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凡

摘 要：新世纪十年以降，笔耕不辍的诗人羊子在诗歌创作上提速明显，个人风格也日渐突显。多年漫游在故土的诗人，一如既往地关注和书写生他养他的那片火热的土地，发生在那里的人、事、情铸就了诗人生命中最难以割舍的民族情感。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对古老羌民族的倾力用心，正源自羊子从一而终的时代使命与民族责任，他用深情的笔触和诗意般的文字尽情抒写他脚下那片热土步入现代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其聚焦的不仅是那地域内的自然生态，更多的是那里的社会生态，特别对现代视域下的羌民族所经历的深刻变化尤为关注。

关键词：地域写作；隐喻表达；生态关怀

引 言

新世纪十年以来，在当代诗坛的西南角，诗人羊子在个人的诗歌创作上呈现出显著的活跃之态。自2010年4月经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汶川羌》之后，不经意间他再次给人们带来一阵欣喜，新诗集《静静巍峨》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2015年12月出版。不难发现，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羊子，非常自信地将世人的阅读视野引向他所熟稔的西部岷山那片古老而深沉的昆仑大地。出生在川西北阿坝州的诗人羊子，自幼在雪域深处生长，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使他无法挣脱掉执笔雪域高原的人生宿命与民族使命。毫无疑问，在所有人类社会中，过去都在影响着现在。拥有至纯信仰与情怀的羌族后裔羊子，其笔下的诗的世界是个充满古老民族——羌族精魂的崇高存在。在以川西北为创作背景的诗集《汶川羌》和《静静巍峨》中，他用蘸满诗情的文字呈现出繁衍生息在川西北雪域高原上的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情，并以此来突显雪域之上生命众数的饱满与炽热。诗句不是无情物，字字珠玑传真情，诗人羊子以诗的语言把满怀的虔诚挥洒在抒写古老羌民族的文学之路上。人们可以通过羊子那灼热的眼光，真切地感知到世代繁衍在中国西南角那片雪域高原上的古老民族所特有的民族品性、那片雪域的纯净以及深空中那让人陶醉的湛蓝。人们可以发现，进入现代以来，一个满载着信仰、善良和纯美的雪域世界正在向世人敞开了胸怀。可以说，这两部走进高原、回到雪域、凝练古老民族精魂的诗集因此将会赢得更多人的尊重与好感。

一、声音的隐喻表达

众所周知，构成我们眼前世界的事物千差万别，但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人们通常可借助感知、触觉以及意象等来获得对自然万物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熟悉和理解。这里所提到的“意象”，指的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象，经由创作主体情感活动而被创作出来的一种独特形象。作为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意象”一词在美国“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庞德看来，它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 王耀进：《意象批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5页。]而在“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苏珊·朗格看来，它的真正功能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1页。]由此可见，“意象”代表了某种不可见的或某种内在的东西，常常起到了一种暗示或隐喻的表达功能；也就是说，“意象”可作为一种描述存在，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一般而言，“意象”具备某种象征意义，创作主体往往借助不同的“意象”来表现各种感官复杂而多样的情绪感知以及思想意念，使原本表达单一的物象有了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与外延。

在我国，传统文化在多个层面上被誉为“乐感文化”，注重人在感官上的直接体验和感知，尤其善于从听觉角度去观照世界，讲求个体情感的抒发与表达；也就是说，声音与情感之间发生关联是通过人的听觉来实现的。那些被创作主体赋予了一定的思想与意义的声音，“不论是寻常巷陌的喧嚣市声与庭院街道里的琴声，融入个人主观情感后，就不再是一种听觉上的刺激，而是一种审美实践的对象，即声音意象。”[ 高秀川：《旷野中的时间、空间与声音：张爱玲小说的意象谱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10页。]不难发现，声音意象作为一种文本表达、一种情感体验，在羊子的《汶川羌》、《静静巍峨》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呈现与表达。在《神鼓与羌笛》中，那“咚咚咚”的鼓声和穿透历史悠扬的羌笛。诗的开头被急促而浑厚的“咚咚咚”鼓声所占据，宛如那阵阵古老民族的脈搏声。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而为？还是另有所指？但不管怎样，人们在此刻被这铿锵有力的鼓声所深深吸引。以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开篇，或许正是诗人羊子的一种有意而为，在某种程度上应合了其在诗歌创作上的一种风格表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心脏一样跳动的鼓声响彻天地的胸膛。/咂酒一样芬芳的鼓声陶醉了村庄。/生死一样起落的鼓声穿透了心灵。/烈火一样燃烧的鼓声温暖了孤独。/泪水一样奔流的鼓声拯救了祖先的后裔。/星辰一样闪烁的鼓声永恒了古羌的生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默然挺拔的羌碉听过，四面群山听过，/这来自上天的问候和深刻的牵挂。/火塘听过，神龛听过，白石神灵听过。/岷的江和山喂养着怀抱中的村庄。羌。/朗朗的，一个民族红红的血液在奔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迁徙的灵魂吟诵过，层层的梯田沐浴过，/神山倾听过，祭祀塔享用过。/每一段的节奏起起落落，有强有弱，/有生有死，抑或就是这里所有呼吸的一种暗合。/人是鼓声的一种延续。羌。/人是鼓声的一种气息。羌。/人成了鼓声，漫过森林，飞上云天。羌。”[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1-12页。]这里“咚咚咚”的鼓声，犹如一阵阵呐喊声，以此来唤醒古老羌民族几近沉睡的精魂。

而另一方面，正如作家阿来所言，“文学它的独特价值主要还在于情感的沉潜与抒发。”[ 梁海：《“小说是这样一种庄重典雅的精神建筑”——作家阿来访谈录》，《当代文坛》2010年第2期，第26页。]阅读羊子的诗，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个比较注重情感深度的作家。在他的创作视野里，诗歌要有思想的深度，还应有情感的深度，惟有在精神与情感这两个层面上都有深刻的体现与表达，自然就可堪称为完美。“羌笛”从盛唐时代被诗人们赋予了一种别样的离愁别绪，“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其间饱含深深的幽怨与难以言说的旷世孤独。“娇小的身材，被羌人粗大的十指轻轻地簇拥，/筷子似的并排在一起的双管，双管双簧，/六孔七音，唢呐一般向前直吹，/一样的体量，一样的色泽，一样的腔调，一样的相容，/啊羌，释放出大地的沉重与寒夜的刺骨。/……/这是世间独一的吹奏，居然，十分恰当啊，/承载着一个民族内化隐忍的全部性情与人格力量。/情不自禁，叫我泪雨横飞。/这吹。这音。这调。这曲。这吞刀自尽的绝地重生。/……/羌笛。日夜倾诉人类情感的另类巅峰，/我知道不吐不快，羌笛。/把世上最彻底的绝望都吹放出来。”[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在诗人眼中，“羌笛”早已超越生命个体的情感诉求，而内化为古老羌民族一种隐忍的痛。

法国作家莫里斯·布朗肖曾在《文学空间》中指出，“我们会发现诗歌就如一个浩瀚的词语天地，这些词语之间的关系、组合及能力，通过音、像和节拍的变动，在一个统一的安全自主的空间里得以体现。”[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页。]以空间为重要表征的现代性，在当代诗歌中得到了越发深入的彰显与呈现。可以说，身为古老羌族后裔的诗人羊子，其诗歌世界中的那些带着节奏感的声音，很多时候有着非比寻常的指向意义，既有如上所述的发自古老羌民族最内在的心声与呼唤，同样也有对外在世界种种声音的敏感与洞察。然而，诗人在对“这些声音”的捕捉与感悟中，早已超越对羌民族本身的关注关怀，其体现更多的是对人类自身的整体观照。在《5·12》中，“起初是炮声一般震动着门窗，/嚓嚓嚓，嚓嚓嚓，环绕而去。/……/太阳被什么撞落了，伸手不见一丝的光。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到处都在爆炸。思维即刻短路。/天啊。墙壁就要垮下来了！楼顶就要砸下来了！/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恐怖咀嚼之中，没有了方向。挣扎。乃至尖叫。/即使感觉清晰，内心也是无助。而且绝望。”[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0-41页。]那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打乱了世界与人类的安宁，带来的是震撼寰宇的巨大灾难，正如《这些声音》所呈现的，“这些声音追赶着满世界的碧绿，/鲜红、嫩黄，从山顶奔泻而下，/随巨石的滚动，跌落，罩住一列列山梁，/村庄，梯田和耕牛的无路可逃，/由着性情，尖锐地碾过草木的头顶，/碾过五月樱桃和灌浆的玉米苗。/应着群山之下巨量的震荡，/释放积压上亿年的风暴。/这一刻，所有表层生命的规矩与形态全被破坏，/砸烂，吞没和掩埋。/这些声音掠过眉梢，穿透心房的神经，/掀翻人生有限的经验和仓促的祈祷，/践踏人类的尊严与自信，/覆盖了千万年来灵与肉创造推进的文明。”[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2-43页。]可见，诗人羊子在创作中的诸多体验多是直接来自当下世界。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读羊子的诗歌，我们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被带入了一片神奇的领地。诗歌中琳琅满目的物象，以及这些物象所构成的整体氛围使我们心醉神迷。可以说，正是这些物象构成了羊子诗歌的基质。”[ 王伟：《羌管悠悠现代心——论羊子诗歌的三重内蕴》，《草地》2008年第5期，第70页。]在很大程度上，声音作为众多物象中的一个，其在羊子诗歌世界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部分。自然的律动，生命的合拍，尘世与自然相濡以沫，相映成趣，宛如“故乡的泉水，一汪一汪地积蓄和牵连，会聚，/绕过歌唱的桃坪，古城坪，绵虒和营盘山。/汩汩汩地流过耕牛的嘴唇和父亲洗脚的手指。”[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2页。]（《入海岷江》）汩汩的山泉声令诗人流连忘返，顿生款款深情。可以说，雨的迷雾挡不住充满生机的自然界，在雨中匆匆而行的羌人越发满怀期待，“滴滴的旋律是咚咚的心跳，/嚓嚓的脚步是朗朗的方向，/雨点朝下，雨点深吻饥饿的根须，/雨点甜蜜苹果的滋味，/雨点完美握紧锄把的羌人的心。”[ 羊子：《静静巍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49页。]（《在雨中》）大自然的天机就是如此奇妙，一个个新的生命将会应着“雨声”而起。比较而言，诗人的世界拥有更多的美好，恰如“一句句鸟鸣清亮窗口的晨曦，/一声声呼唤点燃大山深处的黑暗。/你看，蒙昧的烟云飘过山巅，/宁静涨满山谷，思想清澈见底。”[ 羊子：《静静巍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35页。]（《鸟鸣清晨》）从中可见，诗人对来自大自然的旋律总有种天然的敏感，尤其对那些源自生命本身、源自灵魂深处的点滴，清晨的鸟鸣唤醒了整个岷山世界，又一次开启了芸芸众生的新一天的生命之旅。眼前一片静谧的田园生活，让人们不得不为之惊叹不已，“在朝霞临窗的刹那，羌语吱呀一声推门而出。/羊皮褂子紧握的锄把，掀开了岷的等待和呼唤。”[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5页。]（《岷的江和山》）可以说，这里的“鸟鸣”与“羌语”被诗人寄予了更深一层的生命寓意与情感指向，它們与雪域高原生命的轮回密切关联，都是生命强力的一种内在表达，它们时刻流淌着、并延续着一个族群强烈的生生不息的繁衍之流。

二、自觉的生态关怀

可以毫不避讳地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文学的关切对象几乎只限于人文领域，对人类所处的自然生态却处于一种颇为难解的缺位状态。我们不难想象，这种缺位或难以置信的忽视是多么的令人匪夷所思，其与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生态关怀这一传统相去甚远。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被誉为美国生态运动的思想先驱的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就以个人独居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实录为基础，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瓦尔登湖》，就此拉开了人类对大自然生态关怀的历史性序幕。梭罗通过自己在两年多时间里真切的所见、所闻与所思，表现出对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各种生态破坏的焦虑与担忧。梭罗从不掩饰对大自然与生俱来的那种亲近与感恩，他亲近自然，崇尚自然，与自然交朋友，并试图为自然世界而代言。作为自然之子，梭罗竭力图绘“瓦尔登湖的神话”，其目的在于：一是表达了对原始状态下自然世界的向往，二是呼吁整个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普遍关切。当梭罗以生态文学的发轫之作开启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关怀之后，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迫切。不难想象，处于工业化进程上升期的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在带给人类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进而造成人类征服自然的信心空前高涨。所以，一时间，人类社会普遍沉浸在一种对科学技术的狂热与痴迷的氛围当中。基于这样的大背景，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同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引导社会摆脱传统束缚的人类理性，因此受到了极大的蛊惑，人类转而走上一条依赖理性去认识世界、利用理性去征服自然的“不归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蓬勃发展的工业推动经济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类在物质上的欲求与渴望；同时，“金钱拜物教”与享乐主义日渐风行、不断侵蚀着人们的心灵，从而造成了“价值理性”日渐式微，“工具理性”逐渐膨胀、甚至走向某种极端化。在很大程度上，“工具理性的张扬，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生态自然成了人类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目的理性的牺牲品，人类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过度地利用开发自然，成了现代社会的常态。”[ 黄协安：《人与自然：呼唤生态和谐——评厄普代克<兔子歇了>》，《小说评论》2008年第S2期，第21页。]不言而喻，人类面临史无前例的生存挑战和生态困境。

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人类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不断索取，甚至为达到这一目的而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暴露出一副无比贪婪的嘴脸，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去争夺、霸占极为有限的自然资源。草场遭到大面积的破坏，原始森林因乱砍乱伐也渐渐消失，大片湿地被填埋而变得岌岌可危，深蓝的天空因工业污染而变得成天雾蒙蒙的，鸟的歌声因畸形城市化而变得极难寻觅。不难发现，眼前的世界近乎死一般的沉寂。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被后世尊称为“生态运动之母”的美国生态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对人类遭遇的这种困境极为关注，她不顾工业集团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以生态力作《寂静的春天》将世人的眼光聚焦到化学工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以及自然生态的重大影响上，严厉批判当局肆无忌惮地大面积滥用化学杀虫剂DDT而导致自然生态遭到致命性的破坏。卡逊的努力以及她的这部堪称为生态文学经典之作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让人们对工业化的负面效应有了深刻的认知，从而推动生态观念深入人心，有力地促进了生态保护运动向越发广阔的区域发展，同时还进一步加深了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生态关怀。诚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为新版的《寂静的春天》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她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谈及问题的疆界。她将我们带回到一个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现代文明中已丧失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这个观念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融洽相处。”“她的声音是不可能被掩盖的，她唤醒的不止是我们国家，还有整个世界。”[〔美〕蕾切尔·卡森：《寂靜的春天》（引言部分），吕瑞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不言而喻，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以及自然生态的关怀业已步入一个新的境界。

羊子是个行走在川西北大地上的羌族后裔，他从不回避与生俱来的族别身份。与此同时，他又是个不断回望故土、关切故乡的诗人，他以坚实的脚步丈量着故乡那片“岷的江和山”，不断地借助诗的语言来描绘故乡的风景以及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可以说，诗人羊子所做的这一切、所写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其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文字来读懂一个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以及特有的信仰与民族精神，不断拉近故土与故土之外世界的距离，借以来消除、化解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不解，诚如学者张建锋所言，“羊子是以羌民族的一个分子来书写本民族的心灵史的，远比那些羌区的‘过客来得真切。他的诗中有自己的东西，这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也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杨国庆：《从遥远中走来》，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第80页。]不难想象，在故乡的那片雪域之上，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故土风景，这里有的尽是与大自然彼此敬重、相互融合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生态，而这些恰恰是雪域世界最富魅力之所在。

出生在雪域高原上的羊子，自小就在与大自然的零距离接触中长大，他倾心于自然世界所给予自己的一切，对自然万物的生态关切是与生俱来的。从羊子诗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稀可辨出诗人对于自然生态的关注与用心。从一开初，诗人注重的就是顺应人自身的一种天性，“从诗歌的尽头，从天空对面的那片草地。/我坐在祖先的牛毛帐篷内喝着才挤出来的羊奶。/几乎是一种嗜好。我喜欢羊奶，胜过牛奶，马奶和狼奶。”[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1页。]（《草场》）就“我”而言，既不愿意如远房亲戚“矮子”一般，本来喜欢的是“牛奶”，却随他爸改了自己的初衷，“他喜欢狼奶，是从他爸爸狼眼一样的厉喝声中开始的。/其实，矮子喜欢牛奶。/矮子妈妈的手尚未离开牛胯下那副滚大红白的奶头/先前没有瘸腿的矮子早就守候在奶桶的旁边了。他要喝第一碗散着母牛体温的奶。这是他的嗜好。”[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1页。]也不愿意像“父亲”一样，尽管“我是儿子，我应该从父亲喜欢喝的马奶那里学会习惯和模仿。/但是，我的心里始终拒绝着大雾中的这种模仿。/我喜欢更加柔软的羊奶。更加细腻的羊奶。”[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2页。]毕竟在“我”看来，“父亲是父亲。我是我。我父亲总是不说话。/父亲喝着马奶，像牛毛帐篷，拒绝着外面遥远的草场。/我喜欢遥远的草场。左一抹江流，右一丛山丘，前一片白云，/后一方悠远的草场。脚步比骏马更加热爱的草场。”[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3页。]（《草场》）可见，诗中的“我”自始至终固守这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一切都那么的自然而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诗人羊子对故土世界中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自觉的关怀与真诚的思考。

在诗人羊子多数的诗篇中，其集中刻画的是地处雪域高原的故土世界——古老羌民族世代繁衍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以及活跃在这地域内的其他种群。如上所述，一个人如此恪守“天性”，其在某种意义上遵从的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性格特质，可以说，“小我”是诗人书写古老羌民族“大我”的一个缩影。不言而喻，深居雪域的古老羌民族，世代繁衍在高原山谷之间，千余年来的文化积淀，孕育出他们坚韧、善良和悲天悯人的精神品性。长期以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对土地、对冥冥之中自然力量的虔诚与崇敬，将自然界中的每一生命体都视为赋有灵性、有情感的生命存在，不论是动物、植物，甚或是雪山、草场、石头等等，他们近乎与自然形成某种默契，彼此之间似乎有了互相依赖、彼此共存的“自然契约”。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大自然始终保持着一种由衷地的敬畏与感激。在诗人看来，生长于荒野的羚羊，长期与大自然相濡以沫，其生命本身饱含着与大自然契合的“密码”，“高山冰川边沿的青草探出了头，一棵一棵。/星星点点的新。星罗棋布的嫩。/永生的想象在羚羊的血液里哗哗地流淌。/在母羊唯一的胎盘里哗哗地流淌。/羚羊。现在的羚羊。威严野生的羚羊。”[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3页。]（《羊的密码》）羚羊在自然母体中孕育，其身上流淌着与自然母体如出一辙的血液。

不可否认的是，雪域羌民族正是在与大自然的休戚与共中实现了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升华，“从羚羊到羊，终于/大片大片，大群大群，飘忽在辽阔的天空之下，/与祖先的心愿和身影在一起，云朵一样雪白，寂静，/流水一样婉转，清澈。羊，野性的生长，/穿过森林和山岗的一块块绿地，自由而自然，抒情，/与祖先的情感和思想在一起，浩浩荡荡，安安心心，此起彼伏，/完成与人的交会。羌——羊人相生。/告别高居，拉开家园的序幕，这些羊和这些祖先，/成为东方大地上可以永远记忆、追寻和相会的终极家园的主人。/从此不再分别，羊与人，从此不再与天地对抗，生疏与怨怼。/两种生灵合一，走出朝不保夕的生存。/在共同的天地合共同的时间中沐浴同一片天光的启谕和牵引，/这些羊和这些祖先踩着青草的节拍，行走在江河宽广的源头，/文明与野蛮分手的开端，族群遗传的一个渊源，一个基因，/在未来的仰视与追思里，成为璀璨的艺术和生活的方式。”[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5页。]（《羊的密码》）从“羚羊”到“羊”，从“羊人相生”到“羌”，古老的雪域民族完成了自我的完美转型，但在這一过程中，羌民族始终不渝地恪守与自然共存的那份“契约”，他们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纵使如今这物欲横流的物质时代，他们依旧坚持那份源自民族内在世界既有的真诚与对话。“神龛在昏暗的时光中模糊了面容。/蓝色炊烟一遍遍亲吻、擦拭已经皈依的家族心灵。/我的神龛是家的神龛。家的神龛是我最早心灵的皈依。/在崖峭石壁之上与修砌的家浑然一体。/……/我的房顶供奉着相同的神龛。羌的纳萨。家的神坛。/也是我，一个族人，在家的怀抱中完成的精神去向。/木比塔拂着云绸，微笑着走过三女儿建立的人间。白石荡漾着神族所有的灵光与永恒的祝福。/柏枝顺着霞光，铺成熏香的路，恭请天神垂眸看见。/一个矮矮的身体与身边的亲人深深地跪了下去。/在无限感激的虔诚中，敬献出最美的颂辞和最大的羊头。/百灵鸟牵着布谷鸟的手，从群山飞向大海，飞回群山。/所有的鹰鹫无影无踪。所有的熊胆失去了冲动。所有的群山散发着菜园的气息。羊群洁白而肥美。”[ 杨国庆：《汶川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8-19页。]（《供奉》）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人们，相信自己和族人时刻被自然神灵所庇佑，因而，他们不仅对神秘的自然存有天然的敬畏，同时对于自然所赋予的一切心存感激。在某种层面上，雪域高原里的人们与自然万物心性相通，他们之间的互动相得益彰，取舍有度。

结 语

从诗人成长的环境来看，深受古老羌文化和汉文化双重滋养与影响的羊子，并非一味迷恋于书写雪域民族的神性存在，而是将个人的创作视野聚焦于现实世界里所发生的人人事事，加上其又长期生活工作在川西北兼容性、多元性并存的文化环境之中，使其越发专注于雪域世界普通人与情的抒写与表达。纵观诗人羊子近些年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发现，羊子言说的依然是那片被外界赋予神秘色彩的雪域高原，可以说这是诗人有生以来难以割舍的地域做派的倾力呈现。身体力行的诗人羊子，一直行走在川西北的大地上，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其不断言说雪域民族的动力源和资源库。紧贴大地、靠近灵魂写诗的羊子，他的笔尖时刻涌动着一股热情，不论《汶川羌》还是《静静巍峨》，都以无比真诚的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古老羌民族那种难以释怀的款款深情。显而易见，这些诗歌呈现的不是常人的轻言碎语，而是诗人真切关注故土、用心倾听羌民族那发自肺腑的深沉呼唤的心声。在很大程度上，诗人羊子骨子里有股古代读书人的文士风度，始终有一种“经世致用”的理想情怀。他以历史的眼光来观照雪域世界既往的曾经岁月，力图展现原本较为封闭的“岷的江和山”自进入现代以来所显现出的改变与新生，进一步彰显了古老羌民族那种与生俱来的生命虔诚和淳朴善良的自然人性，从而让外面世界的人们看到雪域世界神秘之外的另一副面孔。同样，诗人羊子在个人创作中有一种情感倾向，即观照当下雪域高原的社会现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工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打破的不仅是雪域世界既有的自然生态，更重要的是固有的社会生态也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尽管信仰依然，虔诚依旧，但面对潮涌般的社会大潮，古老羌民族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现实困境与尴尬。在某种意义上，诗人这种情感指向的背后饱含深意，这些将会不断触发人们去思考。

责任编校：邬彦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