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小说论丛

一段岁月的和声

——析《他人的书信》

⊙宋亚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他人的书信》可谓是莫洛佐夫的成名之作。小说是典型的书信体，但区别于多数的书信体小说，在《他人的书信》中没有充当中间环节的叙事人，小说的内容直接是而且仅仅是由主人公写给妻子的六十多封信件构成。从小说名字的暗示到叙事结构的安排都显露出明显的旁观意味。作者不仅明确划定了自己的旁观立场，同时也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段将读者也限定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小说中叙述人隐去身形，而读者也止于旁观，似乎留下的只是人物单调细弱的独白。

《他人的书信》 独白 和声 旁观 关切

一、引言

俄罗斯当代作家莫洛佐夫的小说《他人的书信》1998年荣获“俄语布克奖”。作品内容由一位身患残疾的失业者写给妻子的六十多封家信组成。通过主人公平实而真挚的语言，作者逐渐勾勒出莫斯科一个普通市民的形象，同时透过这位普通市民的形象，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的整体状况。作者莫洛佐夫不仅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了这位莫斯科人，同时也观照那个由千千万万个像这位普通人一样的平凡个体所构成的社会。但是，这种关切却是隐藏的，而不是外显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种看似冷漠的旁观意味。这种旁观的意味从《他人的书信》的标题中“他人”一词就可以看出。“他人”一词就已经试图将你我排除在外，一种距离感由此产生；而且，旁观的意味并不止于此，我们相信这种冷静客观的视角是一直存在的。对于我们而言，主人公始终是“他人”；对于主人公来说，我们也一直是无关的“旁观者”。但是隔离不一定产生无法补偿的距离，旁观立场也未必导致无动于衷。相反，我们在这种旁观之下能切身感受到作者对主人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故意制造的距离反而激起我们更多的情感共鸣。单调的独白实则是对其他声音的刻意排除，这样一来，这唯一的声音就反而显得无比的清晰有力，一如深夜里的歌声，更加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强劲的渗透力。

二、三类旁观者

我们认为小说《他人的书信》中存在着三类旁观者，他们分别存在于小说的三个结构层次之中。为了能够清晰而直观地认识这三类旁观者，我们需要借助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中对叙事作品结构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申丹等在综合分析各家叙事学观点之后整合出了一个叙事交流图。借助于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讨论以上所称的三类旁观者：

叙事文本

真实作者→ 隐含作者 → （叙述者）→（受述者）→ 隐含读者→ 真实读者

基于以上的结构，我们来讨论第一类旁观者和第二类旁观者。我们认为第一类旁观者应当是图中所称的真实作者。真实作者是通过隐形作者而参与到叙事作品中去的。不过在讨论隐含作者的旁观立场之前，我们不妨引用罗刚的一段论述来廓清隐含作者的概念：“在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位置可以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他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虚拟隐含作者实则是介于真实的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是“通过文本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的。同样，申丹等在其论著中称：“‘隐含作者’是以特定立场、方式和面貌来创作作品的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隐含作者是与真实作者的一定立场密不可分的，隐含作者是持有某种立场的真实作者在叙事作品中的代言人，标示着隐含作者之存在的立场也应是真实作者的某些特定立场。然而在《他人的书信》中直接展示的是主人公写给妻子的家信，信中既没有讲述某个故事，也没有传递某种态度，而是一封封充满着或是叮嘱，或是抱怨，再或是倾诉的信件。除了在小说开头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一个片段之外，文本中我们再也不能找到一句能归结为作者立场的话语了，也找不到作者留下的丝毫痕迹。作者似乎故意将作品与自己撇开关系，他似乎只是送信的邮差，是完全中立的，也就是说是他只是一位旁观者。这种试图旁观的意图还直接表现在《他人的书信》标题中“他人”一词上。仿佛作者从一开始就摆明了立场：这些信与我无关，同样也与你无关。最有可能参与到故事中的只有“叙述人”和“受述人”，作者也可能假借人物之口来表明立场。然而在整部小说中只有信件，除此之外再无只言片语。所以，“叙述人”只能是唯一的，也就是那些书信的作者，即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也就是说作者只安排了主人公一个人来说话，这就造成了仿佛是一个人的独白之外相，其他人只能是在旁观。

第二类旁观者就是读者。读者是相对自由的，而有必要与读者的相对自由地位同时提出来的是，读者参与到叙事作品的接受阶段，也就是阐述阶段这一事实。但读者的自由是受限制的，这种限制在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存在，而读者受到的限制就是来自于文本。正如罗刚所分析的那样：“读者的自由是有限的，限制他的是文本，作为阅读过程中的一极，文本对于阅读有着广泛的限制作用。”罗刚还进一步指出了这种限制性体现的几个方面，比如文本不仅限制读者对于特定问题做出的可能答案的数量，而且还限制读者得出答案所花费的时间。其中还有一种在叙事作品中广泛使用的限制手段就是罗刚所称的文本中的“不确定性”：

假如叙事文本的因素都是十分确定的，那么文学接受就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了。问题在于，除了这些确定的因素之外，叙事文本还保留着许多不确定性，即伊瑟尔所说的意义空白，这些空白激发和诱导读者对它进行创造性的填补。

可以说这些所谓的意义空白，既是对读者进入叙事的邀请，也是限制读者参与程度的手段。而作者使用一定的叙事策略组织的文本则可以将这种限制性扩大或缩小，因此读者的位置在作者面前又似乎是被动的。申丹等也同样指出：“的确，读者想象力的作用不容忽略，但这些文本空白往往是作者有意留下的（……）也就是说，对这些文本空白的理解不仅体现了读者认知的作用，而且也体现了作者的认知特点和认知期待。”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我们所要讨论的《他人的书信》这部作品时，就会发现，这种对读者的限制和刻意制造出的距离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小说是书信体，且小说内容只有主人公的书信内容而别无其他。六十多封信件所能覆盖的时间跨度大约为两年，这就意味着信中所能提供的情节是非常概括的，甚至说是缺失的。另一个让读者只能保持距离的是叙述人的单一，而叙述人的单一带来的更是单声部的叙述声音和有限的叙述视角，也就是叙述眼光的狭窄。我们所能听到的声音十分有限，它仅仅来自于我们孤独的主人公。所以当主人公停止叙述（写信），读者面对的只能是一片寂静。同时叙述眼光的单一也让我们只能将眼光全部聚焦于主人公一人身上。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六十多封信件已经很难覆盖两年的时光，作者刻意安排的空白更是让我们难以走近主人公，而始终处于一种无奈的旁观地位。如果留意信中的日期，我们便会发现，信件并不是像主人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我每天或者隔天给你发一封信”，而是有着大段时间的间隔，这其中除了主人公和妻子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写信的必要之外，即使仍是两地分居也会出现这样的间隔。而在这样的空白两端，我们还可以发现主人的心境和做出的决定出现了相互迥异的反差。我们认为这特意留出的空白既是邀请读者参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读者参与的程度。因为我们必然会疑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前后的不一致？是怎样的经历使得我们的主人公做出了有违自己先前意志的决定呢？然而，我们凭借想象力而得出的答案只能是大概的，永远也不能被文本信息所证实。这就是说，我们无法看到主人公全部的外部世界；和传统的全知叙述相比之下就更能看出这种限制的功效。但是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有意屏蔽反而让我们更为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读者视域在广度上受到的限制会在深度上得到补充。因此，我们认为，读者也应分享作者的旁观地位。

而第三类的旁观者则位于故事的内部，是和主人公一样的故事人物，但是他们也只是主人公生活的旁观者。比如，主人公在莫斯科的邻居，也就是主人公所称的“豺狼们”，他们显然是处于旁观地位的，甚至是敌对地位的。对主人公所遭遇的困难，他们不仅没有施以援手，反而有几分幸灾乐祸；在主人公离开的时间里，他们迅速占用了其公共厨房中的空间，且为了使这种侵占行为合理而制造出“主人公永远离开”的假象。而且作者根本没有给这些人发声的机会，我们听不到来自于他们的声音，看不清他们的形象。在这样的安排下，其他的人物都只是主人公形象的陪衬，是一种近乎抽象的符号，甚至可以包括主人公的妻子柳芭在内，都是处于旁观地位的次要人物。因此，我们认为，第三类旁观者正是这些除了主人公之外的所有其他人物。

三、三类旁观者的功能分析

上述三类旁观者在文本中各有其意旨，分别承担着重要的功能。

首先，作者的旁观立场。我们必须承认，在叙事作品中，作者和主人公保持恰当的距离，正是主人公获得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作者唯有保持一定的旁观立场，才称得上是给予主人公一定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正是主人公得以具有自我意识的重要前提。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时明确指出（不无巧合的是，作者莫洛佐夫在小说开头引用的正是陀氏作品《穷人》的片段）：

自我意识作为塑造主人公形象的艺术主导因素，本身就足以使统一的独白型艺术世界解体。但有个条件，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主人公，要真正描绘出来，而不是表现出来。这也就是说，主人公不能与作者融合，不能成为作者声音的传声筒。因此还要有个条件，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种种内容要真正地客体化，而作品中主人公与作者之间要确有一段距离。如果不剪断联结主人公和他的作者的脐带，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个人的材料。

可以确定的是，在《他人的书信》中确实难以寻得作者的痕迹，这种安排无疑给予主人公以绝对多的自由。这样一来，虽然叙述声音很单一，但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无比真实的、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主人公。虽然由于情节信息的缺少，我们很难就主人公自己对客观世界和社会的看法得出具体的结论，但是我们能真实地感觉到他那真挚、强烈的情感。他对妻子的真诚和对孩子的细腻关怀让人动容，他的穷困境遇令人同情，他的孤独更是令人扼腕。作者选择在叙述中站在了一边，这种策略让主人公独立出来，于是我们丝毫不会觉得我们在面对一个作者的创造物，而是仿佛觉得，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他蜗居在莫斯科市区的某个角落，整日在自己那间只有八平方米的逼仄住房里不厌其烦地给妻子写信。实际上作者的旁观立场让这个主人公活了起来，具有了真正的生命力，从而更加能够唤起读者的同情。这就是作者为什么刻意和主人公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在这种旁观的意味之下隐含着对人物真正的尊重和关切。

第二，读者的旁观地位。读者的旁观地位是叙事文本限制的结果，同时也应该体现着作者的期待。我们发现，以上提到的情节缺乏和文本空白在作品中起以下两点作用：第一，屏蔽了主人公周围的客观世界；第二，剔除掉了其他人物的声音。这样安排的结果就只留下读者必须去关注的内容。此外，小说中叙述眼光只来自主人公，是一种典型的限制性内视角，而主人公却很少与人分享他对自己所看到的人或事物的看法。这种对客观环境的忽视，让读者完全没有可能将自己的眼光和主人公的眼光予以重合，这就意味着读者只能和主人公相对而视，只能做一个旁观者。综合来看，对客观世界的屏蔽和对其他声音的剔除，让我们只能面对主人公一个人的内心独白，除此之外，别无所缘。换言之，作者有意限定了读者的地位，目的是让读者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主人公一个人身上。他刻意隐去了其他，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只把那束光留给了主角，正如安排了一个暗室，却只有一个声音，这样我们就会集中全副精力，凝神倾听这唯一的声音，留心它那最细微的声响。这样一来，在主人公身上就再次集中了来自旁观读者的关切。因此我们认为，将读者的视角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完全不是对读者形成一种斥力，反而是指向一定方向的一种引力。由此，读者作为旁观者，更能全面地体察主人公的穷困境遇，并且能更加冷静地看待所有的事物，从而更清楚地了解问题的症结何在。然而，在了解的同时，又无能为力，爱莫能助——这才是更大的悲哀，也是深切的同情最可能的来源。

第三，各人物的旁观心理。除主人公之外的其他人物才是真正冷漠的旁观者，他们是主人公孤独的真正见证人，也是无视主人公孤独境遇的人。我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那些信件。不难发现，虽然信中的话语十分平实、简单，没有华丽的修辞色彩，也没有富有诗意的各种隐喻，但真正触动读者心弦的恰是这些看似简单的话语中所流露出的生活的真实。主人公是孤独和无助的，其信件的读者是他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除了主人公之外，故事中其他人物，比如主人公的妻子柳芭、“豺狼”一样的邻居、主人公的婶婶玛尔塔·鲍利索夫娜、“大柳霞”和“小丑”等，他们都没有直接发声，其声音是经过主人公进行传递的相对弱化的声音。他们存在的意义仿佛就是充当旁观者，是为了衬托主人公的孤独。比如主人公在信中请求自己的妻子多多来信，但事实并非如他如愿，否则这种要求就不会被他一再提出：“第三天没有你的信了；发生了什么事”“昨天和今天都没收到你的信。亲爱的柳芭，求你每天给我写信。这是我唯一的快乐！我每天都焦急地等着你的来信”“今天我决定再给你写一封很严肃的信，但我不明白你自己为何写得那么少？！”这样的请求让我们联想到奥斯卡·王尔德身处雷丁监狱时写给情人的那封有名的长信，在信的开头就有类似的请求：

亲爱的波西：经过长久的、毫无结果的等待之后，我决定还是由我写信给你。因为我不想自己在漫长的两年囚禁中，除了使我痛心的传闻外，连你的一行书信，甚至一点口信都没收到。

二者都因为爱意和不能克服的孤独而写信。然而王尔德是被囚禁在监狱，周围应是冰冷的墙壁；而我们的主人公则是被“囚禁”在一个强大政权的中心，一个喧嚣的人世间。他的周围充满了只是在履行自己“保持冷漠”这一任务的旁观者。因此第三类旁观者也只是主人公声音的衬托，而衬托的形式则是沉默。

纵观上述三类旁观者，作者的旁观形式是缺席，这使得主人公有了发声的权利，并赋予主人公的声音以真实性和感染力；读者的旁观形式是面对，这是对主人公声音的一次锁定和聚焦；而各个人物的旁观形式是冷漠，这不仅又一次使主人公的声音得到放大，而且还赋予这一声音以孤独意味。他们分别承担着各自不同的功能，有着各自迥异的形式。而最终的结果是将主人公的独白单独呈现，并着重加以凸显。主人公的声音由此被放大、加强，显得更有渗透力。

四、独白式的和声以及对“小人物”沉重的关切

然而这种一个人的声音并不是单薄的某个人的声音，我们认为，这还是一种独白形式的和声。因为，首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本身就不是单纯的，而是一类人的抽象再具化的结果。巴赫金曾指出过小说中说话人所具有的几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社会性。“小说中的说话人，是具有重要社会性的人，是历史的具体而确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他人的书信》而言同样如此，主人公的独白应是一种社会性的和声，那么作者寄托于小说之中的关怀则是一种更为博大和深切的关切，这种关切无疑是指向存在于社会底层的、历史夹缝中的“小人物”的。对“小人物”的关切是俄罗斯文学一以贯之的传统，而《他人的书信》在一开始引用陀斯陀耶夫斯基作品《穷人》的片段，似乎也做出了这样的暗示。我们知道，《穷人》是一部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里的“小人物”传统的作品，那么莫洛佐夫是否在暗示自己继承这种传统的意愿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人的书信》中身有残疾的主人公正是一个“小人物”。物质的穷困、精神的孤独是主人公内心痛苦的来源，而这种痛苦却在历史的、社会的大浪中被沉没了，除了主人公自己，没有人共同承担，也无人过问。主人公是处于这个大世界角落里的一个普通人，是新的时代、新的历史环境下的被人遗忘的新型“小人物”。对其卑微生活的记录和揭示，是作家人道主义关怀的体现，同时也是对社会温情与责任的热切期盼与召唤。当我们再次思考那一段摘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话语时，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的双关意味是多么发人深思：

你瞧，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一点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再看一遍，也不想修改了，只是把要写的赶紧写下来，尽可能为你多写一点……

显然，这是一个巧妙而富有深意的双关，这里写作的主体不仅是作者，也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作者站在主人公这个新时代“穷人”的身后，从此以后文本中似乎完全隐去了作者的声音，但作者的声音却在我们读完全部信件后，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不过，对痛苦的记录不是作者同情与关切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最重要的内容。那种过着窘迫生活的“人”本身才是小说真正聚焦的中心，那种始终能克服痛苦而不至于自我毁灭的力量才是作者真正要展示给我们看的美好事物。生活的确艰辛，但美好的希望却一直深藏在人的心灵深处，被小心呵护着，虔诚地信奉着。正如最后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主要是住在一起……共同承受所有的困难。”

五、结语

我们始终是旁观者，但我们又是见证者。我们是信的读者，因此我们也成为一段岁月的独白的听众。莫洛佐夫怀着深切的同情完成了一次诚实的旁观，在历史留下的痕迹没有被时间淹没之前，他为那些挣扎在时代最细微的裂缝中的生命完成了一次珍贵的特写。那单调的独白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细微音响汇聚而成的和声，本应属于个人记忆的家信变成了历史的档案，记录着本不应该被忽视和遗忘的东西。

①③⑥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第75页，第239—240页。

②④⑤罗刚：《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第248页，第250页。

⑦⑨⑫⑬〔俄〕莫洛佐夫：《他人的书信》，何云波等译，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第10页，第3页，第125页。

⑧〔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⑩〔英〕奥斯卡·王尔德：《自深处深》，朱纯深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⑪〔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作 者

：宋亚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俄语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