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军

摘要：无论从时间还是成就方面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都成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重心，因此课程计划应该向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大倾斜，教师的素质也必须更好适应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具有文学本位性、西方性、本土性和时代性兼容的特点，而最为突出、最重要的特征是本土性，这就要求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要空前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补给。也就意味着，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人员急需更新观念，寻求补给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种种途径。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本土性：授课教师：传统文化知识：补给

中国当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基础课程。它是新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发展阶段。时间范围从1949年起一直延伸到现在，经历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三个重要阶段。从时间长度来讲，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接近四十年，大大超出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也远远超越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这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重心必须转移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教学上；课程计划和课时分配也应该向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大倾斜，教师的素质也必须更好适应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特点。可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主要有哪些特征呢？

一、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突出特点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特点，在当代文学的范畴里是相对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而言的。黄子平在论述“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时曾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其实，这不只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特点，也是当时“农村题材小说”和其他重要类型小说的特点。“十七年”文学，尤其是“文革”文学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们紧密配合当时政治活动，并为之服务，也就是说，它们都具有突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

新时期伊始，国家“拨乱反正”，当时的文学还带着“十七年”文学的遗痕，和政治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徐徐拉开，文学很快摆脱了意识形态战车的捆缚，逐步回到了自我本位的立场上，追求文学的永恒价值。新时期以来文学突出个性的一面开始逐步显现。文学的本性是要求作家寻求生命体验的本真表达，在语言上往往表现为“陌生化”的灵动自由的、富于诗意的表达方式。这成为新时期以来文学区别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重要特征。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西方性。囿于时代的封闭性，“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极大排斥和疏离了西方主流的文学形式。改革开放却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提供了与之结合的语境，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精神和艺术手法被大胆借鉴和吸收。这突出表现在新时期以來的“第三代诗”、现代派文学、实验剧、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主义小说创作等方面。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本土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寻根文学”兴起，开始向儒释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掘进，从民间文化撷取大量资源，逐渐形成了地域主义的文学创作流派。从整体上讲，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的地域文学还处在深受西方文学强大影响下的模仿性写作阶段，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作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备不足，尚处于知识储备期。大约是90年代中后期，文坛的主要作家已经对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烂熟于心，对自身的文化和生活的体认也都进入了一个深层次，外来的东西已经内化到成功表现自我文化传统和生命形式的地步。这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真正进入“自觉阶段”的表征。基于此，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获得了大丰收，本土化、中国化俨然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文学最为醒目的标识。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第四个突出特点是时代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再到90年代、新世纪初期，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一路跟进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宽广视野和沉实笔触表现着这个时代。它和探索的时代一起探索，有困惑、有曲折、有畅达、有欣悦，成为这个时代真诚的倾诉者。它所积累的文字成为人们感受这个时代、回望这个时代最可靠的依托，而它自身也成为我们民族步履铿锵走向复兴之路的一支重要力量。

可见，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突出的兼容性特点，它以文学为本位，兼采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表达对时代的体认和感悟。其中最重要的是和中国历史文化的血脉贯通了，于是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大量元素渗透进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赢来了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觉醒的自觉时代。既然如此，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为主要讲授内容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就要适应它的这一特点。

二、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要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补给

因为新时期以来文学作为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及它与西方文学的紧密关系，其西方性的特点是一直备受重视的，换句话说，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作为重点内容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普遍比较重视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学习。可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对其向自身传统文学和文化学习的本土化倾向则比较轻视。然而，当高等院校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人员认真面对以新时期以来文学为重心的中国当代文学时，不得不空前重视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知识的补给这一问题了。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本土化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大量作品在题材选择、主题阐发和文化意蕴表达等方面的深厚传统联系。历史题材小说在这方面表现最为鲜明。以历史上某一人物为中心内容的重要作品有，杨书案的《孔子》《老子》《炎黄》《孙子》，穆陶的《屈原》《林则徐》，吴因易的《绝代天后》，熊召政的《张居正》，姚雪垠的《李白成》，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凌力的《少年天子》，颜廷瑞的《庄妃》等等。这类历史小说涉及到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中华始祖、思想家、文学家、帝王、将相、农民起义的领袖，还有后宫的嫔妃等，范围非常广。一些作品以某一朝代或某些历史事件为中心结撰，比如，孙皓晖的《大秦帝国》、杨书案的《隋炀帝遗事》《九月菊》《秦娥忆》，吴因易的《开元盛世》《绝代天后》，颜廷瑞的《汴京风骚》，蒋和森的《风萧萧》《黄梅雨》，徐兴业的《金瓯缺》，刘斯奋的《白门柳》，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凌力的《星星草》《倾城倾国》《梦断关河》，穆陶的《红颜怨》《孽海情》《落日》，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等。这些都是在书写历史朝代或历史事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果把二三流的此类作品算在内，简直可以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串联起来。事实上还有新历史主义小说，比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尤风伟的《石门夜话》等，对历史事件做任意的虚构，也着意解构历史精神，呈现出中国历史的另一面目。历史题材小说构成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然而，新时期以来文学和历史的衔接与对话更普遍的方式是从现实社会人生出发，以民间视野沟通历史。比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纪实与虚构》，阿城的《棋王》，张炜的《古船》，高行健的《灵山》，张承志的《心灵史》，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酒国》《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高老庄》《秦腔》，杨炼的《大雁塔》《半坡》《敦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这些作品以各自的方式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或儒、或佛、或道、或法、或阴阳家、或禅宗、或饮食、或宗族文化，等等，往往兼而有之。

一些作品直接从传统民间文化角度观照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有张贤亮的《绿化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品，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九月寓言》等等。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书写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有张承志的《黑骏马》，昌耀的青藏诗，杨炼的《诺日朗》，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的岁月》，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姜戎的《狼图腾》，范稳的“大地三部曲”，杨志军的《藏獒》等等。

新时期以来文学本土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是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借鉴和使用，比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小说，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杨绛的《干校六记》，贾平凹的《太白山记》，韩少功的《史遗三录》等，它们被称为“新笔记体小说”，上承《世说新语》《容斋随笔》《阅微草堂笔记》、《浮生六记》等中国古代笔记体小说形式，随笔而记，洗练、闲雅。贾平凹的《废都》吸纳了《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白话小说的特点，形成了含蓄、简约、富有韵味的格调。莫言的《檀香刑》结合地方戏曲“猫腔”，采用中国古代的“风头”“猪肚”“豹尾”形式结构小说；《生死疲劳》则以佛教的六道轮回结构作品，形式上采用古代的章回体小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采用了词典的形式。林那北的《浦之上》则穿插话本小说、方志、碑文、书摘、注等古代文体形式，而且不少形式超越了文学形式，采用了实用文体。刘恪的《城与市》也与之类似，杂糅文论、笔记、考证、图表等形式。阎连科的《风雅颂》则借用《诗经》结构文本。而孙惠芬的《上塘书》、阎连科的《炸裂志》采用方志体体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可谓在古代文体的借用上达到了文体互渗、文备众体的效果。

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沟通形成了这些文学作品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复杂的互文关系。比如，贾平凹《废都》与《金瓶梅》《红楼梦》等形成对话关系，《老生》与《山海经》等形成对话关系。刘恒的《伏羲伏羲》则在和中国文化的始源生殖文化对话。王安忆的《长恨歌》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形成互文。阎连科的《风雅颂》《四书》与“六经”中的《诗经》《四书》形成互文。刘震云的“故乡系列长篇小说”与三国文化形成互文；《我叫劉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与《水浒传》等构成互文。海子的诗歌与屈原等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体验和诗歌创作构成互文。萧开愚的诗歌《向杜甫致敬》明显和杜甫生平与诗歌创作形成对话。张曙光的诗歌《西游记》则不禁让人联想到吴承恩的《西游记》。叶兆言的《夜泊秦淮》让人联想到与此相关的中国古代诗歌。其实远不止这些。可见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形成了宽广、悠长、深入的互文对话关系。

当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也有民族性、本土化的特点，比如，曲波的《林海雪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艺术形式的借用，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对地方民间文化资源的重视，欧阳山的《三家巷》对《红楼梦》艺术的借鉴，李季、阮章竞等人的诗歌创作对民间歌谣的借鉴，闻捷、公刘等对新疆、云南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等历史剧对历史人物的改写，杨朔散文对古文“诗境”的传承，秦牧散文对古往今来知识的化合，还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八个样板戏”对中国古代戏曲的利用，等等。因此，早有人指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与传统文学和文化资源保持了深切联系。这实际深延了中国当代文学本土化的长度、也加重了中国当代文学本土化的历史分量。当然，由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深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严重影响着它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借鉴的广度、宽度和深度。中国当代文学自觉的本土化性质还是要由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决定。

三、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急需更新观念，寻求补给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新途径

从上面的论述看，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突出的传统文学和文化意味。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寻根文学、地域文学的创作潮流赋予新时期以来文学厚实的民间性、传统性与古典性。这种传承是全方位的，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内容到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无不涉及。当然，它不是对这些文化的简单复写，而是作家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去搜寻、反思和汲取为现代人可资借鉴的东西。有时是作家从传统借用了现代人体验和思考当下生存境遇的方式，比如，新时期以来文学对传统文体的化用往往起到这种作用；但更多时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和内涵的审视与吸纳。这样一来，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传统文化和文学就不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可有可无加上去的佐料，而是构成其本体性的内容。既然这样，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就应该特别重视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的理解与传授。然而，在现实学科体系和教育背景下，高校教师应对这一问题却有相当的难度。

就一般情况而言，现在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高校教师在古代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是不够的。这是由现代学科体系和培养机制造成的。担任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通常都出自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本科阶段，未来有可能做高校教师的学生的课程学习还是比较平衡的，基础课程一般都包括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如果四年时间充分用在学习上，还是会为以后的职业——无论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外国文学教学，还是现代文学教学，当代文学教学——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然而这对高校教师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从事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教学工作的人一般必须有研究生学历，最好是经过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这一阶段，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就会分出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多个二级学科。拿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教学来说，这个时候所学内容就专业化了、范围变狭窄了，一般开设的课程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研究等。当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讲，核心问题是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和毕业论文的圆满完成。而要出色完成此任务，往往会涉及社会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因此可能会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知识，但这不是普遍性的，就算涉及了，往往限于课题的具体性，涉及面也是较窄的。所以，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来说，这一阶段的学习基本在利用本科阶段所学的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对它的深入了解则是相当有限的。可是，在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开始讲授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课程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如此具有传统性和本土化特征的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此时的捉襟见肘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这个时候应当通过各种渠道赶紧补课，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课。然而，数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经在许多人头脑里有了学科固化的思想：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人似乎不再需要古代文學和文化。学科的门户之见成为横亘在许多人面前的一道无形的墙。而且，对于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人来讲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五四”以来的文化歧化选择本身造就了一种观念，即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实际并非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问题，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当代，文学乃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实难断裂。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当代文学教学都应该时时顺流而下或者时时回溯向上。这是教学内容的性质和特点的必然要求。面对当代文学突出的传统性和本土化特征，就需要赶快补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深层次知识。否则，要么工作平平、得过且过，要么虽然努力想把课程讲好，却又好像被什么死死拖住后腿，难以深化。

这个时候就迫切需要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突破自身的学科观念了。文学是一个全息产品，研究生阶段的专业学习是不得已的做法，但并不意味着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就可以故步自封、孤芳自赏。而且，我们又在面对传统性和本土化特点鲜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于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老师来讲，切实、到位的观念应该是这样的：一旦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干，对教师而言，传统文化的补给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简单补充，而是变成了职业之必需。也就是说，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老师要有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作为其第二专业的意识。进一步说，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也成为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师的本位学科了。

既然这样，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具体教师应该怎样做呢？一是勤勉自学。经过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意味着已经获得了很强的自学能力。所以，可以通过具有高度紧迫感的深度系统自学来弥补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方面的不足。二是多参加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学术交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一般都会积极参加本专业的学术活动，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漠视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学术交流就是狭隘的表现了。三是博士后学习和访学可以选择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学、历史学等专业的学习。国家本来提倡博士后阶段所学内容要与原来专业有交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老师这样做正好符合国家设置博士后的初衷，当然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需要。访学也当如此。

四、结语

总之，面对当代文学突出的传统性和本土化的特点，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老师必须具有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交叉的意识，突破现有专业设置的域限、确立新的教学理念，开展全新的教学实践。本文主要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突出的传统性和本土化特点，阐述了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补充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对其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一面存而不论，对它突出的时代性也无暇顾及。然而，这两个方面也是极其重要的，全部顾及这些因素才会真正契合中国当代文学兼容性的特点。可见，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实属不易。

现在仅就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性发挥两句。既然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它对于现代人教育的意义就更加突出了。当前我们正在强调培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在这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讲授好这门课程又具有时代的紧迫性。时代性赋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教师的是重大的现实责任。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