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长娜　张永泉

摘 要 同步录音录像可有效固定和还原侦查机关收集、提取证据的过程，防止事后翻供，进一步增强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和说服力，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但随着该制度普遍应用，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机制，仍然存在执行不规范、形式主义、公信力低等问题，严重阻碍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旨在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关拙见，以供立法部门参考。

关键词 录音录像 监督 制约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2.29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第5条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逐步实行对所有案件的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为扩大讯问录音录像范围提供了明确指导意见。同步录音录像可有效固定和还原侦查机关收集、提取证据的过程，防止事后翻供，进一步增强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和说服力，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但随着该制度普遍应用，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机制，仍然存在执行不规范、形式主义、公信力低等问题，严重阻碍其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监督制约机制上暴露出的问题及原因

（一）存在问题

1.录审无法完全分离而削弱公信力：

这是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產生之初就自带的缺陷。技术操作人员和侦查人员出自不同部门，分工不同，但相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讲，同属于同一个检察机关，就是一个整体，说不上中立，无法充当真正的见证者和监督人角色。并且，针对录音录像资料处理时相关法律法规均未设置专门的、所谓的中立第三方人员进行监督，这使得同步录音录像在形式上公信力打了折扣，无法保障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2.在具体执行中存在流于形式现象：

依据《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全程是指一次讯问笔录从开始到签字结束的过程。但《规定》中对什么叫讯问、什么是第一次讯问、讯问什么时候开始未做任何解释，导致在实践中很多不规范操作行为的产生。例如，在录音录像之外进行“事先排练”、“对好台词”后再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即“先审后录”。此外，个别侦查人员还存在“选择性同步录音录像”现象，而非立法原意所要求的“不间断、全程和同步，真实再现获取言词证据的全过程”。以上违法行为从事后的音像资料上根本无法体现，就算犯罪嫌疑人提出，也无从考证，同步音像资料反而为侦查员的取证行为披上“合法外衣”，这种制度上的形式主义，削减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明力和公信力。

（二）问题成因分析

现行有效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除《规定》第21条提到“因未严格执行本规定，或者执行中弄虚作假，给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造成不良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者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之外，并无涉及有关监督制约具体条款，既没有提及同步录音录像的内部制约，更没有提及其外部监督。因此，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执行中出现偏差和变味，背离我国《刑诉法》相关立法初衷，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

1.缺乏必要内部制约机制：

内部制约机制是检察机关通过权力分立的手段，实现对自身执法活动控制约束的机制。虽然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中的审录分离机制一定程度上构成检察机关不同部门间的内部监督，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配套的多方位内部制约机制，不仅在数量上单薄，而且监督的效果也是缺乏中立性和说服力。另外，由于侦查讯问案件的特殊性及专业性，再加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诸多问题，也增加了检察内部形成良性制约的难度。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滋生问题，这就形成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功能难以发挥的原因之一。

2.检察机关外部监督形同虚设：

如前所述，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设计之初就未引入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外部监督。假如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已完善，但由于不同部门同属于一个单位或者系统，其监督的效果也极易令公众产生疑问，公信力大不如来自检察机关或系统的外部监督。因此，引入外部监督大有必要，并且只要合力构建、精心设计，依据现有检察制度引入外部监督是完全可行的。

二、构建与完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议

（一）应当增加以纪检监察部门为主、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技术部门、监所部门联合监控为辅的内部监督制度

1.主动引入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

目前，有的基层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已经开始参与自侦部门讯问过程。实践证明，纪检监察的制约机制可以起到监督作用。监察人员对办案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现场同步监督，当存在逼供、诱供行为，以及“先审后录”、“选择性录音录像”等违法或不规范现象，被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当场向纪检监察人员反馈、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