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婷

(四川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重庆 400039)

记忆、身份认同与文学演示

刘海婷

(四川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重庆 400039)

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交互关系是当前文学“记忆话语”研究和讨论中不可不提及的问题。文学作为承载和传播历史记忆的核心文字媒介，既是展示个人回忆的场所，又能够在对个人记忆的文学演示过程中形塑个体身份认同。本文试图从记忆与身份认同的交互关系以及文学作为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媒介入手，厘清记忆、身份认同及文学演示之间的关系。

记忆；身份认同；文学

近30年来，记忆问题已经掇升为“文化学研究中的关键概念”(Assmann，2002:27)。如今，不同的社会话语、文化标志体系和人文学科分支都在探讨记忆问题。“记忆问题”作为时代的文化现象激起了包括文化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分支领域的研究兴趣和跨学科、跨国界之间的合作。其中，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交互关系是当前文学和文化学在“记忆话语”研究和讨论中不可不提及的问题。文学作为承载和传播历史记忆的核心文字媒介既是展示个人回忆的场所，又能够在对个人记忆的文学演示过程中形塑个体身份认同。本文试图从记忆与身份认同的交互关系以及文学作为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媒介入手，厘清记忆、身份认同及文学演示之间的关系。

1 记忆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Identität(英文identity)在汉语语境中有多种译法：“认同”“身份”“身份认同”“同一”和“同一性”。英文中的identity一词源自晚期拉丁语identitas和古法语identit‘,而且受晚期拉丁语essentitas(essenee,存在，本质)的影响,它由表示“同一”(same)的词根idem构成,这一词根与梵语表示“同一”的id么m类似.,因此,identity的基本含义为“在物质、构成、特质和属性上存有的同一的性质或者状态;绝对或本质的同一”,以及“在任何场所任何时刻一个人或事物的同一性(sameness);一个人或事物是其自身而非其他的状态或事实”。参见罗如春：《身份问题三论》，载《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的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80页。笔者在本论文中将统一采取“身份认同”的译法。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身份认同理论的基本概念总是以个体的行为能力及其与社会环境的交互影响能力为前提，并且在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地被重新界定。主体通过日常行动持续不断地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Straus & Höfer，1997：273)一方面，不能用“固定资产般的特性”(Frey & Haußer，1987:11)来界定身份认同的特征和性质，身份认同更像是“短暂的却又极具变化性的一种状态”(Frey & Haußer，1987:11)。身份认同的发展是需要用人的一生去完成的建构过程，也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完结状态的过程。另一方面，上述定义中提出的通过人的日常行动构建身份认同的观点完全不同于日常文化中另一种观点倾向，即认为身份认同的发展与人遭遇的危机和特殊情况相关以及只有在顿悟或者进行深入自省的时刻才能构建起自我身份认同(Erll et al.，2003:31)。

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论著《人类理解论》的《论身份认同与差异性》一章中对身份认同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在跨入新时期的门槛时引入了关于人的新的理念，这一理念“仍旧对当今与‘人的概念’相关的研究起着决定性的影响”(Teichert，1999:152)。洛克认为，个体随着时间的流逝会经历很大的变化，但尽管存在显而易见的改变，个体还是能够辨识自我的同一性。更进一步说，恰恰是差异和变化构建起了“身份认同”的意义。

根据洛克对人的理解，人除了具备理性之外还拥有能够进行自我反思的思维意识，只有在这一层面上去定义“身份认同”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洛克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定义为反思性的自我关系，这种自我关系不仅是理性的，更是具有关联性的。人作为天然的并且理性的生物必须为自己确立一个身份认同并对此负责。

个体身份认同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人的思维意识，此处我们可以把思维意识等同于人的回忆能力，因为在洛克看来，思维意识是延伸至过去的回溯映射。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于个体在时间的流变中对自我作为同一的自我的认识。人的概念在洛克那里被定义为“一个思考着的智慧的存在，拥有理性和反思，能够认识到自我作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着相同思考行为的同一个自我。如果一个人的思考行为能够回溯到过去的任何一种行为或思想，那么这个人的身份认同就能得以确立，现在的他与过去的他拥有同一个我，而这同一个我就是现在正在反思过往行为的那个我。”(Locke，1975：335)

由此可见，洛克关于个体身份认同的理念是建立在人具备回忆能力这一基础之上的，我们将之划归为思维意识东西以及回忆的延展空间建构起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总而言之，洛克认为，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于他在其生命中看作与自身一致的那些东西以及他愿意用来解释自己的意识和行为那些原因(Assmann，2006：140)。

身份认同总是处在共时与历时维度的交叉点上(Erll et al.，2003:33)。詹姆斯也曾强调，身份认同不止包含当下的我，也关涉到过去的那个我(James，1950:332)。埃利克森在其富有影响力的著作《身份认同与生命循环》中特别阐述了身份认同的共时维度和历时维度之间的交互关系，在埃利克森看来，身份认同就是“在时间中去感知自我的同一与连续以及感知到他人对这种同一和连续的认同”(Erikson，1966:18)。

身份认同的共时维度包含了个体在不同的生活语境如家庭中、朋友圈中及工作环境中的个人经验。根据传统的身份认同理论，个体在身份认同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即在源自不同角色语境的差异性经验的基础上为自己建构起一个固定的主体认识并协调这些差异性的经验。然而，“对后现代的拼凑身份认同(Patchwork-Identität)理论来说，处在中心位置的不是一个稳定的对自身的属性划归，而是身份认同的生产过程”(Erikson，1966:94)。洛塔·克拉普曼认为，由于社会的发展，如随着“传统身份的消解、价值观念的转变、生存状态的复杂化、多样化和个性化”(Krappmann，1997:80)，构建身份认同的固定生活语境也不必在一个稳定的个体与预定社会身份模式的关系中得以具象化。对固定生活语境的经验更像是建立在身份认同的自我妥协之上，“并不是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地位、生活轨迹或展现自我的某种要素决定了他的身份认同，而是能够持续不断地从不同的感观和思维中取得协调和平衡的能力”(Krappmann，1997:80)。

身份认同的历时维度则尤其体现在当下的身份认同对过往自我经验的依赖中，即回忆对于形塑个体身份认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社会心理学身份认同理论因其对身份认同当下协调行为的强调似乎更看中当下而不是承载回忆的历史。然而，个体的过去经历却是衡量身份认同协调行为的重要参量。因此，克拉普曼设想个体在当下身份认同的交互协调中“也处理着过去的生平历史”(Krappmann，1997:11)。克拉普曼将身份认同发展总结为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在他看来，主体生平的连续性也是在对过往交互作用的处理中得以实现的，这种连续性必须不断地根据当下的情况被重新构建和生产：“一个成功的身份构建是从当下的行为视角出发将个体参与社会的行动归编成生平传记，这一传记把相关的过往事件联系起来，尽管可能这些事件并不一定按照某种固定的顺序排列。”(Krappmann，1997:9)

生活语境被看作是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处理过往生平时的基准点和编排模式。也就是说，生平经历的多样化会投射到历时时间轴上。弗罗里安·施特劳斯和雷纳塔·霍夫尔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回忆的过程会生产出对身份认同极为重要的视角，例如性别视角及家庭视角等：“这些对身份认同极为重要的视角就像是对过去的搜索镜头，对主体过往的回忆在这些视角下一一呈现。”(Krappmann，1997:9)主体能够产生生平连续性的感觉所具有的意义建立了身份认同与回忆之间的连接点。就像丹尼尔·夏克特所指出的那样，记忆构成了“与个人相关的那些坚定信念的基础”并且直接参与了身份认同的建构(Schacter，2001：25)。回忆是生成主体连续性的前提条件，同时它也能产生对个体独特性的认知，这种认知构建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我们每个人的回忆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与他人的回忆相比较。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们的记忆根植于一连串不可分割的过往事件和生活片断之中，这些事件及片断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具有独特性。”(Schacter，2001：38)

人拥有记忆及传唤记忆的能力(回忆过去)，对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尤其凸显在失忆症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失去记忆意味着失去了生产连续性与独特性经验的基础。因此，日常生活中失忆与失去身份认同往往是并行存在的。失去记忆对主体身份认同的构建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取决于失忆症的程度，那种等同于失去身份认同的完全性失忆症是极其罕见的，失忆症患者通常只是无法在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提取关于某些过往生活片断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记忆的缺失会妨碍到对生平连续性感觉的生产，但也没有完全阻断这种可能性。

身份认同的历时维度不仅体现在与过去的关联中，也关涉到与未来的关系。在形塑面向未来的自我反思和身份认同建构时，对未来的预估也影响着个体的身份认同。施特劳斯和霍夫尔以此为出发点，为“每一个情景性的自我关照设置了三重时间视野”(Straus & Höfer，1997：275)。在进行自我关照时首先涉及了某种当下的行动情景，其次是关系到当前自我关照与过往自我关照的交互关系以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身份认同视角，最后，当下的自我关照属于一生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的一部分。第三重视野正是定位于未来。正如身份认同不仅关涉到过去，也关系到未来一样，记忆也不仅仅指涉对过往的回顾，同样也潜藏了对未来的预测：“拥有记忆就意味着具备回顾过去的可能性，同时，在被存储的过往记忆的基础上也可以展开对未来的设想。我们把这种设想称作‘预期记忆’。”(Markowitsch，2002:84)

对失忆症患者的临床研究也证明了记忆与建构未来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密关联。夏克特发现，当失忆症患者对过往的记忆遭受损害时，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什么设想，他无法进行未来规划也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事情。由此可见，回忆能力也是构建未来身份认同的重要前提条件。

既然记忆和回忆能力对身份认同的构建至关重要，那么此处自然会涉及另一个问题，究竟何种记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神经心理学家在总结临床经验特别是在对失忆症患者的研究基础上，根据记忆的内容区分了4种长时记忆的体系(Schacter，2001：221-262)：(1)包含了对过往事件回忆的插曲记忆；(2)存储实际知识的语义记忆；(3)范围广泛的、并不仅仅依赖于运动能力的程序记忆；(4)无意识层面的应激反应记忆。

在这4种长时记忆中，插曲记忆被看作对构建身份认同起到了直接的影响。“我们借助插曲记忆回想起我们个人生平历史中某些特定的事件”(Schacter，2001：222)，插曲记忆是生产出个人生平连续感的前提条件，因此也是构建个体身份认同的前提条件。根据这些插曲记忆我们“勾勒出过往经历之间的那些关联并以此界定自己的历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过去才能将过去与当下连接起来并由此产生生平连续感”(Welzer，2002:24)。然而，插曲记忆若是脱离了语义记忆也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因为对过往事件的回忆总是必须依赖于由概念类型和词汇含义等构成的对世界的认知(Schacter，2001：248)。虽然语义记忆的内容与插曲记忆的内容一样，“原则上来说都是可被传唤和使用的，但是它却必须与人们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内容相关联”(Welzer，2002:24)。尽管按照夏克特的设想，语义记忆似乎也可能为个体构建一个过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主体可以建构起自身的身份认同，因为个体生平连续感不可能产生于一些非个人的历史事实。

如前所述，诸多理论家已经在个人层面上对记忆与身份认同的交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和认可。然而，记忆对身份认同的建构、塑形、改变甚至动摇和毁坏并不仅仅存在于个体层面，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集体层面。文化、社会团体及集体组织会采取各种形式与过去进行关联，例如通过文本、纪念活动、风俗和仪式、档案或者其他引发记忆的符号传唤过往事件并赋予其意义(Assmann，2006：59)。这种经由集体组织的对过去的不同阐释是超越个体的集体记忆的出发点，而集体记忆又会对集体中各个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模式及个体对自身地位的认识产生影响。社会团体和集体组织中的历史图景规定了那些关于集体同一性和异质性的理念(同时也包括了社会实践、权力要求和价值体系)是否适用于该集体。因此，不仅个人，集体也需要为巩固自身身份认同由对过去经历的处理中生成和建构一部以回忆为基础的“集体自传”，也就是“集体记忆”。

“对共同回忆的实践是集体归属感的基础，也是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出发点。”(Assmann，2006：50)可以说，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同时也总是研究集体身份认同的理论。因为他们都尝试解释群体意义和自我阐释生成的过程、文化的形成以及群体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传承值得回忆的历史经验)。

2 文学作为媒介 ——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文学演示

对于存储个人记忆和建构个体身份认同而言，文学作品的媒介作用显而易见。个人通过文学创作重新建构起对过去的记忆，在这一过程中，过去记忆的碎片被传唤、加工及重组，以此形成一个较为连贯和完整的、符合当下阐释视角的个人记忆，这种个人记忆通过文学作品被固定和存储下来。除此之外，个体也能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强化自我身份认同，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自传体文学作品。自传文学的作者通常通过搜集和整理家族遗留下来的日记、书信、照片、访谈等追忆过往，在书写自我生平时，按照一定的线索编排对过往的记忆，书写回忆对构建自我身份认同非常重要，因为“为了能在时间的流逝中保持稳定的身份认同，人们不但需要通过不断地平衡外界和内心的关系从而找到自我，也需要不断将当下的体验与过去的经验进行比较，这个比较的过程也就是如何回忆过往并依据当下的情况对其做出评价的过程”(Schulz et al.，2007:125)。也就是说，在书写回忆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地拉近当下与过去的距离，通过比较现实与历史、分析和反思过去，不断强化自我身份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自传文学都会详细和深入地描写对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回忆(Neumann，1970：61)，这是因为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观点，自我身份认同的第一阶段建立在孩子的童年经验之上。人在童年时期将父母作为自己的榜样和参照并且倾向于从父母身上找到自我认同。对于自我身份的构建而言，“他者”至关重要，“人只有在与对自己十分重要的他者(例如父母)的互动关系中才能树立自我的身份认同”(Schulz et al.，2007:125)。对个体层面而言，文学的媒介功能不仅在于对个人记忆的展现和存储及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强化，还在于个体记忆通过文学演示而进入到了集体记忆的范畴。

而在构建集体记忆和生成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与风俗、纪念碑以及其他非虚构的作品如哲学或宗教著作相比，文学作品承担了核心媒介的作用。回忆和身份认同的美学维度在文学媒介中得到了最为密集的展现，也正是文学作品揭示了回忆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密切关联。鉴于回忆过程和文学之间形式上及内容上的接合，在此有必要探讨文学作品在回忆和建构身份认同的相互作用场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文学作品不仅能在不同的文本内部层面演示存在于集体记忆中的文化要素、探询这些要素之间新的关联并固化为文字符号，它更是在文本外的层面作为集体记忆的核心表达方式发挥其影响力并为社会集体的回忆实践和寻求身份认同做出积极的贡献。

比尔吉特·诺伊曼在借鉴了保罗·利柯“模仿循环”理论(Ricur,1988：88)的基础上提出了记忆—身份认同—文学的三维交互关系模式。要理解诺曼的三维交互关系模式，首先得理解利柯的“模仿循环”概念。利柯的“模仿循环”提出了模仿的三个阶段，即“预先塑形”(Präfiguration)、“塑形”(Figuration)和“重新塑形”(Refiguration)，这一概念将文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解成一个生产转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文学中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中的文化意义体系相互影响。文学不是纯粹从自身立场出发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时空的阐释，而是受历史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并且是不断流动和变化的。在建造具有象征意义的虚构世界的过程中，文学必须关涉到现有的文化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中的要素。也就是说，文学被文化“预先塑形”了。这种文化对文学作品的“预先塑形”被利柯称为模仿的第一阶段。模仿的第二阶段则进入到“虚拟的世界”(Ricur，1988：104),它通过文本加工(塑形)，将那些从模仿的第一阶段中选择出的重要文化要素组建成一个全新的、虚构的整体。通过“诗意的转换”(Ricur，1988：94)将第一阶段行为世界中的前认识变成第二阶段的文学文本。利柯将模仿的第二阶段定义为“在现实领域的预先塑形和文本接受的重新塑形之间起到沟通转换作用的、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Ricur，1988：88)。利柯认为，文学的特殊贡献在于其“异质融合性”，也就是说，文学之所以具备媒介功能，是因为它能够从形式和内容上使不同象征体系中的要素脱离其原有的语境，并且将其融合成一个全新的、虚构的整体。因此，文学的塑形并非对超脱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的模拟，而是恰好相反，文学本身以诗意的方式生产出一个世界。模仿的第三阶段是“文学世界与听众或读者世界的交叉点”(Ricur，1988：114)。在这一阶段，利柯关注的是文学塑造的世界如何被读者接受并反作用于现实的行为世界。文学文本只有通过接受者的“重新塑形”才能成为“完整的作品”(Ricur，1988：122)。“重新塑形”包括对文学文本的阅读、传播与解读，在被现实世界接受的过程中，文学文本的内容和形式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但同时他们也可以改变文学之外的意义世界。因此，文学在个人和集体建构自我意义世界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塑造作用。

诺伊曼借用了利柯的模仿循环理论来探讨记忆、身份认同和文学之间的三维交互关系模式。首先，文学指涉了那些过去的、非文学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预设了文学的框架：文学作品产生于现有的对不同历史元素(历史事件、人物和地点)的回忆过程中，关于记忆和身份认同的特定类型和理念在文化语境的符号体系中生成和传播。我们可以将之看作历史文化记忆对文学的“预先塑形”。虽然文学创作无法脱离现有的历史记忆体系，但是由于现有的历史记忆无论从形式上或内容上都接近于无限大，文学根本无法展示其全貌，因此文学在对历史记忆的演示中显示出与现存记忆体系截然相反的高度的选择性：“文学作品通过有意识的筛选展现出特定回忆群体的主要经验和身份概念，同时，另一些群体的记忆内容却被压抑甚至完全抹杀掉。文学的另一个特权在于，它在生产记忆时打破了在文化上共存的回忆群体之间的界限，因此可以让整个社会中那些异质的、甚至相互对抗的、多元性的记忆相融相交。”(Neumann，2003:67)

其次，文学作品能够演示记忆与身份认同(“塑形”)：文学在虚构的空间里通过一系列独特的美学加工以典范性的或试验性的文本展现了个体的和集体的记忆、关于自身和他者的模式化观点以及那些不被社会认可的、甚至遭到排斥和压抑的记忆和自我形象。那么，利柯笔下具有“异质融合”性质的文学在演示和反思集体记忆及集体身份认同时有何特别之处呢？诺依曼认为，虚构的文学作品在对记忆的演示中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们将那些分散的、毫无关联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并且将其组合成新的记忆图景，正如他们被文化的社会维度(个人的或集体的记忆)和物质维度(各种虚构的和非虚构的记忆媒介)存储记录下来那样”(Neumann，2003:69)。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作为被重组的各种话语的集合体，不仅能够表达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记忆话语，还能试验性地让各种不同的话语进行对话，从而让这些话语组合成新的记忆与身份认同关联。文学媒介是展现文化经验的试验场，因此，它可以把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记忆与被破坏的、被颠覆的“反记忆”联系起来，只有通过文学这一媒介，那些被遗忘的或者纯虚构的元素才能扩充和重新阐释现有的记忆图景。文学的“塑形”过程就像对可变的记忆世界进行诗意的探索，它通过想象重组集体的现实经验。文学媒介通过叙述对记忆和身份认同进行塑形的过程不仅在于将挑选出的历史记忆元素组合成语义学上的段落篇章，而且集合了所有的文学演示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诗学组合策略”：“在从他者的世界构建自我的世界时，文学除了塑造和表达文本内容之外，由于它在形式和结构上的多样性而演示和传达了能够生成集体记忆和集体身份认同的某种特定理念。”(Neumann，2003:69)

最后，对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文学演示又能够反过来影响非文学的现实(“重新塑形”)。正如利柯在模仿的第三阶段所述，文学作品在被读者接受的过程中可以反作用于现实行为世界那样，在诺依曼的记忆—身份认同—文学三维交互模式中，文学在被传播和接受时也促成了社会集体对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塑造和反思。我们假定所有文学作品都能找到其特有的读者群，它影响着这个独特群体成员的历史认识和自我身份认同，并且为现存的对历史的展示提供了新的阐释角度。那些被社会压抑和遗忘的集体历史通过文学的再现得以重见天日，他们也拥有了被记忆、被阐释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不仅让人们重新回忆起被遗忘的过去，更重要的是让这些被遗忘的历史变成颠覆现有记忆文化的反抗力量。文学以想象和虚构打破现实和回忆的边界，因此激发了批判性的反思和集体记忆的不断更新，并且积极参与到对记忆的社会争论中。其结果是，“文学不仅成为演示集体记忆和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它更能反作用于记忆文化，因此其本身就已成为对社会有影响力的集体记忆媒介”(Neumann，2003:71)。

正如上述三维交互模式所展现的那样，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文学演示在过去的记忆文化和由接受行为生发出的对这种记忆文化的再定义和更新之间扮演着调解者的角色。如果把“预先塑形”“塑形”和“重新塑形”三者交互关系模型具体运用到以记忆文化为导向的文学分析中则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一方面，在分析可能参与演示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那些形式特征时，必须结合产生这些形式特征的条件中那些非文学的、与社会历史语境相关的要素，只有这样才能在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征分析之外触碰到文学叙述的历史语境维度。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和文化“使用价值”(Fluck，1997:10)也应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现实模式及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得以展现。只有对文学生产和接受过程进行历史化和语境化的分析，才能够揭示文学作为演示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媒介承担了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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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朱晓云

Memory, Identity and Literary Presentation

LIU Haitintg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issue of memory has been elevated to a “key concept in cultural studi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identity is an unavoidable issue in th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f “memory discourse” in current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Literature, as the core verbal medium for embodying and disseminating historical memories, provides an arena for the display of individual memories, and shapes individu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literary presentation of individual memorie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identity and literary present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identity, and literature as a medium of memory and identity.

memory; identity; literature

G112

A

1674-6414(2017)02-0055-06

2016-12-23

刘海婷，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德语文学与文化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