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芝［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000］

论李佩甫《生命册》中的城乡关系及人物变迁

⊙李林芝［宁波大学，浙江 宁波 315000］

城乡关系是近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话题。随着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随之带来的是城乡二元文化的激烈碰撞和冲突。小说通过主人公“我”吴志鹏的眼睛，以一种乡村的目光审视快速发展的城市和随之带来的城乡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以及关于人物命运的转折与变迁。

李佩甫 《生命册》 城乡关系 变迁

一、城乡二元文化的碰撞和冲突

改革开放势如破竹地影响着城市的同时，也悄然地改变着农村。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之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城市和乡村日益呈现出两种极端的发展态势，而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化浪潮使得二者之间有关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的二元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突。

正如作者所写的：“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生命册》中城乡关系的分歧和差异开篇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一个楔子。强行嵌进城市里的一只柳木楔子”。乡村的“种子”和“柳木楔子”却要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生长，这是当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人为“移栽”的结果。大批如“吴志鹏”一样的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远离土地，进入城市，面对生存困境，开始了在城市扎根的过程。小说通过“我”的眼睛，以一种乡村的目光审视快速发展的城市以及随之带来的城乡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

二、“由乡进城”与“由城入乡”

城乡二元对立在小说人物的身上也有着十分鲜明的具体表现。小说中有很明显的两类人：一类人是以“吴志鹏”为代表的在时代浪潮下，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骆国栋“骆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骆国栋作为一个来自大西北的才子，尽管身有残疾却才华横溢、聪敏好学。身处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凭借自身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洞察力，通过炒股赚了大钱。她本该是所有人眼中的楷模和典范，然而他却慢慢背离了自己最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写经典”的初衷，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逐步失去了自己的底线。正如他所说：“在这样的时代，必是投机，也是抢时间了。”“必是拿下！”他无限制膨胀的野心终于导致他一步步走向毁灭。厚朴堂造假上市一事暴露，他自己也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中，最终从十八楼一跃而下，死于自己的欲望和野心之下。

此外同样以乡下人进城的，还有努力逃出乡村融入城市并最终当上总经理的蔡苇香、原本被誉为“戴草帽的副省长”却迷失于爱情而贪污受贿的范家福……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成功的时代，但如果对金钱和权力的渴求一旦越过自身的底线，人们就不由自主地走向人性的堕落和毁灭。

同样作为一位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乡土知识分子形象，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人公吴志鹏，他的性格轨迹经历了由“变形”到“还原”的过程。作为一个吃无梁村百家饭、喝百家奶长大的孤儿，吴志鹏是典型“乡村”的产物。在无梁村人们的帮助下，他成功从农村中“突围”出来，在城市拥有自己的容身之所。从这个方面来说，吴志鹏对于无梁村的人们无疑是心怀感激的。

然而背离了生长的土地，面临城市中的生存困境，他的性格由原本的朴素务实、看重人情、坚守底线逐渐变得人情淡薄、追逐关系。为了在城市里扎根，他不得不“以羊的姿态小心翼翼地活着”，用“点头”和“微笑”不断地包装自己。同时，来自无梁村的剪不断的牵绊，无法偿还的人情债务，让他受尽了冷眼和嘲笑。那些用微笑建立起来的关系也逐渐消失殆尽。那些来自无梁村的电话，将他死死地和五千五百多亩土地六百只眼睛紧紧连在一起，逃不脱，挣不掉。最终，他选择抛下依旧跪在报社门口等着他筹钱救孩子的坤生哥，毅然选择了“跑”，逃离这座城市和无梁村的无边羁绊。

这时，吴志鹏的性格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城市改变了他，也在悄然影响着他背后的乡村。中国人喜欢讲“关系”，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各有自己独立的关系体系，而城市化浪潮则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两种关系间的平衡。乡村人渴望走进城市的关系体系，获得一片立身之所，而城市人则对此采取排斥、抗拒的态度。这背后的根源，仍然是城乡二元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以及城乡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等等。

成功“逃”出来的吴志鹏，在“骆驼”的带领下通过炒股赚了钱，然而同“骆驼”的激进有所不同，他是冷静沉着、严谨有度的，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身后有人”的人，他有根。正如他跟“骆驼”说的那些暗号，“老蔡”表示要注意分寸，“梁五方”则暗指戏过头了，“杜秋月”表示面临危险，要立即回头，即使身处金钱和物质的旋涡中，他仍然是个有底线的人。他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就像那些写着“给口奶吃”的匿名信一样，无梁村在无形中仍然牵绊着他、指引着他，这也使得他最终避免了像“骆驼”一样跳楼的悲剧。

哪怕也许曾经“变形”过，但吴志鹏的骨子里仍是属于乡村的。但正如他所说：“我是带有黄土标记的，我已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在城市里，我只是一个流浪者。”当他最后回去的时候，老姑父死了，无梁村也早不是他印象中的无梁村了，没有了“狗叫声”，再也看不到“站在石磙上碾篾子的女人”了。他说：“我知道，我背后长满了‘眼睛’……可我说不清楚，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还能不能再回到树上？我的心哭了。也许，我真的回不来了。”他既不属于城市，也再回不去昔日的乡村，他成了一个漂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所谓的边缘人了。他的心“荒”了。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城市给如“吴志鹏”一样的进城乡村人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留在骨子里的乡村文化的根却使他永远无法也不可能彻底融入城市中去。如文中所说：“他的家乡，不仅仅是一种方言、一种声音、一种态度，更是他永远也躲不开、扔不掉的牵扯。”他的背景在推着他往前走，但同时也制约着他，所以当他在城市和异化的乡村中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的时候，才逐渐走向心灵和精神的贫瘠，成为一个彻底的边缘人和漂泊者。

此外，另一类人是由城市进入乡村的，比较典型的是因“作风问题”下放到农村的杜秋月。起初他干活戴口罩，穿鞋袜，然而到了第二年，却可以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脊背蹲在村街里吃饭了，乡村彻底浸透和改造了他。但是，为了平反，在村民们好心的“点拨”下，他走上了“送礼”的不归路，最后甚至为了成功平反用欺骗的手段与刘玉翠离婚，他原本正直善良的品质早已消失殆尽，逐步走向人性的溃败和扭曲。还有与吴玉花结婚却因此被复员的、在无梁村的时光中被一点点抹去军人特质的昔日炮兵上尉蔡国寅，也是如此。

正如作者李佩甫所说，小说中的每个人皆走向他的反面。这两类人的命运走向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城乡关系的变迁及城乡异化所带来的。进城的乡下人为了生存改变自己而迎合城市，然而城市的本质却始终是冷漠、物质的，“这是一个叫人淡忘记忆的地方，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它排斥外来者，人们哪怕在这里获得了物质上的富足，却始终是精神上的空壳。比较而言，乡村对待城市的“旅人”们则是宽厚、包容的，然而物质上的贫困一定程度上使得乡村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异化的乡村在无形中影响、改变着每个人的命运轨迹，甚至在小说结尾，乡村也开始“城市化”，乡村特有的淳朴善良也日益消弭——城市和乡村都在逐步走向堕落，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人们都难以安身立命，而失去精神家园和心灵皈依的人们，又该何去何从呢？在城乡的双向度异化中，权力和关系在无形中一点点地改变着人们的命运，甚至带来人性的迷失和价值观的扭曲，最终将人们引向自己的对立面。

事实上，城乡关系的对立及人物命运的变迁都不是孤立的，他们都是大时代浪潮下的产物，是多种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作者用乡村人的目光去看城市，以城市的眼界度量乡村，从区别和差异中找到二者的碰撞和冲突，从而挖掘其背后的现实和社会因素。城市和乡村两个交叉的空间穿梭、相遇、延展，而人们在时代境遇之下，面临复杂的生存困境与心灵的迷失，被动或主动地随着时代浪潮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和命运轨迹，在漂泊与皈依二者之间辗转，最终回归对自身价值和精神家园的追求与探索。

三、乡关何处的追寻与思索

总而言之，《生命册》是一本以城乡为背景、生命为内容的生命之书，其核心是背景和土壤，也是一个又一个的人。它是作者对生存与生命的深刻思考。城市拥有物质上的富足，是乡村人的梦想之地，而乡村却又是进城人们怀旧的对象和心灵的皈依之所，人们面临的不仅是城乡二元文化上的冲突与分歧，还有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挣扎与选择。城乡关系和人物的命运变化贯穿全书，作者以城市和乡村为坐标系，描绘了各色来自城市或乡村的人们在时代巨变面前所做出的对人生道路及价值的判断与选择，以及他们身处灵与肉的挣扎中人性的迷失与坚守，通过追溯城乡变迁的轨迹，不断探讨和追寻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们最终的精神皈依和心灵之所。

①②③④李佩甫：《生命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1页，第149页，第433页。

作 者

：李林芝，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人文教育（师范）专业本科生。

编 辑

：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