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维 樊 波 陈小玲

(1.遵义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2.贵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自然书写：托妮·莫里森的生态意识

赵宏维1樊 波1陈小玲2

(1.遵义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2；2.贵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作为托妮·莫里森空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书写成为作家“他者”观照的重要内容和策略，蕴涵了深刻的生态意识，表现出作家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对物我关系的观照以及对强加于自然空间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等人类霸权的批判。

莫里森；生态意识；自然；种族；性别

0 引言

自从出现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之后，原本作为生物学分支的生态学进入了动物学、人类学、文学、语言学、符号学、教育学等领域，这些领域纷纷力图将生态学的成果应用于本学科(胡壮麟，2014： 1)。文学生态学研究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书写作为莫里森小说空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再现了“他者”的存在，并重塑他者的主体性，表现出深刻的生态意识，同时更有力地表现了作家对种族、性别与自然的关怀。在莫里森的作品中，自然总是于无声处诉说着种族命运、性别压迫、殖民主义扩张以及自然与人类的较量，“走过莫里森小说的地带会让读者领悟到空间、性别、种族和身份之间的紧密关系”(Russell，2006: 188 ) 。

1 成为“他者”的自然

在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逐渐成为人类的他者。人的空间活动改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使我们与这个世界分离开来，并将之定义为“自然”。 尼尔·史密斯说，自然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是其自身演变的结果，是居于历史之外的一般概念，也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的设计，既是荒野，也是耕作的田园(Smith，1984：2)。从这一点来看，对“自然”的定义无不以“人类”为中心。“上帝赐予的礼物”表明，自然是上帝“赠送”给人类的，是服务于人类的；而“人类的设计”则表明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自然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自然无论作为一种外部存在，还是作为人类空间实践的产品，都是作为对象存在的，是人类的客体领域和过程。人类在其空间实践中实现了空间的生产以及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划分，每个社会空间的历史都是植根于自然环境的历史。列斐伏尔(Lefebvre，1991：116)指出，空间本身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一组关系和形式。不过在空间的关系中，人类通过他们的空间行为，将自然变成了客体。人类出生在自然界，但是又转而与自然作对，并导致了不幸的后果。自然是社会空间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叠加着连续分层的相互缠结的网络，从而改变、替代自然，且具有毁掉自然的危险(Lefebvre：402-403)。资本主义是毁坏自然的重要原因。作为“反自然”的力量，它将自然抽象化、符号化，用意象、话语和劳动及其产品将自然谋杀(同上：109)。由此看来，自然与上帝一样，正在死去。史密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Smith, 1984:xvi)认为，资本不断在自身的控制下追逐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形式。没有一块上帝赐予的石头没被翻动，没有哪一种与自然的关系没被改变，没有一种生物没受到影响。如今世上几乎已不存在绝对的自然空间，人类的空间实践渗透到自然空间的每个角落。所谓的自然空间也只是相对的自然，是社会活动相对不太明显的外在空间。在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中，出现了对弱势民族与弱势性别的他者化，因为伴随着资本主义，自然空间征服了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性别主义。

2 莫里森的生态关怀

人类空间实践对自然的他者化已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导致生态的严重失衡。19世纪以来，深居城市的知识分子兴起了浪漫主义运动，主张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文学绅士”们挥动手中的笔，对强大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对抗做出抵制(Smith， 1984：9)。莫里森回到浪漫主义的自然书写传统，表现出深切的自然观照和高度的生态意识。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阐明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指出人类在使自然像上帝一样死去的同时，其自身也将走向自杀(Lefebvre， 1991：71)。莫里森的自然空间书写以超自然的叙事手法，表现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以及物我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所导致的影响。《柏油娃》中，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都成为富有思想和情感的存在。小说第一章就用黑体字介绍了骑士岛，在那里，人类的发展惊扰了自然的秩序；“云层与鱼类都确信，世界已经翻了个个……只有冠状雏菊树安然无恙……它们不理睬人类的行为而继续摇晃着睡在它们怀里的钻纹响尾蛇。”(Morrison， 1982: 9)这个热带岛屿原本是个充满生命与活力的带着人性特征的地方——它是一个有感知的存在。人类的入侵威胁了整个岛屿的平衡。自然空间被侵吞，进而成为外来者建构越冬处所的事实，为小说的描写注入了情感元素。这里的自然景观抵制征服，“岛屿与豪宅，带着它们相互对立的需求，在整个小说进程中始终是矛盾着的。最终，是岛屿的力量渗透了居住的空间”(Russell，2006: 35)。《慈悲》一书也充满了这样的描写，树木与生灵似乎都被赋予了情感，它们对来自外来力量的入侵感到痛苦，而且对入侵者施与了反抗的力量。莫里森作品中对自然世界的人性化书写使一篇平淡无常的描述变得幽默而丰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得以消除。作者企图在这种零距离状态下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和谐共生。在《慈悲》一书中，莫里森描绘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对美洲本土生灵的毁灭以及对大自然的破坏。小说人物雅各布作为众多殖民者之一，其殖民行为代表了西方资本扩张对自然的侵害。雅各布在开辟殖民地的基础上，砍掉其农场边的50棵大树修建豪宅，这一行为导致了生态的变化，并使疫情蔓延，他自己也深受其害，死于天花，他的遭遇便是自然无形的惩罚。

3 自然与非裔：强权暴力下的客体

莫里森小说的自然书写再现了黑人种族与自然同为客体存在的事实，美国黑人像自然空间那样，成为统治阶级征服的“他者”，其他者化过程往往与自然的被征服过程相联系。在《柏油娃》里，与自然的人性化策略相对立的是以自然为参照的人类的去人性化。骑士岛上的别墅主人瓦里安·斯特利特在与他的妻子产生强烈情感冲突之后，发现“黑鬼们都已从房间里出去了，像丛林、树木一样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Morrison，1982: 232)，将黑人奴仆去人性化，把他们看作旷野的丛林与树木，反映出瓦里安随和外表下的种族主义本质，黑人已然被视作不具人性特征的自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以瓦里安为代表的白人统治阶级对自然与有色人种的客体化态度。

在《最蓝的眼睛》中，乔利在野外的初次性爱招来白人社会的文化强奸(Schreiber， 2010：75)。乔利与他心仪的表妹达尔勒妮欢快地奔跑于旷野的森林中，当他们沐浴着暗淡的月光，混合着野葡萄和松树的香味，初尝着爱情带给他们的甜蜜的时候，两个白人猎手路过这里。他们好奇与玩弄的目光把这美好的一切代之以羞辱和打击。他们用手中的电筒照射着忘我的乔利和达尔勒妮，一边嘲笑，一边命令着，“继续，好好干，黑鬼，好好干”(Morrison，1970 : 117)。当乔利确认自己在当时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时，“手电筒的光像虫子一样钻进了他的内脏，香甜的麝香葡萄的味道变成了腐烂的恶臭的胆汁”(Morrison, 1970:117)。白人目光的入侵粗暴地驱散了乔利的主体性存在。他因为无力表达对白人目击者的仇恨，而将仇恨转嫁到达尔勒妮身上，他甚至想勒死她。“他从未想过把仇恨指向猎人，那种情绪会要了他的命。他们是高大的、带着武器的白人，他自己却是一个弱小、无助的黑人。他潜意识里知道——去恨他们只会毁灭他自己，像烧一块木炭那样把他烧掉，只留下片片灰烬和一缕像问号一样的轻烟。”(同上：119)在这种情形下，乔利“被种族主义的目光摧毁了，准确地说，他那进入拥抱和性的世界的时刻被摧毁了”(Schreiber， 2010：76)。这个情景下，持枪的白人男子是征服自然的主体，也是征服黑人的主体，他们肩上的枪支既是掠夺自然的武器，也是毁掉黑人人性的暴力；那寻找猎物的手电筒的光剥去了黑人乔利的灵魂。

如果乔利让白人猎手剥去了灵魂，那么这个失去灵魂的黑人则将他自身的屈辱转嫁到他至亲至爱的女性身上。乔利无法对抗持枪的白人，满含耻辱的他继而将仇恨转向他的表妹达尔勒妮，因为是她制造了那个情景，因为她目击了他的失败和性无能；他不能保护她、不能饶恕她、不能通过覆盖她来阻挡手电筒光对她的侵害。在乔利以后的生活中，儿时在旷野的经历，与其他各种羞辱、挫败和阉割一起，成为他走向堕落的重要原因。他对女儿佩科拉的强奸重演了他在第一次性交过程中所遭遇的“强奸”，佩科拉实际上承受了他的性创伤。乔利的遭遇向读者呈现了白人空间控制力量的无处不在，就是在荒郊旷野中，黑人也在白人的目光下无处藏身，他们那邪恶与欺凌的目光对乔利造成了不可愈合的伤害，而处在底层的黑人女性，又成为这种伤害最终的承受者。“强奸大地”的隐喻常常被用来描述对旷野的开发，而这一隐喻在佩科拉身上得到了具体化——她实际上已成为遭到侵犯的处女地。乔利在旷野的遭遇和他以后的行为映射了自然、种族与性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里，自然是他者，因为它承受着佩戴猎枪的白人男子的入侵；美国黑人与自然一样成为他者，因为他成为白人男子目光与手电筒光线的入侵者。在这个特别的情境下，作为美国黑人女性的达尔勒妮成为他者的他者，他承受着来自强权的白人猎手和来自他者的乔利的双重凌辱。而乔利的女儿佩科拉，却成为代际创伤的实际承载者。这正如拉塞尔所言：“女性常常被等同于土地，而男性则被描述为英勇的(常常是性的)征服者。”(Russell，2006：81) 《宠儿》里赛丝通过与刻碑人进行10分钟的性爱来换取女儿墓碑上的名字，这无疑是自然空间里美国黑人，尤其是像赛丝这样的底层黑人妇女他者化的血泪场景。赛丝清楚地记得，刻碑人那年仅十多岁的儿子目击那一幕时，他脸上那好奇而又愤怒的表情。

4 自然与美国黑人的身份建构

自从殖民时期以来，美国社会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性，处于这个不平衡体系中的美国黑人处在社会的边缘。正如那被资本日益击退的自然，他们处于他者的地位。莫里森努力在其小说创作中书写被美国社会逐渐击退的非裔文化，表达其深刻的族裔情怀。在莫里森的小说中，他者化的自然与他者化的非裔文化相互交融，与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建构不可分割。在莫里森看来，非裔文化已揉进了自然山水，它是与现代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所在。非裔美国人只有走进自然，才能找到或重构自我。

莫里森的小说告诉读者，走进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与人的自我建构紧密相连。《所罗门之歌》中奶娃通过走进大自然找到祖先并实现自我的建构。奶娃从极端工业化的北方走向纯朴的丹尼尔与沙理玛，是顺应了南方自然空间的呼唤。南方美丽的自然风景既是保存奶娃祖先文化的宝地，也是建构奶娃真实自我的所在。对工业化的城市与南方淳朴乡村的经历使奶娃深切感受到城市的荒芜和乡村的魅力。淳朴美丽的南方是非裔美国人保留与传承祖先文化的地方，越是走向城市，他们的文化便越走向消亡，从而越走向被白人同化的世界。沙理玛充满美国黑人文化传说的所罗门跳台和莱娜山谷使奶娃找寻到祖先的故事，在莱娜山谷的经历使奶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家族使命感，他不再是过去那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北方大男孩，从此成为一个勇于反省和敢于担当的青年。

《柏油娃》里深受西方文化浸染、长期流连于城市的雅丹几乎没有黑人文化意识，身居城市的她已迷失在西方现代文明之中。走进骑士岛的沼泽丛林使雅丹第一次感受到非裔文化强大的牵引力。雅丹无意间误入沼泽森林，其中一棵树将她紧紧拥抱，如同情人一般。林中悬吊在树枝上的沼泽女人也试图拥抱着她，视她为她们迷失的孩子。传说中，这些沼泽女人是几个世纪以前被奴隶商船运到这里、死里逃生的非洲妇女。当雅丹想极力摆脱丛林的控制而逃出那片森林的时候，丛林变得安静了。沼泽女人们因为她们所拥有的价值而感到傲慢，她们觉得自己那神圣的品质——不寻常的母性特征——是聚集埃及金字塔的每块石头和冲进摩西牢狱的核心力量，她们为雅丹试图逃离她们的怀抱深感不解。雅丹在此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她在丛林的经历使她经受了非裔文化的呼唤，并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5 自然：非裔美国人整体生存的神圣空间

莫里森小说中的自然不仅与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紧密相连，还是作为他者的美国黑人实现整体生存的重要场所，成为支撑他们生存信念的神圣空间。如果《柏油娃》里的沼泽森林和《所罗门之歌》里的莱娜山谷等因为民间传说而有了神奇的力量，并帮助非裔美国人实现自我的成长，那么《宠儿》里的林中空地和《天堂》里的野外松林则因为被赋予了宗教的内涵而变得神圣，他们为美国黑人的整体生存提供了空间。《宠儿》里神圣的贝比·萨格斯每逢周六带领着黑人男女和孩子们来到森林深处一块无人知晓的、只有野鹿出没的空地里，她坐在空地中央一块巨大的石头上，为她的同胞祈祷和布道。她努力使孩子们欢笑，使男子们跳舞，使妇女们为了死去的和活着的灵魂放声哭泣，她要他们珍爱自己的身体，那些一度被白人贬低和鄙视的身体(Morrison，1991：87-88)。在这里，自然空间成为前奴隶们自由抒发情感和医治创伤的空间，为他们提供继续生存的力量。《天堂》里西迁的前奴隶们则是在旷野里获得了一种宗教的力量，鼓励着他们继续前行并寻找栖身之地。旷野与摩西、福音书和“允诺之地”联系在一起。泽卡利亚·摩根(Zechariah Morgan)(老父亲 Big Papa)被誉为带领他的人民走向“允诺之地”的摩西。则卡利亚和他的同胞们逃离了南方的白人恐怖主义，接着又经历了菲尔里(Fairly)等浅肤色黑人聚居地的拒绝。这种拒绝使他们感到困惑，不知走向何方。则卡利亚带着他的儿子雷克多(Rector)来到一片“茂密的松树林”里，实现了从凡人向基督圣徒的转变，在茂密的松树林里实现了圣经的隐喻。泽卡利亚说：“上帝(My Father)，则卡利亚在此。”(Morrison，1998：96)他效仿了《旧约》中亚伯拉罕、摩西、萨米尔和以赛亚等人对上帝所做的回答，在“我在此地”的宣言中叫出自己的名字(Genesis 22:1; Exodus 3:4; I Samuel 3:4; Isaiah 6:8，转引自Gauthier 404)。则卡利亚带着儿子来到松林里，用一整夜的时间进行祷告的事迹恰好回应了《圣经》中类似的一节：耶稣带着他的弟子连夜赶到客西马尼园(the Garden of Gethsemane)，他在那里跪着拼命地祈祷，叫着，“My Father…”(Gauthier 404)则卡利亚的儿子雷克多正如耶稣的弟子那样，在等待的过程中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目击了上帝的回答：“巨人一样的脚步声……同时他们看见了他——一个个子矮小的人，太小了，和他的脚步声很不相配。”当则卡利亚把人群召拢的时候，则卡利亚说道：“他们发现他(则卡利亚)站在那里，比松树还直，他的棍子没有了，他背对着初升的太阳。其余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则卡利亚脸上的平静蔓延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安静下来。” “他和我们在一起，他在带路。”(Morrison，1998：97)。从此，那些同行的黑人家庭开始了在则卡利亚带领下，或者在某个上帝带领下的“充满决心的”西行旅程，来到一个“丰饶的空间”(Morrison, 1998：99)，并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哈文镇。则卡利亚带领前奴隶们寻找归属地而帮助他们实现疗伤的故事映射了摩西和以色列人穿过旷野找到允诺之地的故事，则卡利亚丢掉拐杖与基督治愈瘸腿形成类比。(Gauthier：404-405)在这里，莫里森暗示了自然于人们心灵的复归及上帝复现的重要性，正如工业文明毁掉了自然与上帝，保存完好的自然有助于希望与上帝的回归。美国黑人，尤其是前奴隶们，只有在资本主义欲望扩张未曾波及的自然空间里重新拾起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6 女性与自然：他者的共生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莫里森在其小说中再现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在自然书写方面，莫里森描绘了白人男性霸权对自然空间的暴力及女性对自然的亲近，并表现了她们与作为他者的自然世界的共生。

在《宠儿》中，赛丝从“甜蜜之家”逃跑，其逃经的旷野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环节，它体现了大地与母亲、女性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赛丝在从“甜蜜之家”逃到北方的途中，于肯塔基和俄亥俄州之间的旷野地带产下了她的小女儿丹弗。丹弗的名字来源于为她接生的白人女孩艾米·丹弗。但赛丝对待丹弗的态度前后明显不同，当听到一个类似白人男人的声音时，赛丝立刻想到他也许也长着两排利牙，带着食人的胃口，于是她的内心生出搏击的欲望和决心。为了活下来，她宁可变成一条蛇，当那个男人靠近她的时候，她就会不顾一切地吃掉他：“有一种东西从地里冒出来进入了她的体内，像一股寒风，移动着，像一张嘴。‘仿佛我就是一张冰冷的翕动着的嘴’，她说。突然她渴望看到他的眼睛，然后咬掉它们，再啃吃他的脸颊。”(Morrison 1991：31)可当她断定来者是个女人的时候，赛丝之前的对峙心理立刻转变为求救，她向她袒露自己从“甜蜜之家”逃跑的事实。果然，白人女孩艾米·丹弗对赛丝没有任何责备，而是对她赋予同情和帮助。同样饥饿不堪的丹弗帮助赛丝产下了她的女儿，并用自己的姓为之命名。这暗示着的逻辑是，男性把女性和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而女性则把自然当作共生的伙伴，当然女性也和自然一样，会对强权者实施反抗。赛丝变成了具有反击力量的自然，她要变成一条毒蛇，对侵犯者实施报复。可当得知来者同为女性时，之前充满危险与死亡的旷野却变成了赋予生命的大地。大地、母亲和新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赛丝女儿丹弗孤独的世界里，她在旷野出生的故事是她百听不厌的话题，而且，她把自己在旷野出生，以及她名字的来历看成她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赛丝在森林里的经历呈现出自然与女性作为男性暴力下的他者相互和谐共生的画面，更体现了女性超越种族，互助共生的精神。

在《爵士乐》中，大地与“母亲”已然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小说中乔的母亲是个疯女人，她在旷野里生下了乔，而自己则藏身于丛林，乔是被威廉姆斯家养大的。长大后成为猎人的乔回到旷野去寻找他的母亲，他在乡间追逐着她，但是乔的母亲从未真正出现在他的视线之内，他的记忆中没有和母亲的亲密接触。于是乔把身处旷野的母亲和自然联系起来，本能地向大地寻找他母亲的迹象。当乔不得不放弃建立真正的母子关系的希望时，他只有通过符号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一些可识别的迹象，如丛林中颤动的树枝等(Morrison， 1993：37)。由于乔不能区分树枝和手，他母亲的身体实际上已经融于旷野的景色中。在这个外景中，女性的身体与丰饶的大地已经成为可以互换的事物(Russell， 2006：83-84)。乔把对母亲的依恋转向对旷野的依恋，这就是他感到活在旷野比身在城市要自在得多的原因(Morrison， 1993：125-126)。

企业需要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生产。因此，市场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能否受到有效的保护同样也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若消费者受到较多的侵害，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显然会对水利产业集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丹弗与乔都降生在旷野，他们的母亲被一种抽象力量追逐而步入旷野当中，旷野成为他们的依恋之地，成为他们记忆的母亲。乔的母亲与旷野融为一体的意象，象征着女性与旷野、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与男人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截然不同。当男性把自然，一如把女性当作他者的时候，女性则把自然当作赖以生存的同伴，这一点出现在莫里森多数作品当中。《所罗门之歌》中彼拉特每走过一个地方，就带上那里的一块石头，这一点不但证明了她的地理空间意识，而且反映了她对自然的亲密情感。彼拉特在北方底特律的居所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她的家地处松树林中，她的房子无数的窗更使她的家庭空间与旷野连在一起，几乎没有了界限。在《天堂》中，旷野与女性之间一样存在着亲密的关系。莫里森对一个地处俄克拉荷马的“伊甸园”鲁比镇的描写首先体现为这里平安的旷野，一个女人在夜间步行于旷野当中，没有什么会把她当作猎物。这种描述无不暗示着作者美好的愿望，即女人与自然都处在平安的状态之中。旷野与女性之间的关联还体现在鲁比镇和修道院之间的空旷地带。在这个地带出没的只有负鼠、浣熊和女人。鲁比镇的助产士娄恩20多年来一直在观察，走在这段路上的只有女人：

在那片被黑色的石头或绿地切割的红色和金色的土地上，在那片布满星星的天空下存在的是耻辱；在这片土地上，风像男人一样操纵着你，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伤来回走在鲁比与女修道院的路上……不仅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在这条路上了……男人从来不在这路上行走，他们是驱车走过的。

(Morrison，1998: 270)

女性总是步行于这片旷野，体验着她们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不过，这同时也暗示了她们与自然的他者地位。克里斯托弗说：“我们能够读到的是父权把科技带到了旷野，把机械带到了花园，企图穿透这块处女地。”

(Christopher，2009: 93)

7 结语

自然空间的书写是莫里森小说空间叙事的重要内容，本是原初的自然空间已不再是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抒情景观，它表现了莫里森深厚的生态意识，人类与自然的种种交织以及强权与他者的较量。在这里，自然已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缠结在一起，再现了美国黑人及女性的他者生存，渗透着作者强烈的种族与性别意识以及深刻的生态与人文关怀。

Christopher，L. M. 2009.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Toni Morrison’sParadise[J].RockyMountainReview, 63 (1): 89-95.

Gauthier, M. 2005. The Other Side of Paradise: Toni Morrison’s (Un)Making of Mythic History[J].AfricanAmericanReview, 39(3): 39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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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N. 1984.UnevenDevelopment:Nature,CapitalandtheProductionofSpace[M].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Inc.

胡壮麟.2014.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统一——谈生态符号学研究的理论核心[J].外语研究(4):1-5.

樊波，男，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陈小玲，女，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蒋勇军

The Writing of Nature: Toni Morrison’s Eco-consciousness

ZHAOHongweiFANBoCHENXiaol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oni Morrison’s space narrative, nature writing serves significantly in demonstrating the themes concerning the “Other”. It conveys the author’s Eco-consciousness, namely, the concern of natural ec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the criticism on human hegemony on nature-colonialism, racism and sexism.

Morrison; nature；Eco-consciousness；race；gender

I712.074

A

1674-6414(2017)04-0041-05

2017-03-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托妮·莫里森与阿来民族书写比较研究”(17BWW022)、贵州省社科规划项目“美国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与中国藏族作家阿来比较研究”(16GZYB42)的阶段性成果

赵宏维，女，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