗的字里行间，充满独特的文化魅力。

华兹生的译作《中国赋：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诗》《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百首》等译作折射出华兹生注重选译民族文化特色诗歌的选本特点。

1.4 华兹生参照底本的多元化

华兹生的译诗集在西方颇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选本时参照底本颇具多元化、国际化视野。他不仅参照中文底本，还参照日译本、英译本，甚至法译本等其它语种的译本，充分体现他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译诗精神。在接受巴尔克(John Balcom)的一次访谈中，华兹生强调说：

因为我经常提到查阅了汉语文本的这个或那个日译本，有些人可能认为我是从日译本转译过来，而非从汉语原文翻译过来。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汉语评论家通常只解释诗歌或段落的难点和典故，但不对诗做整体性的解读。日本评论家因为是写给母语非汉语的读者看的，因此，其解读更为全面透彻。我接受我能得到的各种不同解读。

(Balcom，2014)

可见，华兹生对汉语诗歌的各种解读和注释是兼容并包的。这种对不同译注版本客观包容的态度有利于他在译诗选本时做出更好的选择，从而提高其译诗的质量和可接受性。

华兹生译诗选本的多元化、国际化视野在其译著的“译者注”中反映出来，如在《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百首》的“译者注”中，华兹生对以下译注给他带来的帮助表示感谢，如名古屋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吉川幸次郎(Yoshitaka)出版的关于寒山诗的著作，入矢义高(Iriya)送给他的《中国诗人诗作选》，内有寒山身份介绍，126首日译寒山诗，以及详尽的注释。华兹生从中挑选了几十首作为翻译参照底本。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译的72首寒山诗，加里·施耐德在《长青评论》(EvergreenReview)上发表的寒山诗译作，华兹生也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作为翻译底本。此外，他还参照了1957年《通报》(T’oungPao)上华裔学者吴其昱发表的《寒山研究》，以及霍克斯(David Hawkes)发表在《美国东方社会学报》上的译作与汉语原文，等等。

华兹生的译作《苏东坡诗选》则以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小川环树的两卷苏东坡诗作日译本为选本基础，还参考了林语堂的《快乐的天才》，克拉克(C.D. Le Gros Clark)的两卷苏东坡赋体诗译本《苏东坡选集》，王红公(Kenneth Rexroth)的译著《一百首中国诗》中的25首英译苏诗。此外，他还参照了《中国文学》杂志上的34首匿名英译诗歌。华兹生在“译者注”末尾着重提到了清代学者王文诰的版本《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称其为一部著名且详尽的著作，诗歌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对理解诗人生活和文学成长颇具价值。华兹生的译诗也是按这种顺序排列，其影响显而易见。

总的说来，华兹生译诗选本时参照的底本多。一般说来，单个诗人的译诗专集，如《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百首》《一位率性的老人：陆放翁诗歌散文选》等，华兹生一般撰写“译者注”，说明具体参考的底本和文献。而一般综合性的译诗集，如《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早期到十三世纪》《中国赋：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诗》等则一般撰写“参考文献”，明示其参照的译本和资料。阅读华兹生的“译者注”“参考文献”可以发现其用功之坚、涉猎之广，既有中国国内及港台的文献资料，也有日本、欧美等汉学家的文献和译作，颇具多元化、国际化的视野，反映了华兹生“译不惊人誓不休”的翻译精神和风貌，这也是我们向国外读者推广中国文化时应该学习和秉持的翻译态度。

2 华兹生译诗选本与中国文化传播

接受美学认为“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的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胡经之，2003：408)。华兹生注重选择名人名作，如李白、陶渊明等人的诗歌，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诗人的诗作在西方已有一定的影响，西方读者对此已具有一定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易为他们所接受。另一方面，当然也与名人名作的上乘美学品质有关。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文化应该从这些有一定接受基础的诗人诗作开始，从名篇到非名篇，从重要的诗人到次重要的诗人，逐渐推进，不断挑战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缩小“熟识的先在经验与较陌生作品接受所需求视野变化之间的距离”(胡经之，2003：409)，达到逐步推广中国文学的目的。此外，以名篇为主的选本策略，也便于塑造中国诗歌文化的初步形象。如果再辅之以非名人名篇，就可以达到逐步深化西方读者对中国诗歌的整体认识，从而避免其一叶障目、见木不见林的诗学误读。

华兹生选译的爱情诗、友情诗、咏怀诗、乐府民歌、山水诗、田园诗等抒情诗，抒发的是人类普遍的情感，因诗歌本身较高的普适性，不管放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为他的译作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华兹生选译寒山的禅诗，回应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反越战、反种族主义、反现代技术社会的文化诉求，为嬉皮士所接受所推崇，为中国禅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美国诗人列恩费斯迪(James Lenfestey)的诗集《一车诗卷：仿唐代诗人寒山诗百首》就深受华兹生译本的影响。他宣称华兹生优美的寒山译诗打动了他，不仅让他欣赏到了美丽的寒山之歌，而且给他带来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胡安江，2009:80)。华兹生选译的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诗体-赋体诗《中国赋：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诗》在西方也产生广泛影响。据香港大学中文系何沛雄教授就赋体诗在西方的传播所做的研究《读赋拾零》表明，华兹生是译介赋体诗最多译者之一。他1971年出版的《中国赋：汉魏六朝时期赋体诗》一书是继法国学者高马理(G. Margoulies)之《文选中之赋》一书问世以来，独步英译赋体诗之林的代表性译作(孙晶，2004:8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该书选入中国系列代表性作品，美国教育机构将其作为本科生通识教育的教材，进一步彰显了华兹生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无国界”“科学无国界”，好的诗歌也无国界。华兹生侧重选择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歌，较精确地把握了中国诗歌中的优秀民族文学特质，因而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同。

3 结语

华兹生的译本在美国走上讲台，成为大学生的通识教材，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为世界各大图书馆所收藏，被用作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华兹生能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与他的选本策略不无关系。华译《杜甫诗选》被中国《大中华文库》选为向西方读者推广中华文化的典籍译作之一。熊治祁先生在该书《前言》中称华兹生为“当代最出色的一位翻译家”，“他英译的《杜甫诗选》译笔流畅、通俗易懂，便于一般读者接受”(华兹生，2009：25)。华兹生的译作得到了原语国学者的认可，其考究之选本、上乘之译笔以及严谨之译风值得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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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娟，女，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责任编校：肖 谊

A Study of American Sinologist Burton Watson’s Selection of Chinese Poetry

LIHongluZHAOJuan

American contemporary sinologist Burton Wats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poetry translation, which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in the west and become the essential reference books for the readers. The investigation on his translation shows that his selection of the Chinese original poetry is imbued with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placing particular emphasis on famous pieces, attaching special importance to Chinese lyricism and poetry with Chinese ethnic flavor, bearing international consideration, and so 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indicate that Watson’s selection accurately grasp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poetry, but also improve the acceptability of his translati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Hence, Watson’s methods of selecting the Chinese original are instructiv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est.

Chinese poetry; acceptability; selection of original poems; culture spreading

H315.9

A

1674-6414(2017)04-0100-05

2017-04-26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选择与适应：华兹生禅诗英译的生态翻译研究”(16YBA308)阶段性成果

李红绿，男，怀化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