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丽，张飞熊

(巢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民国时期巢湖匪患的历史考察

王红丽，张飞熊

(巢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民国时期，环巢湖地区湖匪横行，正常水路交通运输被阻断，巢湖沿岸民众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初期，各股湖匪依据天然地势划定各自活动范围，统一指挥，按级服从，分散活动。抗战末期，湖匪之间矛盾迭生，难以并存，湖匪队伍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和争取下逐渐分化。纵观民国时期巢湖匪患问题，与环巢湖地区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息息相关。

民国时期；环巢湖；匪患；水运

巢湖水面辽阔，水系呈放射状分布，主要内流河有杭埠河、南淝河、兆河、柘皋河，航道优越，沿湖港汊多是避风良港，而长年通航的裕溪河是外流河，为巢湖地区第一大河，横跨和县、含山、巢县，是沟通巢湖与长江的纽带，有利于发展水上运输。“镇因水兴、港以船旺”，随着环巢湖地区商品贸易和城乡交流日益广泛，在沿水口集货较为方便的城镇，如三河、运漕、襄安、凤凰井、无城、巢县等都紧靠运输畅通的水口，渐渐形成港口，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然而，民国时期，航运艰难，尤其是1938年日军侵占巢县、合肥，巢湖两岸属新四军七师根据地，西岸为国民党统治区，东北岸系日伪势力范围，环巢湖地区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匪情猖獗，正常的水路交通运输被阻断。

一、民国时期巢湖匪患的由来

巢湖匪患由来已久，境内芦溪嘴“古生芦苇，为藏奸薮”，[1]是湖匪聚集的重地。民国时期，频繁的战乱造成环巢湖地区社会秩序紊乱，湖内土匪出没，杀人越货，贴票绑架之事时有发生。日军在占领合肥前，对合肥进行长达五个月、四十余次的轰炸，一半以上市民被迫逃离，300余人被炸死，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工商业遭受重创。据1946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合肥县政府和万慈会等社会调查显示，日军占领合肥时，直接死亡于日寇之手者达6 000余人，财产损失达5 000万银元。[2]环巢湖地区民众流离失所，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塘坝失修，水旱灾害频仍。1928年，巢县大旱，赤地千里，籽草无收，米价由7元暴涨至20余元一担，有民众以观音土度日，食后膨胀至死。1931年大水，东南圩乡汪洋若海，城内除北门大街，均水涨八尺，小船在屋顶上行走。1934年又旱，田地龟裂，草木枯黄，米价一日三涨，饿殍盈野。[3]部分民众别无生机，流而为匪。

民国时期，环巢湖地区湖匪成分较为复杂，且分布范围较广。民初，巢湖土匪发展极快，其中以齐头嘴、夏家老院子、新河口、唐西、围坎子、西湾等地聚集最多，大多分散和潜藏于沿湖陆地各村，活动较为隐蔽。1927年匪首苏光勇率匪缴去巢湖水师新河口炮船。1931年5月，匪首张大鼻子率匪700多人下湖，后集聚达1 000多人，与苏光勇相勾结。1932年，三番头子马玉伯受命于安徽省政府主席任巢湖剿匪司令，组织土匪归顺，未能成功。[4]截至抗战爆发，湖内颇有名气的有西半湖的夏、苏、王和湖东的沈、郑、赵等几股土匪，三五成群，活动频繁。

抗战爆发后，日军相继攻占滨湖各县，环巢湖地区一时成为国民党、日伪、新四军交错控制的三角地区。在巢湖水师被日军击散后，许多国民党溃兵游勇和生计无着的农民遂聚集为匪，湖匪势力大涨。这一时期，较大的湖匪有三股：郭道发股、夏作三股、夏可三股，其中以夏作三股实力最强，其他两股实力相当。郭道发人称“郭老小”，原在国民党安徽保安团当兵，后结伙入湖为匪；夏作三原系驻安庆大塘圩的日伪军官，后携长枪300余支、轻重机枪12挺，率众入湖为匪；夏可三原在沿江一带为匪，后因巢湖是个“三管三不管”的地区，且物产丰富，商旅较多，遂移匪驻此。[5]三股土匪鼎立于巢湖水域之后，原有湖上零星土匪分别被兼并，附近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陆续归伙，亦有少数民众不堪国民党或敌伪政府压榨，迫于生活，误入歧途。湖匪经常盘踞之地，如庐江的白石山、齐头嘴，合肥的塘西、新河、施河等地沦陷为“匪区”。

二、民国时期巢湖土匪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

湖匪的大小头目，多系国民党军队、伪军的官兵转化而来，因而他们多采用部队的编制形式，设立“司令部”“大队部”“分队”等组织。郭道发成立“大队部”，自称“大队长”，下辖8个分队；夏可三一度设立“司令部”，自称“司令”，下设大队和分队；夏作三则成立“大队”，自称“巢湖大队长”。初期，湖匪居无定所，日间散处港汊，夜则集中数十只木船，联在一起，浮居水面，四周撒岗。他们统一指挥，按级服从，集体策划，分散活动。为了便于活动，巢湖各股土匪还依据天然地势划定各自的活动范围，如郭道发占据巢湖西湾一带，夏作三占据南湾一带，夏可三占据东湖一带。在划定界线内，互不干扰，并订立信约，凡经某方征过“税”的商船，互凭收据或路条放行，不得留难阻挠。

巢湖各股湖匪虽各自为政，抢劫手段却大同小异。首先，在水面上拦船行动。每日派匪徒伪装成渔民或船民，乘小舟靠近交通道巡逻，遇有过往商船，即鸣枪喝止，掳去财物。其次，在陆地上贴票绑票。贴票分两种对象：一家一户的单独票和一保一村的集体票。绑票分为绑架富户的重要人物(家主、儿孙等)和全村全保的重要人物(保长、村长或土绅等)。此外还有登门掳掠，被掳对象确定后，夜间率众抢劫，逼取现款。逼取的手段为一打二烧，即严刑拷打和蜡烛烧身。在财物分配方面，湖匪抢劫和绑票所得的财物先由大小头目从中合提20%，其余则以一人一枪为单位，按数均摊。抗战前期，湖匪依靠抢劫绑票所得基本上可以维持生计。后来匪众增多，入不敷出，便勾结沦陷区的日本洋行，如三井、三菱、大丸、安元等，以及买办商人，把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肥皂、香烟、啤酒等，通过湖匪盘踞区运往其他城镇，或由其他地方换购土特产物品，运往敌占区，从中抽取15～20%的“护航保险费”，[6]以扩大财源、巩固内部。

民国时期，巢湖土匪人数最多时约有两三千之众，基本上人手一枪，活动猖獗。各股湖匪在划片活动之初，尚能各守界线，互遵信约。伴随吸纳人数渐多，各股专靠在限区内打劫分摊财物，难填欲壑。民国后期，湖匪间乘隙越界行事，故意留难，索取贿赂现象普遍存在。历时既久，湖匪之间矛盾迭生，循环往复，最终酿成火并之局。时至抗战末期，各股湖匪难以并存，加之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和争取，湖匪队伍分化，大部分投靠国民党军队和日伪军。如夏可三股先为国民党新桂系五二八团收编，后又转投汪伪皖中清乡司令吴道南，编为“第一大队”，驻于中庙和姥山，担任巢湖防务。夏作三股先由国民党巢县警察总队司令杨惠农收编为大队，收编后恐被杨缴械，再次入湖为匪，迨胡正刚调任伪巢县县长，夏复向胡投靠，任“大队长”。胡调至当涂县，夏亦带队随往，抗战胜利后，在当涂被国民党收编。郭道发由日伪清乡大队长朱西堂收编，朱部后被桂系军队打垮，郭将所部交于伪清乡司令第二师第一团团长陈俊之统辖，退归家乡长临河。

三、民国时期巢湖匪患对水运的影响

便利的水运条件赋予巢湖沿岸各主要城镇转运贸易的功能，环巢湖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安徽省重要的农产品输出地之一，尤其所产稻米除供应本省外，尚有部分作为商品粮运至省外。水陆通衢的巢县港是一个较大货物集散的商港，清末，一些吨位较大的木帆船经常流向杭埠河、三河、桃溪镇装运粮食和山货下江南运往芜湖、南京、镇江和苏州等地，再从南通、扬州和沪、宁、杭等地运食盐、棉布、绸缎、五金百杂货返港，向四乡八镇疏散。19世纪末，长江下游江浙一带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由于技术作物的发展而成为缺粮地区，增加了对安徽稻米的需求，刺激了巢湖周边及长江沿岸地区稻米外运的规模。根据海关贸易报告统计，芜湖海关1898-1912年米粮出口中仅无为县稻米出口量就占芜湖米市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三河镇、庐江县每年俱在100万石上下，和州、庐州都在45万石左右，其他各处出粮总数以100万石计。[7]在通达长江的转运网络中，三河镇是“巢湖区之一米粮集散枢纽，为皖省次于芜湖之一内地米市”，“与本市发生交易关系之小市场不下二十”。[8]运漕镇位于运漕河之滨，“为内河及沿湖各县米粮出江必经之处”，近代特别是厘金时代，运漕设有厘卡，舒城、六安、合肥、巢县等地稻米，均由此出口，成为“附近各县米市之中心”。[9]无为襄安镇周围地区桐城、庐江、舒城、肥西、巢县，都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扬州、镇江、无锡、常州、通州等地客商纷纷前来购得粮食后，经凤凰颈翻坝入江可直达芜湖、江苏等处，米市贸易相当兴盛，“日吞吐量号称万担”。[10]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环巢湖地区自不例外，尤其民国后期，环巢湖地区匪情猖獗，航运被严重破坏。[11]合肥港的木帆船船民，散居在南淝河下游两岸和巢湖西北边缘的中庙镇至塘西村的沿湖各村庄，是农、渔、运的结合体。1937年，木帆船发展到405条，1.1万多吨位，是航运的昌盛时期。到1945年只有131条，3 751吨位，船舶腐烂损失严重。[12]船民举步维艰。

抗战结束后，新四军奉命北撤，环巢湖地区又陷入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百里长的裕溪河上，沿途设有数十道关卡，“黑头鬼子”(警察)们执枪河岸，以盘查为名，横征暴敛，敲诈钱财。他们巧立名目，征收各项苛捐杂税，如保甲税、壮丁税、进出口费、灯油费等。此外，木帆船承运业务大都被船行垄断。巢县有顺风、福兴、义和及陆玉燕4家船行把持货源，垄断港运，船行老板从运费中提取10～20%作为“行钱”；运漕镇有5家船行，他们收取船民全部运费的10～15%作为行佣；庐江船行则从运费总额中抽10%作为“行钱”。[12]1948年，国民党南逃，合肥在港的大小船只全部被封，合肥水运中断致使滨湖民众的生存雪上加霜，因不堪重负被迫沦为湖匪者增多，同时残匪余党死灰复燃，巢湖匪患再度蔓延滋长。

纵观民国时期巢湖匪患问题，与环巢湖地区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密不可分，而匪患丛生又进一步加剧社会危机。尽管“匪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共同特征只有一个，即现实的严酷使人们找不到其他的生路”，[13]肃清湖匪，推进环巢湖社会近代化进程有赖于良好社会生态环境的创建，正因如此，建国后巢湖匪患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1]舒梦龄.(道光)巢县志[A].中国地方志集成[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8.

[2]枢华.日寇在合肥的罪行[J].合肥春秋，1985，(2).

[3]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4]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巢湖史话[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5]《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近代中国土匪实录(中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6]鹤年.旧中国土匪揭秘(下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

[7]鲍实纂，余谊密.芜湖县志(石印本)[Z].1919.

[8]夏忠群.安徽省食粮运销调查报告(油印本)[R].1935.

[9]朱孔甫.安徽米业调查[J].社会经济月报，1937，(5).

[10]侯永，刘景龙.安徽市场大观[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11]李红阳.开元年间崔希逸在唐蕃和战中的作用探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10).

[12]马茂棠.安徽省航运企业史话选编[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13]〔英〕贝思飞.徐有成.民国时期的土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张 庆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to Chaohu Lake Banditries at the Republican Period

WANG Hong-li，ZHANG Fei-xiong

(Chaohu University，Chaohu 238000，China)

At the Republican period，there were cases of banditries. They blocked the waterway transportation and made people living around suffer from hard living conditions. At first，the banditries divided their domains and followed a general guidance. At the lat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the banditries fought against each other and gradually were broken into pieces by various forc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Chaohu lake banditry cases were related to the imbalance of social ecology in this region.

the Republican period；around Chaohu Lake；the cases of banditries；waterway transportation

2016-05-16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项目编号：SK2014A322；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基地专项项目，项目编号：XWY-201416。

王红丽(1978-)，女，河南新蔡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 张飞熊(1971-)，男，安徽庐江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哲学研究。

1004—5856(2017)01—0096—03

K207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