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丹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跨越重洋的凝视
——中国当代朦胧诗在美国的翻译与研究

谢丹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中国当代朦胧诗的诞生伴随着诗人主体意识和担当意识的觉醒，它通过个体丰富的情感历程向西方学者呈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它在困顿中徘徊，曲折地隐喻了一段尘封的历史遭际，折射出真挚的现实情怀与可贵的审美价值。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朦胧诗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化乃至社会的时代变迁，记录了一段关于青春和迷茫的“自我”成长史。本文旨在梳理朦胧诗在美国的翻译与研究概况，重点呈现美国研究中的独特视角和潜在动因，为朦胧诗在美国乃至英语世界的研究坐标系中确立位置，也期待为中国当代诗歌自身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当代朦胧诗；美国翻译研究

将中国当代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是近十年来学术界常谈常新的话题。从大陆和台湾移居到美国的学者，如王德威、赵毅衡、刘禾、张英进，带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古典诗歌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诗歌在美国的研究成果虽不算丰硕，但事实上，无论是华裔学者还是本土诗评人都颇为推崇它对世界文学的贡献。美国学界将中国当代诗歌作为透视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社会的一扇窗户，美国学者们对当代诗歌的研究，构成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汉学界备受关注，成就了20世纪初中美两国的文学姻缘。美国学界大规模研究中国诗歌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诗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80年代之后。就第一阶段而言，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对这一时期萌芽的美国新诗运动及诗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量的古典诗歌被译介到美国，掀起了研究热潮。重要的汉诗英译作品如庞德译的《华夏集》(Cathy)、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 1874—1925)译的《松花笺》(Fir-FlowerTablets)等作品，共同演绎了中美诗歌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到了第二阶段，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旧金山文艺复兴在美国风靡一时，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中国诗歌，连同其他边缘文化都被吸收入美国诗歌中”(钟玲，2003：6)。美国许多重要诗歌派别的领衔人物都对古典诗歌里的文化元素情有独钟，不少美国学者翻译了中国的隐逸诗：如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1926—)翻译了陶渊明的诗,史奈德(Gary Snyder, 1930—)翻译了24首寒山诗(ColdMountainPoems)，这些译文成为美国诗人汲取灵感及丰富体验的材料，中国诗学也渐渐成为他们诗观的一部分或成为他们诗作背后的创作理念。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不但变成美国大众接受的事物，而且成为风靡一时的时尚。史奈德延续了前一时期的翻译与创作，在1999年出版的《史耐德选读：散文、诗歌与翻译1952—1998》(TheGarySnyderReader:Prose,PoetryandTranslations1952—1998)里共收录了孟浩然、王昌龄、王维、刘长卿等诗人创作的15首绝句，后面还附上了史奈德自己写的唱和诗《在枫桥》。

由于中美诗歌长达一个世纪的频繁交流和美学磨合，中国诗学在美国文化土壤里呈现了多重风貌，形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相得益彰的共生景观，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磨合沟通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当美国学者在对古诗韵律与意象的惯性期待中遇到当代诗歌时，强烈的陌生感必然催生出别具一格的研究视角。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系教授奚密(Michelle Yeh)在谈到自己为什么热衷中国现当代诗歌的研究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它们不是古典诗歌。”(Yeh, 2008:25)在她看来，对于美国学者而言，阅读现当代诗歌的障碍在于他们的惯性期待；而对比古典诗歌，当代诗歌本身折射出的“陌生化”图景恰恰诠释其蕴涵着独特的研究价值。

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当代诗歌英译本中，朦胧诗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朦胧诗在当代中国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1978年，中国当代社会在经历了一场断裂之后再度开始了一次深刻的转变，文学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转型之初承担了特殊的使命，当代诗歌也在一片文化废墟之上开始了艰难的复活。北岛、芒克创办了《今天》杂志，它以人道主义的启蒙精神和对历史的严正审视为特点，意味着一种新生的诗歌异端力量开始悄悄地介入当代诗歌的美学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前十年间酝酿的地下诗歌潜流已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诗歌潮流。“今天诗群”里的诗人包括北岛、江河、多多*哪些诗人可以看作“朦胧诗人”，不同的文学史看法不同。一般而言，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被认为是“朦胧诗”最主要的代表，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再版的诗集《朦胧诗选》加入了食指和多多的诗篇。本文旨在呈现朦胧诗歌在美国的翻译与研究，因此依据美国学者的划分，将多多归为“朦胧诗人”。、舒婷、顾城、杨炼，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一代诗坛新秀的崛起。以《今天》为代表的“新诗潮”诗歌在出现之初就备受争议，1980年《诗刊》发表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批评“新诗潮”诗歌晦涩、怪癖，“朦胧诗”的命名也由此而来。不可否认，“朦胧诗”本身包含着“朦胧”的时间定义。80年代后期随着“地下诗歌”不断被发掘，“朦胧诗”的概念也随之扩大，上限可追溯至“文革”期间，下限又延伸至朦胧诗人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结合美国学界的看法，本文的“朦胧诗”专指主要“朦胧诗”代表诗人在70年代“地下诗歌”创作时期至80年代中期的创作。朦胧诗的创作主体都是“文革”中的一代红卫兵和知青，他们经历了一个从疯狂到觉醒、从盲目到怀疑、从失落再到寻找的生命历程，共同的文化背景、成长道路和人生体验赋予了他们鲜明的代际文化特征。他们以对空洞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解构，来重新建立个体的话语空间，从而延续了中国新诗内部的现代主义传统，再度将中国诗歌置于世界的视野中。旅美香港学者郑树森(William Tay)(1989：466)以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为例，引证出很多朦胧诗“完全可以置于1949年以来中国最好的诗篇之列”，认为它们“存在着个人感情的抒情核心和叙述进程之间的平衡。”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曾发表论文《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戏曲、诗歌在海外的翻译与流传，在诗歌方面重点阐述了朦胧诗人在西方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地位。在英语世界的背景下，朦胧诗人的创作备受瞩目。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出版社都曾出版杨炼诗集的英译本。截止到2016年，北岛共有13部英译专著在海外出版，这两位诗人成为海外汉学研究中无可非议的诗歌“宠儿”。此外，还有许多朦胧诗人的诗集也受到西方研究界的青睐，如舒婷、顾城、多多的诗集都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这些朦胧诗人的代表作品也被纳入了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范畴。

1 翻译与研究概况

从海外翻译与出版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朦胧诗人都出版了英译诗集。北岛的《距离的形式》(FormsofDistance)、《零度以上的风景》(LandscapeOverZero)、《旧雪》(OldSnow)等英译诗歌专辑在美国出版发行。美国诗人、翻译家大卫·亨顿(David Hinton)是北岛诗歌的主要译者之一。布朗大学教授约翰·加利(John Cayley)以细腻的语言参与翻译了多多的诗集《从死亡的方向看》(LookingOutfromDeath)中高亢而又有点超现实主义的诗歌。美国翻译家托尼·巴恩斯通与中国台湾学者周质平(Chou Ping)合作翻译舒婷的诗歌作品，译文引人入胜而精致优雅。此外，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英译诗歌汇集也收录了数量可观的朦胧诗歌，如美国翻译家爱德华·莫兰编译的《红色的杜鹃花：中国“文革”以来诗歌选集》(TheRedAzalea:ChinesePoetrySincetheCulturalRevolution)和巴恩斯通《来自暴风雨：中国新诗》(OutoftheHowlingStorm:TheNewChinesePoetry)等诗集翻译了几位主要朦胧诗人的作品。唐纳德·芬科尔(Donald Finkel)在《破碎的镜子：中国民主运动诗歌选》(ASplinteredMirror:ChinesePoetryfromtheDemocracyMovement)里收录了北岛、多多、顾城、江河、舒婷、杨炼等朦胧诗人的诗歌，这位美国诗人的译文不只是“意译”，有时还在中国合译者的帮助下，添加原作中没有的内容。由森·格尔顿(Sean Golden)和朱志瑜负责、集体翻译的《顾城诗选》(SelectedPoemsofGuCheng)，也做到了优雅而准确。这部诗选收入的诗歌既有代表性，又很广泛，包括了顾城的三部诗集，并且对他个人情况以及其蒙太奇式语言提供了诸多信息。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和用英语发表研究成果的旅美中国学者对当代诗歌的海外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扩大了当代诗歌的海外影响力。他们面向美国读者、美国市场传播中国文化，丰富了美国学界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既包括美国汉学家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美国诗人、剧作家蔚雅风(Afaa Michael Weaver)、太平洋路德大学人文学系教授、诗评家魏朴(Paul Manfredi)、美国柯盖特大学副教授江克平(John A. Crespi)等，还包括不少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如美国康尼狄克州立学院东亚系教授黄亦兵、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系教授奚密(MichelleYeh)等，他们扩大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海外传播阵营，为中国朦胧诗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颖的视角。奚密于1992年翻译和编选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主要收入朦胧诗人和后朦胧诗人的作品，她对中文现当代诗歌的来龙去脉、现实处境烂熟于心，在翻译时展现了自己敏锐的文学洞察力。美国高校设立的研究中心也推动了中国朦胧诗的翻译和传播，如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资源研究中心(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不仅刊登了新近翻译的中国当代诗歌作品，而且搜集了许多学者关于朦胧诗研究的宝贵材料；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芝加哥大学教授苏源熙(HaunSaussy)以及奚密合办的《中国文学》杂志，曾刊登朦胧诗研究的最新成果。由孔慧怡(Eva Hung)等学者编辑的简装本中国诗歌翻译系列丛书在美国销售，其中包括舒婷、顾城、杨炼等朦胧诗人的英译本诗集。此外，美国许多小出版社再版或重新翻译了不少朦胧诗作，包括多多、芒克的一些作品。

徘徊挣扎于“传统”与“现代”两难境地的中国当代朦胧诗，记录着中国现代历程中的“喧哗”和“骚动”。在美国研究的视阈里，诗歌里隐喻的历史创伤以及诗人“被放逐”的内心感受、“自我”的觉醒及其中所蕴含的乌托邦情怀是朦胧诗所呈现的关键元素。

2 历史下的回忆与创伤

中国当代诗歌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1949年以后，许多诗人移居香港和台湾，他们的创作风格与大陆诗人的创作大相径庭。当香港和台湾的诗歌将关注点放置在政治之外时，大陆诗歌却不断暴露在政治、历史的强光灯之下。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少诗人背负着历史创伤，先后到异域寻求自己的创作空间。这些诗人包括北岛、多多、顾城、杨炼，他们的身上都被贴上了“放逐”的标签，这一特性使他们迅速获得了国际声誉。这些诗人“将脸朝向了过去”(Huang,2007:16)，将过去的残骸堆积起来，“描绘了历史的拐角”(Huang, 2007:16)。以北岛、多多为代表的朦胧诗人将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创伤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演绎，他们的诗歌诠释了一段衰败的历史。诗歌里隐匿的历史创伤和集体记忆满足了美国研究界窥探中国当代社会的好奇心，历史回忆里的救赎、诗人们对废墟时代与废墟文学的思考成为美国学者接近中国当代历史、文化的独特途径。

在朦胧诗人中，多多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原名粟世征，1951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独特的诗人创作生涯开始于1972年，此时，他所处的诗歌氛围也由早期的政治狂热转向70年代新兴的地下诗歌创作，他被视为“第一位有意识并成功地洞察自己所处的历史语境，并将历史瞬间与当下现实相联系的中国诗人”(Huang, 2007:21-22)。这位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不速之客”，在国内诗歌研究中与北岛、舒婷等读者耳熟能详的朦胧诗人相比，似乎徘徊在“正统”朦胧诗的边缘。然而在美国，多多诗歌凭借紧凑、晦涩的意象，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美国康州学院东亚系教授黄亦兵认为，多多漂泊在“革命性”和“现代性”之间，他的诗歌并没有表现具体的历史事件，相反，只是形成了一个“时间流”，它混杂了过去、现在的瞬间和未来的想象，展现了现代性历程里一段衰败的历史。如果说“朦胧”暗示着“半透明”的状态，那么在美国学者看来，多多的诗歌失去了“朦胧”的基调，缺乏对光明的遐想而呈现绝对的晦暗。他的诗歌拉开了一段黑暗历史的帷幕，在不少诗作中，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奈“地下人”的角色，徘徊在漫长的黑夜里。“地下人”是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母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里现代性的进程与堕落的经历如影随形，多多的诗歌同样展现了漫长的黑夜里人们的精神世界。当历史像“夜”一样成为一代人记忆里无法祛除的阴影时，诗歌的语言和形式成为释放自我的最佳方式。

多多的诗歌书写着看似无望的赌博。在诗歌《夏》里，多多写道：

The sun has already scaled the wall and fled like a martial arts master/ Leaving behind the youth, facing the melancholy sunflowers.(Duoduo, 1989:35)

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留下少年，面对着忧郁的向日葵。(老木，1985：385)

在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诗歌中，太阳与向日葵意象的并置往往意味着毛主席与年轻人的关系。但在这儿，“太阳”已经逾墙而走，只留下少年，面对着忧郁的自我。美国学者认为，“太阳”的神圣密码已经被诗人破译，少年的忧郁是伪理想主义破灭后的茫然与无措，他必须面对也许不再永恒真实的“太阳”。在多多另一首以“太阳”为关键意象的诗歌《致太阳》里，虽然“太阳”的光辉遍布“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生命的灵魂，但是在诗的末句：

You create, rising in the East/ You are unfree, like a universally circulating coin!(Duoduo, 1989：43)

你创造，从东方升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多多，1989：981)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颂歌，多多却在结尾处笔锋一转，开始大胆质疑“太阳”无所不能的权威，同时也展现了历史中的一丝无奈。实际上，诗人的真正目的不在于解构权威，而在于描摹个体艰难生存的历史环境，他将残酷的现实一层层地剥开，展现了一段颓废的历史。

20世纪初，在文学巨匠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狂人绝望的呐喊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孕育了一个伴随着幻想与疯狂，不受传统浸染的纯粹个体，但是狂人的无奈为个体曲折的成长历程埋下了伏笔。70年代的中国与传统、世界相疏离，从而使当代诗人负载着“孤儿”的身份属性。他们没有从此前的主流革命诗歌中汲取创作灵感，也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土壤里获取营养，因此，成为文学的“孤儿”。在多多的诗歌《祝福》里，在疏离、荒凉氛围的烘托下，诗人在与祖国的告别中，将中国比喻成“历史的孤儿”：

From that superstitious moment on

The motherland was led away by anotherfather

Wandering in the parks of London and the streets of Michigan

Staring with orphan’s eyes at hurried steps that come and go

And again and again stuttering out old hopes and humiliations

——Blessing(Duoduo, 1989：22)

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

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

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

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

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

——《祝福》(Duoduo, 1989：98-99)

在一段动荡的历史里，“祖国-孤儿”的比喻印证了诗人心中“个体-孤儿”的投射。他以个体的经历与体验感受着故土在荒谬历史里的遭遇，他在超验的、扭曲的历史画面里展现个体的经历，在历史里孤独而执着地寻求纯粹的个体，却痛苦地发现，自己像“祖国”一样被放逐，找不到完整的自我。中国的现代性个体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浸染着国家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个体因为历史的原因，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国家烙印，国家是个体得以实现的前提。在放逐与疏离的感怀之下，多多将祖国比喻为“孤儿”，正是他内心寂寞无根的写照，也抒写了“历史孤儿”的一段内心独白。在美国汉学家眼里，这首诗所展现的非同寻常的经历与波德莱尔诗里投射的19世纪西方社会现实有许多暗合之处，多多将无名的个体与动荡的历史并置在诗歌里。在诗中，不仅无名的个体在历史里迷失了方向，就连“祖国也被另一个父亲领走，”流浪于“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成为西方视野里无助的孤儿形象。祖国被世界所放逐的意象是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多多将想象的维度推向了陌生而遥远的国度，其中透露着个体隐隐的无奈和绝望。无论研究中国历史还是探讨沉浸其中的个体，多多诗歌里的画面符合了美国研究中“窥探隐私”(Yeh, 2008:10)(Western Voyeurism)的心态，因此诗中的政治隐喻在某些论述中被无限夸大。

如果说多多的诗歌展现了个体成长历程里消极的一面，那么“文化私生子”则在北岛的诗歌里展现出一种浪漫的英雄姿态，他在诗歌《同谋》里写道：

We are not guiltless

Long ago we became accomplices

Of the history in the mirror

——Accomplices(Beidao, 1991:89)

我们不是无辜的

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

同谋，等待那一天

——《同谋》(北岛，2003：45)

与多多的诗歌相同，北岛的诗歌在字里行间流露着自我被历史遗弃的痛苦，在历史的歧途里个体的命运同样是悲剧性和毁灭性的。但是北岛宣称个体“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为个体的命运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不管是无法从历史里逃离的黑色命运，还是在荒谬历史里模糊呈现的自我认同，当代诗歌为美国学者提供了探寻中国当代历史与个体关系的一种途径。

在美国学者的视野里，朦胧诗为生活在一段黑暗历史中的个人创造了一个联结的生存背景，使个体的挣扎、苦难、分裂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历史在个体的记忆里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印记，诗歌里呈现的历史伤痕成为美国学者透视中国一段历史的窗口。与此同时，新生个体的成长历程被西方学者比喻为一部“孤儿”的历史。在“文化私生子”命题的涵盖之下，“新生儿”“孤儿”“私生子”之间的冲突与张力都成为美国研究中的关键词。

3 个体言说与自省意识

“个体性”研究是美国研究视角的另一个重要表征。如果现代小说对于20世纪西方来说是改变或挑战的代名词，那么当代朦胧诗则预示着中国文化内核的重大转变。它的兴起伴随着个性的觉醒，并产生了与美国诗歌遥相呼应的精神内涵。由于历史语境的转变，朦胧诗登场之初就开始寻找独特的个体言说方式，精确地传达个人化的经验。奚密在论文《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TheCultofPoetryinContemporaryChina)中提到：“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Yeh, 1998:188)伴随着70年代末《今天》杂志的诞生和朦胧诗派的崛起，中国当代诗歌以口语化的、看似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个人情思，并以个体的方式，传达个人的情感体验和思想认知，这种对“现代性”精神的集体性追寻在诗歌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当代诗歌里“自我”的苏醒成为美国研究关注的重心，朦胧诗中对于个体的探求与开拓也引发了美国学界的关注。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朦胧诗“源于个体经历的压抑和幻灭”(Crespi, 2008:167)，它以现代主义为趋向，变革了当代诗歌的审美意识和诗歌观念。“自我”在朦胧诗中的出现是当代诗歌的一个巨大变革，长期以来被空洞的国家话语笼统着、被大我所遮蔽的个体终于回到了诗人的笔下。在一些美国研究者看来，从历史里衍生出的自我意识和乌托邦梦想，抵消了政治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如精神分裂、非理性和疯狂。因此，乌托邦梦想成为朦胧诗里与“个体”休戚相关的命题。既然乌托邦是个体企望到达的梦想彼岸，那么诗歌里的个体面临着双重选择：一种是以理智的、平静的视野接近乌托邦，另一种则是以消极却疯狂的视野抵达乌托邦，个体在积极或消极、理智或疯狂中实现自我的救赎。

在个体回应历史的方式里，北岛的《回答》是最发聋振聩的：

Debasement is the passport of the base

Nobility is the epitaph of the noble

Look at the gold-plated sky

Filled with thedriftingrippled reflections of the dead.

The Ice Age is over,

Why then are there ice peaks everywhere?

利用活性污泥，在好氧条件下对氧化塘的水进行深层次的脱氮除磷和降低COD的处理，经过此系统作用的污水基本能达到排放标准。在池内预先培养适量的活性污泥，活性污泥与废水在反应器中发生反应，降解有机物废弃物，增殖微生物细胞，将微生物的细胞物质与水沉淀分离。该处理过程包括去除与吸附、微生物的代谢、絮凝体的形成、絮凝沉淀形成等过程。

The Cape of Good Horn has already been discovered,

Why then do a thousand sails compete on a DeadSea?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在全诗的开头，诗人仿佛一个冷静的解剖者，一笔一划地展现历史在个体身上留下的创伤。从开头惊世骇俗的警句过渡到“冰川纪”已经过去的日子，诗人呈现了从过去指向现在的记忆，“为什么”的诘问以时代觉醒者的视角进一步揭示了历史的荒诞性。对于大多数美国读者来说，诗歌里的关于“历史”与“记忆”的隐喻是模糊不清的，诗所指的具体时间地点也并不确定，但是诗篇所提供和凝结的情感远远超越了对具体政治事件本身的立场表态，是作为一代人觉醒之后抗争和叛逆的“墓志铭”，因此北岛所呈现的鲜明画面和义无反顾的语气很容易引起美国读者的共鸣。诗人以决绝的叛逆者姿态回答：

I don’t believe the sky is blue

I don’t believe in thunder’s echoes

I don’t believe that dreams are false

I don’t believe in death without retribution

——TheAnswer(Beidao, 1991:33)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回答》(北岛，2003：7)

“我——不——相——信！”是反叛的呐喊，它第一次表达了对政治时代偶像的怀疑与抗争，对暴力权威体制和意识形态秩序的公开挑战。从食指的“相信未来”到北岛的“我不相信”，这其间完成了一个历史的跨越，因此，后者的震撼力量也使美国学者将关注点投射在中国诗歌里重获新生的自我。在这里，“我”不仅是历史的叙述者，而且生活在孤独和自由的两极。“我”希望在一个反叛的空间里建立新的秩序，在那个世界里，“天”不是“蓝的”，“梦”也不是“假”的，而“我”则代表了普遍人性的独立价值观。像西方诗歌里的“我”一样，朦胧诗里的主人公在全诗中拥有了统摄性的地位。“我”以悲剧性的生命抗议使诗歌恢复了自身的尊严，朦胧诗以激烈的反叛姿态跨越了历史造成的断裂，使诗歌再度向现代性进发，从而赢得了西方世界的目光。

与《回答》不同，诗人多多在诗歌《里程》里展现了个体在成长历程中的另一种选择：

A wide road attracts the very first direction that makes you dizzy

That is your staring point. Clouds envelop your head

And prepare to give you a job

That is your starting point

That is your starting point

(…)

You are a wrinkled broad bean in a strong storm

You are achair ,belonging to the sea

You must read anew, by the seaside of mankind

To seek yourself, on a journey of knowing yourself

The northern snow is your road

The flesh of your shoulders is your food

Ah traveler who will not look back

Of all you findcontemptible,nothing will ever vanish

——Milestones(Duo Duo，1989：101)

一条大路吸引令你头晕的最初的方向

那是你的起点。云朵包住你的头

准备给你一个工作

那是你的起点

那是你的起点

……

你是强大的风暴中一粒卷曲的蚕豆

你是一把椅子，属于大海

要你在人类的海边，从头读书

寻找自己，在认识自己的旅程中

北方的大雪，就是你的道路

肩膀上的肉，就是你的粮食

头也不回的旅行者啊

你所蔑视的一切，都是不会消逝的

——《里程》(多多，1989：100-101)

这首诗歌抒写了一段自我成长之旅，而在诗的最后，诗人笔锋一转，“头也不回的旅行者啊/你所蔑视的一切，都是不会消逝的”，暗含了个人所承载的过去将始终滞留在他们的血液里，而个体终将回过头来，傲慢地审视这段无法抹去的历史。因此“直面历史的惨淡”是朦胧诗中的个体吹响的第一支号角，也宣告着个体开始在历史里确定自己的存在价值。诗人把个体的自我从当代诗歌“国家”和“人民”的笼统概念中解放出来，这里的“你”不再是为阶段代言的“我们”或“你们”，而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在这个前提下，诗歌重新获得了个人的话语权力，从而在建构个人话语空间的抒写中，把个人的生存经验转化为对普遍经验的把握，在“寻找自己”“认识自己的旅程中”风雨兼程。因此，在朦胧诗人的创作下，诗歌重新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价值和想象方式的自足世界，朦胧诗人将自我放置在与西方诗歌语境互通的空间里。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多多以一种看似消极的方式来展现个体的精神磨难：“你所蔑视的一切，是不会消逝的。”在一段颓废的历史里，个体试图以摆脱历史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救赎，自我从一开始就渴望与历史相疏离。在多多看来，个体在历史里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诗歌字里行间里抒写着自我觉醒之后的无奈，因此，个体逃离历史的欲望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愈发显得疯狂而无助。

黄亦兵在专著中提到，作为多多诗歌最早的英语翻译家之一，学者利大英(Gregory Lee)认为，多多的诗歌写于“恐惧”和“压抑”的时代氛围，展现了一个时代噩梦般的回忆。他的诗歌里包含着非理性或疯狂的因子，“在他的激情背后隐藏着小心翼翼的诗意表达，同时也潜藏着受抑制的歇斯底里”(Huang, 2007:54)。在多多的诗歌里，虽然个体生活陷入历史的泥淖里，无法逃离，但是他们依然执着地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寻求自我认同和个体解放，他们等待的既是终点，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因此，多多并不否定个体的反抗，他只是以一种反省式的姿态观照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并通过一系列惊悚的意象展现历史里噩梦般的暴力，以另一种“歇斯底里”的方式诠释诗歌里的乌托邦理想，以消解乌托邦的方式来抵达梦想的彼岸。

奚密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Yeh，1998:188)。毫无疑问，朦胧诗打破了“大多数”的沉默，发现自我、重塑自我和寻找自我成为当代诗歌特别是朦胧诗非常普遍的思想表达。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使西方学者以“乌托邦”的构想来分析诗歌中个体的命运和选择，以沉郁冷静、消极疯狂的视野来诠译当代诗歌里的彼岸世界。

4 结语

对中国当代朦胧诗的翻译与研究不仅是西方世界窥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一扇窗口，也为解读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独特的阐释。如果说中国诗人借用诗歌承担对当代文化精神的思考、批判与构建，那么美国学界则凭借诗歌窥探中国30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审视一个民族陷入文化危机时，试图找回自由、独立的人文精神的历史。吸引西方学者和普通读者的是朦胧诗里蕴藏的被历史放逐的个体情感、对主流话语意识形态的疏离和反抗，以及历史性场景之下的个体存在。通过朦胧诗在美国学界的研究趋势，以外位性的视角观照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可以加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沟通对话的能力。但不得不承认，从某些方面来看，美国研究与国内研究的关注点存在某种意义上的“错位”：进入21世纪，在中国已经“过气”的朦胧诗研究在美国依然收获不少关注。美国学者以窥探隐私的心态，试图通过诗歌，打开了解中国当代历史、政治、文化的窗口，通过饶有兴趣地解读隐匿于诗中的历史语境来建构想象中的中国，因此形成了许多相对片面的理解。甚至有不少西方学者将朦胧诗简单地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动，对诗歌文本自身价值却置若罔闻，在这样的解读下，朦胧诗不可避免地遭到各类政治解读的无理“绑架”，自身的审美价值也大打折扣。因此对于美国学界研究成果的借鉴意义，我们也需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坚持自身的价值判断。

Barnstone, Tony. 1993.OutoftheHowlingStorm:TheNewChinesePoetry[M]. Wesleya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Donald,Finkel. Trans. 1991.ASplinteredMirror:ChinesePoetryfromtheDemocracyMovement[M].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Press.

Crespi, John A. 2008. Poetic Memory: Recall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oems of Yu Jian and Sun Wenbo[G]∥NewPerspectivesonContemporaryChinesePoet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Duo, Duo. 1989.LookingoutfromDeath:FromtheCulturalRevolutiontoTiananmenSquare[M]. Trans. Gregory Lee and John Cayley. London: Bloomsbury.

Huang,Yibin.2007.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ture:FormtheCulturalRevolutiontotheFutur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in, Julia C.1985.EssaysOnContemporaryChinesePoetry[M].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Yeh, Michelle.1998. The Cult of Poetry in Contemporary China[G]∥ChinainAPolycentricWorld:EssaysinChineseComparativeLiterature. Yingjin Zhan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eh, Michelle. 2008.There are no Camels in the Koran: What Is Modern about Modern Chinese Poetry[G]∥NewPerspectivesonContemporaryChinesePoet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北岛. 2003. 北岛诗歌[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多多.1989. 里程：多多诗选1973—1988[M].北京：今天编辑部.

洪子诚.2013. 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老木编选.1985. 新诗潮诗集[M].北京：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

郑树森.1989.论朦胧诗[G]∥姚家华.朦胧诗论争集.北京：学苑出版社.

钟玲.2003. 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校：朱晓云

Gaze Across the Ocean: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isty-poetry in America

XIEDanling

The birt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isty-poetry is accompanied by the awakening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responsibility for poets. It presents a complicated world to the western scholars through individual emotional history. Misty-poetry wanders in the hardships, and implies a period of dusty history, reflecting sincere feelings and aesthetic valu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American scholars, Misty-poetry unfolds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and even social changes, records individual development with hope and confus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isty-poetry in America, and presents the unique viewpoints from American scholars and their concerns and motivation behind their research. In some sense, 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a special perspective to approach the ess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hoping to establish a niche for Misty-poetry in research field of America and even Anglophone World.

contemporary misty-poetry; American translation research

H315.9

A

1674-6414(2017)04-0092-08

2017-02-22

谢丹凌，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西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理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