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启杰



“三纲”的首创者探析

安启杰

(徐州市孔子学会，江苏 徐州221006)

先秦时期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提法，此“三纲”与先秦儒家毫无关系，其理论根据，来源于法家韩非子的《韩非子·杨权》：“明君贵独道之容。”首次出现在文献中，是西汉后期的《礼纬·礼含文嘉》。东汉时，班固将纬书里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搬进《白虎通》，该书是奉命而作，虽然有不少儒家的观念，但主要宣扬朝廷的观点，其取舍的标准是是否符合朝廷的需要。董仲舒讲的“三纲”，是“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臣、父子、夫妇是阴阳关系，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有很大区别。百年来因“三纲”而对儒家、对董仲舒等的“批判”，种种不实之词，应予推翻。

董仲舒；三纲；儒家；阴阳

有人说，因为孔子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他是“三纲”的“首创者”。

“三纲五常”虽然意思不同，但习惯上是连用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是应当坚持发扬的，且不去论它。

“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原则。它在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做出表率的同时，又要求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当然，下级服从上级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有绝对的成分，但不能绝对化，更不能专制。要妻子绝对服从丈夫，要儿子绝对服从父亲则是封建家长制的表现，在现代社会里是行不通的。

查遍儒家经典，先秦儒家不仅没说过“三纲”，那时根本没有“三纲”这个词，而且从先秦儒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与“三纲”的内容格格不入。

对于君臣关系，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里不仅没有“君为臣纲”的意思，而且把君臣关系摆在平等的位置上，互为条件，互为表里，互有需求，君对臣的态度决定着臣对君的态度。

对于君臣、父子关系，《孝经·谏诤章》里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曾子说：“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孝道必做之事，已经聆听天子之命，我再冒昧地问一下，儿子一味遵从父命，可以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敢于直言相谏的诤臣，因此，即使天子无道，他也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直言谏争的诤臣五人，即便是个无道君主，也不会灭国；卿大夫如有三位直言劝谏的臣僚，即使是个无道之人，也不会倾家荡产；普通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己的好名声就不会丧失；做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儿子，就能使父亲不会陷身于不义之中。因此在其将做不义之事时，儿子不可以不对父亲劝争力阻；臣子不可以不向君王直言谏争。遇到其要做不义之事，一定要据理力争，坚决劝阻。如果儿子一味不加分析地遵从父命，又怎么能叫作孝顺呢?”这里，不仅丝毫没有君、父、夫为纲的意思，而且主张臣、子坚持原则劝谏君、父是必须的。

曾子因过去多次听孔子讲过各种孝道，就是没有讲到父亲有过失时，儿子应该怎样办？所以向孔子请教，于是孔子就回答了上面的话。

历史上，受儒家的影响，更是为了治国理政的需要，朝廷都设有“谏官”，有的称“谏议大夫”等，专门负责向朝廷提相反意见。很多谏官不畏强权不怕杀头犯颜直谏，有时候把皇帝气得吹胡子瞪眼，有的谏官因此被杀；但也有皇帝不敢杀谏官，免得落下诛杀忠臣的罪名。这方面唐太宗有些故事值得寻味：

有一次，长孙皇后替唐太宗物色了一位才貌双全的美女郑氏为嫔妃，即将入宫时，魏征前来进谏。“郑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请为充华，典册具。或言许聘矣。征谏曰：‘陛下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食膏粱，则欲民有饱适。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今郑已约婚，陛下取之，其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诏停册。”（《新唐书·魏征传》）

有一次，魏征进谏，言辞激烈，唐太宗很丢面子。“太宗曾罢朝，怒曰：‘会杀此田舍汉！’文德后问：‘谁触忤陛下？’帝曰：‘岂过魏征，每廷争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帝惊曰：‘皇后何为若是？’对曰：‘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直言。妾幸备数后宫，安敢不贺？’”（《隋唐嘉话》）

魏征劝谏皇帝，“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后来魏征去世，唐太宗痛心地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保持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新唐书·魏征传》）所以后来人们说“唐太宗造就了谏官魏征，魏征造就了明君唐太宗”。

那么这“三纲”是谁“创造”的呢？

先秦时期虽然没有创造出“三纲”这个词。倒是有个人表达了这个意思，那就是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韩非子。他说：“明君贵独道之容。”它的全句是：“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韩非子·杨权》）

道家认为，道是至高无上的。韩非子拿来道家的这个观点，改变它的含义，说君主体现了“道”的品格，君主是独一无二的，是支配一切的，所以“明君贵独道之容”。披上哲学的外衣，捍卫极端的君权，成为后世“君为臣纲”的理论根据。他又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把天下治与天下乱的根本原因归结到臣子是否绝对服从上面，又说这是“天下常道”，这与先秦儒家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法家的这些反人民的言论长期不受批判，而近百年来却把火力集中在儒家经典上，脏水全泼到儒家身上，岂非咄咄怪事。先秦儒家的君臣观是相对主义的，是有条件的；而韩非子等法家的君臣观是绝对主义的，是无条件的。韩非子的这句话成为“三纲”的理论基础和根据，对后世的影响不容低估。

目前比较通常的说法是，“三纲”的内容来源于西汉时期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因为他在《春秋繁露》里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其实，这个发明权董仲舒是没有的。董仲舒提出了“三纲”的概念，但其内容却不是通常所说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让我们翻开《春秋繁露·基义》，看看董仲舒对君臣、夫妇、父子关系的论述：“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那么，这个阴阳关系是怎样的呢？董仲舒写到：“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相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这里，他用上下、左右、前后、表里、美恶、顺逆、喜怒、寒暑、昼夜来比喻阴阳、夫妇、父子、君臣的关系。

那么，阴阳本身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关系呢？董仲舒答曰：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凡物必有合”，他们是“合”之道。因为他们有相互兼合的道理，所以臣下的功劳和君王合并，妻子的功劳和丈夫合并，儿子的功劳和父亲合并。

《道德经》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可见董仲舒是受了老子的影响。

综上所述，董仲舒是“三纲”这个词的首创者，但他的意思并不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的三纲是阴阳关系，相反相成，相比较而存在，是“合”的关系，没有谁为“纲”，是和合在一个统一体中。

此“三纲”非彼“三纲”，古人没说过的话，不能强加在他身上。不能硬说“他有这个意思就是他说的”，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那都不是严肃的、科学的态度。

百年以来，董仲舒蒙冤受屈，被骂得狗血喷头。历史上，凡是提出理论的人，不挨骂的几乎没有，不被误解的更是少见，不被攻击几乎不可能。可见，提出理论的人，都是要准备挨骂甚至被臭骂很多年的。孔子如此，孟子如此，董仲舒如此。然而，真理在骂声中成长壮大，这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而骂董仲舒的人，你们也看看人家的著作再骂呀，为何没搞清楚谁说的话就开骂呢？而且一骂就是上百年。

那么，“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话究竟是谁发明的呢？

这要到汉代“七纬”里找根据。

“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七纬”就是“七经”之“纬”。

秦汉时期，出现了一批人物，他们既懂儒学又是方士，把阴阳术数掺和进儒学，把经学神学化，把孔子神化，将儒学宗教化，并编造谶纬，形成了谶纬神学。“谶”是神的预言，预示吉凶祸福，为朝廷的政治服务，所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下》）。“纬”与“经”相配。谶纬附经，亦以辅经，在东汉时尊为“秘经”，即神学的秘密经典，后人把《书纬》《易纬》《诗纬》《礼纬》《春秋纬》《乐纬》《孝经纬》统称为“七纬”。

自魏晋以来，图谶屡遭禁绝，“七纬”除《易纬》之外皆亡佚殆尽。但它毕竟是文献，内容丰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中有不少宝贵的自然科学知识，有它自己的历史价值。所以自元末至明清，不少学者搜集整理其散失的部分。如明代孙珏的《古微书》三十六卷，清代侯官赵在翰的《七纬》。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在前人辑佚成果的基础上，修订增补校勘，编成《纬书集成》。2012年，中华书局据清嘉庆十四年侯官赵氏小积石山房所刊赵在翰辑《七纬》，由钟肇鹏、萧文郁点校，出版《七纬》一书。

在《礼纬·礼含文嘉》里，首次发现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句话。

这是首次在文献中发现此三句话。首先提出这三句话的人已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礼含文嘉》乃精通儒学之方士所作。他们为迎合统治者之需要，创造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这“三纲”，篡改了董仲舒的原意。他们不是真正的、正直的儒者，他们的著作亦非真正的儒家著作。

但是，这“三纲”流传千年，影响深广，若无强悍有力人士推广，怎能如此？总要有人担此“荣誉”吧。

公元79年，东汉建初四年，汉章帝召集太常等大臣和儒者在白虎观举行“学术讨论会”，讨论《五经》同异。博士、儒生各自发言，章帝亲自裁决。会后，令班固撰《白虎通义》一书。其中写道：“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又道：“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白虎通义·三纲六纪》）

至此，事情总算搞明白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先秦时期无此提法，与先秦儒家毫无关系。

第二，董仲舒讲的“三纲”，是“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臣、父子、夫妇是阴阳关系，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有很大区别。

第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根据，来源于法家韩非子的《韩非子·杨权》：“明君贵独道之容。”

第四，“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首次出现在文献中，是西汉后期的《礼含文嘉》，作者不是真正的儒者，此类书籍也不是真正的儒家著作，作者姓名亦无处查考。

第五，东汉的汉章帝令班固编纂《白虎通》一书，将纬书里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搬进《白虎通》。该书是奉命而作，虽然有不少儒家的观念，但主要宣扬朝廷的观点，其取舍的标准是是否符合朝廷的需要。推动这“三纲”“发扬光大”的“功劳”，非汉章帝莫属。

第六，百年来因“三纲”而对儒家、对董仲舒等的“批判”，种种不实之词，至此已搞清楚，应予推翻。那些批判者，要么是无知，要么是缺少严肃的学术态度和政治态度。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The Initiator of “the Three Cardinal Guiding Principles”

AN Qijie

(Xuzhou Confucius Institute, Xuzhou, Jiangsu 221006, China)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re were no such statements as “monarch being take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is subjects, father being take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is son, husband being take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is wife”, and “the three cardinal guiding principles” had no relation to Confucianists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ir theoretical basis originated from the idea of “The great monarch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only doctrine” put forward by the Legalist Han Feizi in hisIt was first included inin the late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Ban Gu put “monarch being take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is subjects, father being take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is son, husband being take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is wife” in this book into, which was ordered to write; although there were quite a lot of Confucian ideas in it, it mainly advocated the ideas of the court, the standard of which was whether the ideas satisfied the need of the court or not. “The three cardinal guiding principles” that Dong Zhongshu stressed were “ monarch being yang, subjects being yin; father being yang, son being yin; husband being yang, wife being yin”,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narch and subjects, father and son, husband and wife 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n and yang, which w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hree cardinal guiding principles of “monarch being take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is subjects, father being take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is son, husband being taken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is wife”. For a hundred years, the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ts and Dong Zhongshu because of “the three cardinal guiding principles”, the various statements that are not true, should be canceled.

Dong Zhongshu; the three cardinal guiding principles; Confucianists; yin and yang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3.005

安启杰（1944-），男，江苏徐州人，徐州市孔子学会顾问。

B234.5

A

1673-2065(2017)03-0025-04

2016-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