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 舫 段 成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压抑空间中的生存困境
——从空间理论解读卡罗尔·欧茨《鬼父》

易 舫 段 成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空间不仅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也是人类生存体验的基本方式，它对作家主体体验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受20世纪末空间理论的影响，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卡罗尔·欧茨在其新作《鬼父》中表现了对空间的格外关注，她借罗比被绑架以及黛娜等待儿子归来这两条叙事线索，完成了对当代女性和儿童生存空间的书写和建构。

欧茨；《鬼父》；空间理论；生存困境

0 引言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她凭借多变的文风和多产的作品而享誉文坛。欧茨的小说多描写美国中下层人民的悲惨境遇，情节上充满张力、扣人心弦，她同时又将后现代心理分析、内心独白等意识流写作手法融入其中，营造出一股恐怖阴森的氛围，被称为“女福克纳”。《鬼父》(2013)主要讲述小男孩罗比被教父卡什绑架的故事。《书单》曾如此评价它：“这部小说对邪恶、恐怖和生存问题，进行了极其透彻地研究和揭露，让人无法直视。”(欧茨，2015:207)

20世纪90年代围绕“空间”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的崛起质疑了先前时代主导的时空观，空间不再是时间的附庸或纯粹的地理景观，而是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性语境下完成了新的转向。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哈维及苏贾等思想家预见了“空间时代”的来临，当代西方学术中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空间的皈依和转向。“这些不同的思想家们的著作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表明：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production)，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force)，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Wegner, 2002: 181)在“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空间理论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文学的空间批评在空间理论的带动下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郑佰青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应该被视作拥有丰富文化意义的场域，而不仅仅是文化和历史叙事借以发生的虚空僵滞背景。空间理论对空间概念的新的阐释，为发掘文学和文化文本空间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提供了新的角度和研究方法。”(郑佰青，2016:96)一方面，西方空间理论家从不同方面探讨了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并致力于重新发掘空间本身的价值和内涵；另一方面，作家也在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空间视野，更多关注人类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与发展。欧茨从创作小说开始,就把美国视为各种力量激烈冲突的一个大空间,一个暴力的空间。走入欧茨的小说世界,犹如走进一场噩梦,因为暴力“就像天气一样变化无常却避之不及,它是人物呼吸的空气,无论他们受到侵犯还是盲目冲动地侵犯他人”(林斌, 2006: 21)。它具有明显的美国性。在小说《鬼父》中，欧茨除了书写暴力和思考命运以外，也表现出对空间的格外关注，她借助罗比被绑架以及黛娜等待儿子归来这两条线索，展现出当代女性和儿童在压抑空间中的生存困境。小说中涉及一系列空间，如“木制少女”、购物广场、汽车和墓地等，这些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而且富含了异质空间的性质, 这里的“异”指的是异于常情、异于常理、异于常态。作者通过空间的异质性反映出美国社会存在的生存困境、宗教压制、种族歧视和男性话语的暴力等问题。本文试从列斐伏尔的“零度空间”、福柯的空间与权力、异质空间等理论视角来解读该小说，以期说明文学作品中的空间不仅是叙事发生的僵滞虚空背景，而是蕴含丰富文化意义的场域。

1 空间转换中的绑架

“叙事空间”最初由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提出，通常指“叙述内容的时间和人物发生的地点或者场所”(查特曼，2013:81-82)。而在空间叙事理论中，叙事空间不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而是一种叙事手段，发挥着推动故事发展、刻画人物形象等多重叙事功能。正如弗朗哥·莫莱蒂(France Moretti)所说：“空间不是‘外在于’叙事，实际上，它反倒是一种内在力量，从内部成就叙事。”(Moretti, 1998:70)同叙事空间类似，叙事空间的转换也不再是地点的简单转变，而是推动人物命运变化的重要策略，“这些安排无一不是围绕着故事情节与空间意义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申丹，等，2010:14)。在《鬼父》中，黛娜和罗比母子经历了由购物广场到停车场的空间转化，这两种差异极大的空间环境产生了强烈的感觉反差：一边是繁华的购物广场，让人忘记一切，迷失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另一边则是摆满汽车的迷宫，使人迷失方向，让人感到疲惫和无助。而对绑架犯卡什来说，前者为他提供了隐藏地点和绑架对象，后者为他的罪恶计划提供了实施场所。

小说开头，欧茨选取利伯蒂维尔购物广场不是随意而为，而是一种精心安排。购物广场是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达的美国社会的缩影。小说前3章介绍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消费者，使他们成为对商品无穷无尽追求的漫游者。

购物广场不同于普通街道，它为顾客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购物场所。“利伯蒂维尔购物广场的人气很旺。走进购物广场门口就可以听到流行音乐，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热闹气氛。”(欧茨，2015:134)“购物广场是母亲和孩子喜欢的地方。那儿有儿童游乐区，有无数供应廉价食品的‘户外’餐馆，每一季都有适宜的装饰。”(134)这段文字从视觉、听觉和味觉上为读者呈现出购物广场的繁华与诱惑。年轻的母亲黛娜游荡在购物广场中，很快就忘记了购物计划，放弃了支配自由意志的主动权，在物欲狂欢中失去了自我。她5岁的儿子罗比更是如此，在这个完全不同于自己房间的广场上异常激动，五彩缤纷的游乐场让他眼花缭乱，他竭力想挣脱母亲的手。

在购物广场上，黛娜和罗比都被摆在橱窗里的商品所吸引，不知疲惫地游荡。接下来，空间由购物广场转换成停车场。停放的汽车和橱窗里的商品形成鲜明对比，在广场上体力透支的劳累在这一刻袭来，母子筋疲力尽，迷失了方向。而黛娜为锻炼罗比的记忆力，依然和他做“找车”的游戏，让他找到汽车最初的停放位置。而此时，由于疲劳与烦躁，罗比很难记起停车位置。因此，第一次找车失败后，他哭了。他用哭来表现对购物广场的留恋，对停车场混乱状况的不满。在展现空间转化中，哭——这个描写情绪的词汇是罗比精神世界的映射，它给空间转化赋予了主观感情色彩。

而对卡什来说，他十分喜欢隐藏在购物广场和城市广场的人群里寻找“猎物”。卡什在购物广场盯上了罗比，尾随他们来到停车场。在母子二人着急地找车时，卡什将车悄悄开到黛娜身边；而当时黛娜注意力分散，只隐约看到有车从旁边经过，没有观察司机和车牌号。这一疏忽为她后来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趁黛娜松懈之际，卡什用铁锤狠狠地击打她的后脑勺，从她手里夺走了罗比。这里空间不仅是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而且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指向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成为浓缩和表征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的符码(郑佰青，2016:92)。

2 零度空间里的煎熬

年轻母亲黛娜在购物广场上遭受袭击，她先被钝器击伤头部，而后又被车撞倒在地。在病床上醒来后，黛娜坠入孤独和自责的深渊；出院后的她更如孤魂一般飘荡在家中，她这种虚无状态正是“零度空间”状态的体现。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零度写作”的影响，列斐伏尔创造了“零度空间”这个概念，“所谓的‘零度’，可以被界定为象征的中立化与消失，零度是具有‘伪在场’特征的一种‘中立状态’，是一种朴素的在场目击状态，因而是一种假缺席……‘空间的零度’表现为某种陈列，即使它被设计成一片绿茵草地并植上树木，一种被交通网络占据着的空间，城市心脏地带仍然会出现‘荒漠化’的空间”(刘怀玉，2006:353)。列斐伏尔认为都市化是日常生活被空间压抑的结果，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没有任何交互可能的场所。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欧茨对都市女性格外关注，她形象地描绘了失去孩子，身受重伤的黛娜在零度空间里的生存图景。身体被掏空的黛娜“静静地躺着，眼泪聚到眼角，然后涌出，流到脸颊”(欧茨，2015:157)。此景构成一幅典型的零度空间画面。在零度空间中，黛娜陷入身份危机，并饱受身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

孩子是女性作为母亲的重要标志，失去孩子的女性很难再是一位母亲。在停车场上，卡什用铁锤攻击黛娜，将罗比从她手里夺走。从此，黛娜从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失去孩子的残疾人。她的脸如同一张戴着万圣节南瓜灯的面具，她失去了正常走路的能力。在难以入睡的每个夜晚，她无数次幻想正紧紧握住孩子的手，再也不分开。

除了身体上的残疾和失去孩子的自责外，处于零度空间的黛娜还面临着妻子身份的危机。丈夫日益冷落她，很少和她亲热，在外边有了情人，也不愿待在家里，常和朋友出去鬼混。惠特以前很爱黛娜，可是现在“他正在渐渐远离黛娜，无情地渐行渐远，像在无桨小船中的人渐渐漂离另一只无桨的小船”(196)。二人空间距离的远离实则是夫妻感情的真实写照。

曾经的家充满欢声笑语，黛娜是美丽幸福的女主人。此时，这个冰冷的家对于黛娜来说，只是一个零度空间。失去孩子让黛娜无比自责，而丈夫的冷暴力则让她陷入痛苦的谷底。黛娜只能躺在孩子的床上，蜷缩成婴儿姿势默默伤心；或者去教堂，和陌生人手牵手唱赞美诗，一起哭泣。她不知道罗比是生是死，而她也只能在零度空间里默默等待。

3 禁闭空间里的规训

福柯打破传统权力所有物的观念，开创性地用空间概念来诠释权力运作机制。福柯认为空间是知识话语与权力运作的具体场所，权力空间作为一种强力意志和指令性话语，存在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权力的空间化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他在《疯癫与文明》(1964)一书中探究了18世纪欧洲隔离空间的演变历程。以前，一旦某个地方爆发麻风病或其他瘟疫，那个地方便被隔离开来，变成一个被割裂的静止空间。18世纪末，英国慈善家霍华德(Howard)探寻欧洲主要监禁中心——医院、拘留所和监狱后，痛心地发现：“违反法律者、家庭浪子、无业游民和精神病人都被囚禁在同一大墙之中……禁闭已经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福柯，2003:41)在这种空间里，统治者用权力统治着被禁闭的人，空间变成了权力场所。欧茨在小说中建构了多个禁闭罗比的空间：“木制少女”汽车和卡什的家。卡什将罗比监禁在这些空间中，时刻监视他，并借助暴力等惩罚手段，完成了对他的规训。

“木制少女”是卡什制作的长方形木箱子。用上等樱桃木制作，结构典雅，如同古埃及法老的棺材一般。“木制少女”不仅是一个禁闭孩子的空间，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它象征着《圣经》中的约柜。约柜是上帝与人类立约的神圣器物，人们从它那里获得指导和智慧，上帝的力量会通过约柜来显圣。小说中的“木制少女”是卡什的犯罪工具，罗比常被关在里面，嘴被布团塞着，他不能哭，只能静静听卡什的规劝。后来，“木制少女”又变成惩罚罗比的工具。每当罗比违背命令或是卡什不高兴时，他便被拳打脚踢，被关进“木制少女”中。虽然罗比被“木制少女”禁闭着，但内心似乎却隐藏着与上帝同在的无穷反抗力量。

一套成功的软件不但是内容和功能的结合，同时在操作界面和表现形式上也必须是完美的，当用户选择软件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软件的配置界面和系统形象等问题。系统界面的友好性、操作的习惯性都直接影响用户是否选择继续使用的意向。

与“木制少女”类似，汽车也是一个禁闭空间。但汽车与“木质少女”不同的是它具有流动性，可以联系多个不同空间。卡什有一辆破旧的MPV，车窗是有色玻璃，和外部世界隔绝。绑架罗比后，卡什就把他丢到车上，用暴力手段使其就范，并将他关进“木制少女”，驾车逃离。卡什对车拥有绝对权力，开车的卡什和被关进箱子的罗比有着地位上的高低。卡什握住方向盘，决定旅行终点，而罗比只能在“木制少女”中保持沉默。“孩子完全寂静无声，没有蒙住嘴的哭泣声，没有挣扎的响声。”(欧茨，2015:151)这个场景暗示着在汽车这个隔离空间中，拥有权力的卡什对罗比的压迫与控制。

到家以后，卡什给罗比取了新名字——基甸，这一改名行为宣告了卡什对孩子的占有权。卡什的家是5间破旧的房子，这是另外一个禁闭空间。它肮脏、混乱、布满灰尘，卫生间有死老鼠，厨房布满油污，如同坟墓一般，笼罩着一股压抑的氛围，而这昏暗无序的环境正暗示着基甸被囚禁的悲惨生活。后来，卡什把基甸关在房子里，对他进行殴打和性侵。卡什对基甸的惩罚也不再仅针对肉体，而是针对灵魂。这正与福柯所说的惩罚类似：“在令肉体剧烈疼痛的赎罪之后而来的，必然是深刻影响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萨拉森，2010:157)

基甸的生存空间狭小逼窄，处处都受到监控。在反抗失败后，他也在禁闭空间中变得顺服。他遵守卡什的命令，甚至编织装饰品让卡什拿去卖钱。即使在学校里，基甸依然十分沉默。然而“基甸”不仅是罗比的新名字，也有着更深的隐喻。《圣经》中记载基甸虽是一个平常的人，只因耶和华与他同在，便成了大能的勇士。

4 异质空间里的反抗

“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又是一种力量，它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和方式的各种可能性。”(Wolfreys, 2002:137)基甸被卡什禁闭在狭窄空间中，成为生存空间中无声的“他者”。“他像一个虫子一样，活得渺小、扭曲、乏味。”(欧茨，2015:175)但是，沉默并不都是消极被动，有时也具有积极主动的色彩。基甸的沉默并不意味着顺从和安于现状。相反，他的沉默是一种主动策略的选择，是一种忍耐和等待。

基甸表面上惧怕卡什，但实际上他也在悄悄进行反抗。基甸会在心里默默诅咒卡什，也会在独自一人时回想过去发生的事情：一个常常抱他的妈妈，他们在一个宽广的像是停车场的地方走着。基甸始终没有放弃对自己过去的寻找。渐渐地，基甸到了11岁。卡什迷恋小男孩身上那无法抗拒的魅力，但那种魅力不属于11岁的基甸。在又绑架了一个8岁男孩后，卡什将基甸带到埋葬其他孩子尸体的墓地上，计划将他杀死。

墓地不同于之前的禁闭空间，它是一个异质空间。福柯在《不同的空间》(1967)中首次提出“异质空间”这一概念。一方面，福柯认为异质空间具有社会关联性，“有某种精确和特殊的运作”(福柯，2003:25)。每一种社会都会按照它不同阶段的异质历史而逐渐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处于社会不同时代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就是异质的，并且这种异质形态以异于常态的方式运转。墓地是一个典型的异质空间，其运作方式随历史和文化的变化而改变。过去，人们崇拜死亡，向往来世世界。而今，死亡让人惧怕，墓地从象征完美的来世世界变成黑暗恐怖的他界。另一方面，就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而言，异质空间具有“常常和时间的断裂相联系”(福柯，2003：18-24)。的特点。当空间汇集相异的时间时，它就成为处于时间之外的异质空间。在墓地上，生与死的界限分明，同时二者又可并存。空间是联系权力和施受对象的中介，异质空间里也充满权力争夺。

卡什以挖宝藏的名义把基甸带到墓地，此时，权力主体发生改变。基甸取代卡什成为权力的主体。欧茨借助基甸的眼睛为读者描述墓地：“这是一个布满鹅卵石的沙滩。古老的河床里，香蒲已是一片郁郁葱葱，河岸上露出的层层页岩如同陶器碎片一般。四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大石头，石头表面的浅浅凹痕犹如一张张鬼脸。”(欧茨，2015:191)布满鹅卵石，长着香蒲的河床本应孕育万物，充满生机。但是这里却笼罩一股阴森的氛围，让人不寒而栗。基甸开始怀疑这里是墓地，卡什带刀来杀他。聪明的基甸一边按照卡什的要求挥着铁铲掘地，一边悄悄观察他。坑越挖越深，而卡什似乎忘记财宝的事情，这时基甸终于明白，他是在为自己掘坟。终于，基甸转身用铁铲挥向卡什，只见卡什晃了晃身体，前额流血，跪倒在地。而基甸神情恐慌，头也不回地奋力逃离。

此时的基甸早已不再是受迫害的被囚禁者，而是权力的主体。在生死关头，他选择了反抗，将铁铲挥向卡什的脑袋，最终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5 结语

欧茨在小说中偏爱对暴力的书写，她认为美国社会就是一个暴力社会。但《鬼父》的成功之处在于欧茨并没有停滞在暴力的表象，而是借助对具体空间的描写展现了暴力环境中妇女和儿童的生存困境。在空间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文学与文化中的空间被视为一个连贯性、指涉性的象征景观和隐喻系统。欧茨的小说作品涉及现当代美国形形色色的物质空间:汽车、公寓、医院、学校、街区、郊区和城市。无论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家庭空间还是社会空间、休闲空间还是工作空间、文化空间还是实用空间,它们体现的都是“权力关系”。因此,这些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已偏离了其初始的功能,成为“权力异质空间”(刘玉红，2011：54)。在小说中，空间不仅是物理场所的再现，而且具备一定的叙事功能。购物广场使人成为漫游者，停车场则使人精神涣散，导致悲剧发生。失去孩子、身体残疾的黛娜在零度空间里游荡，丈夫的冷暴力又使她跌入痛苦的谷底。而罗比被禁闭在狭窄的“木制少女”和其他空间中，遭受着身体上的摧残和灵魂上的奴役。他们都成为生存空间中的“他者”。但是在小说结尾，欧茨依然给读者们留下了一丝希望。在墓地这个异质空间中，沉默的罗比选择了反抗，拿起铁铲挥向卡什的脑袋，从而最终回到母亲身边，回到属于他的空间——家。《鬼父》展现了欧茨驾驭叙事和创造空间的高超技巧，他对女性和儿童生存空间的描写，对苦难的深度诠释，值得反复思考和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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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男，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汉翻译比较研究。

责任编校：路小明

Living Dilemma in Depressive Space: A Spatial Theory on Carol Oates’sDaddyLove

YIFangDUANCheng

Space is not only a social production mode, but also a basic way of human existence experience. It has a noticeabl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of writers’ experience. Influenced by the Spatial Theory of the 20thcentury, the famous female writer Joyce Carol Oates turns her attention to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in her new novelDaddyLove, which describes women and children’ living space by adopting Robbie’s kidnapping and Dana’s waiting as two narrative clues.

Oates;DaddyLove;Spatial Theory; living dilemma

I712.074

A

1674-6414(2017)04-0046-05

2017-01-06

四川省美国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基于认知翻译模型的美国生态文学译介研究”(ARC2017001)、四川省教育厅项目“认知诗学视阈下福克纳小说人物形象建构研究”(15SB0048)的阶段性成果

易舫，女， 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