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依平（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人文社科部，广东珠海519041）

哲学研究

民族认同，谁之认同？
——读戴维·米勒《论民族性》

刘依平
（遵义医学院珠海校区人文社科部，广东珠海519041）

戴维·米勒肯定民族并非是“想象的共同体”。在构成其民族性原则的三个互相勾连的主张中，起决定作用的民族认同不仅是先在的，而且还能兼容自由选择。然而，认同问题从来都不是明晰的。民族认同在本质上是冲突利益的竞技场；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其实很小。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实用性的考量。

民族认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是当代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似乎才为西方自由主义者热议。1995年，英国学者戴维·米勒（David Miller）出版了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一本重量级著作《论民族性》。在该书中，米勒肯定民族并非是“想象的共同体”。在构成其民族性原则的三个互相勾连的主张中，起决定作用的民族认同不仅是先在的，而且还能兼容自由选择。然笔者以为，认同问题从来都不是明晰的。在本质上，民族认同是冲突利益的竞技场；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其实很小。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实用性的考量。

一、民族认同的涵义及其先在性

尽管米勒没有说民族认同是属于这个或那个民族团体的人们所具有的诸多认同中的主认同，但是，他肯定民族并非是“想象的共同体”，并试图在一般意义上对此种认同作出理性上的辩护。对他而言，在构成其所谓的“民族性”这一概念的三个互相勾连的主张中，民族认同应该说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他两个主张的存在，即关于民族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和民族有政治自决权利的主张：因为“任何一种抽象、普遍的论据，如我将在这里提出的论据，都不能说服人们承认民族认同，假如他们没有民族认同的话”。〔1〕15也就是说，民族首先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共同体，然后才是伦理的和政治的共同体。

作为一种集体性认同，民族认同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共享的信念、历史的延续性、积极行动、特定地域、共同的公共文化。通过这五个要素，民族认同得以与其它个人认同的集体来源区别开来。在这五个要素中，除了第三个即“民族是一起做事、决策和达成目标等的共同体”，其余四个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向历史寻求合法性支持，因为无论是共同的信念、领土的形成还是共同的文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别提历史的连续性这一点了）。也就是如米勒所说，“当评价民族认同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当今的认同在于什么——人们认为一个意大利人或日本人意味着什么——而且要看它出现的过程”。〔2〕41但无论如何，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属于某个民族这样一种身份认同就具有了一种先在性。

二、民族认同的历史或文化根源

较之于非要因民族认同无法自由选择而不接受它或将它排除在人的认同之外，米勒承认此种先在性并将此作为最终选择何种认同的着眼点则是一种更现实、更能为经验所支撑的态度：“一幅更合理的图画承认我们往往从我们所属的共同体和制度（如家庭、学校和教会）灌输给我们的价值出发”。〔3〕45也就是说，同耶尔·塔米尔一样，米勒认为文化群体中的身份认同既有先在性，又有自主选择性，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但从中我们并不清楚民族与大量其他社会组织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对民族的忠诚要优先于其他的忠诚？

如所周知，民族主义的话语往往要求人们对民族负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组织的责任。在某些时刻，它还断然取代所有其他的责任。历史常常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关于鲜血与土地的问题，但更关键的，它其实与共同的历史紧密相连。比如民族主义与现代经济的发展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概念被放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中，并导致了欧洲内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运动。但仍然，这一概念被表现为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概念，它宣告要聚合各种超越阶级的需求，以寻得政治统一，从而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换而言之，民族被视为是可承负其现代性和发展的唯一积极载体。”〔4〕99又比如，“任何大规模导向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政治运动都是嫁接在民族主义的枝干上的”。〔5〕49

总言之，对于这一论断，即一切历史叙事都是选择性的，我们已经不再陌生。同时，也正是叙事本身“创造了”历史。“民族主义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往昔进行集体性的选择与变形。”〔6〕154对此，米勒并未否认。但仍需追问的问题则是：即便我们承认民族这一身份认同的历史或文化根源，但在关于认同这类问题上，个人作利害考量的空间到底有多大？个别公民到底有多少独立自主的思考空间，能真正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认同呢？

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信念”、“认同”、或“习惯”、“传统”等这一类词汇的含义从来就不是明晰的。在人类历史上，这些东西或今天我们冠之以文化所涵盖的众多内容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属于后来发展为一个整体的人们。相反，习惯或文化总是属于某些人的习惯或文化——这些人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一种行业或职业经常援引的‘习惯’表明，在如此长时间内实施的习俗被当作一种特权或权利来模仿”〔7〕4——尽管他们的习惯可能最终传递至整个社会。在这种扩展的过程中，如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行业或职业团体对于习惯的支持或反对乃至攻击与对工资及工作条件的反应同样多。而且，文化在即便是被称之为民族共同体中的分裂，如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贵族和平民文化的分裂，也并非是例外情况。

正如投票一开始根本就不是用来行使民族自决用的，而是用来争好处的，如税收、利润、福利等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习惯、文化或者传统几乎都是对权利的要求、使用和实施的合法性的辩解之辞。这些词远非可以被视为被双方或多方同意的整体性概念。它们使人联想到的内容远不是持久不变的，而是一个变动的充满争论的领域，是对立的利益提出冲突的要求的竞争场。用杜赞奇的话说，就是“用来作为它们代表的各种象征符号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正是由于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相互争斗。”〔8〕2它们要求某种强制性的压力，比如民族主义、宗教正统或社会主义，采取体制性的形式。并且，正是它们及其动辄要求一致，可以用来把注意力从社会和文化矛盾、从整体中的裂痕和对抗中引开去。

为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帕累托所言非虚：当我们“在阅读某些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论述时，不由会怀疑这些人是否精神健全，但是在那些似乎是而且的确是愚不可及的言词后面隐藏一个非常重大的本质问题。‘民族主义’不过是抗拒今日法国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9〕13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对类似于认同或民族认同这类事物的一般性概括往往显得空洞，除非坚定地把它们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换言之，民族主义或作为民族主义之核心要义的民族认同是一种复合体，它既不能离开组成其基础的民族情感和冲动的心理上的和文化上的根源，也不能离开它在其中发生以及寻求解决的情境。

同样，民族认同背后的这种政治本质在适用于国际维度。英国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罗杰·斯克拉顿这样说道，“不论好歹，民族国家是欧洲得以形成的条件，而且是向人民呈现忠诚这一复杂信念的最稳妥的方式。考虑到上述事实，但凡一个不成功的社会必定具备民族性。所谓民族性，就是一个人对于他看成是自己的东西的强烈感情，对于一个经受过征服、占领和改革的社会的狂热忠诚。”〔10〕168而要获得这样一种赤诚，民族认同中就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神话因素。对此，米勒这样处理：“与其丢弃民族性，还不如问问这些神话中的什么部分在建立和维持民族上起了作用”。〔11〕36

既然如此，在形成所谓的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到底是自然偶发因素还是人为的构起了更大的作用？民族到底是一种不稳定的和偶然的关系，还是个一脉相承主体呢？如杜赞奇所言，许多“历史学家一般来说很关注民族身份认同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忽略同一过程中其他的身份认同或替代性的（常常是新生的）民族叙述结构被压制和遮掩的事实”。〔12〕14我们今人所能看到的关于民族及民族认同形成的内容显然与“确定实际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客观形式”相差甚远。它们只是“确定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的主观形式”。但是，在民族认同上，我们真的应该仅仅满足于主观现象吗？

显然，米勒对其所称的民族性原则的捍卫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即他是一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表述者。在面对20世纪晚期所谓民族认同正在消解的政治主张，米勒试图提出一些“适度”的、有现实经验支持的主张来为民族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他所关心的不是急于提出某种民族主义理论，“而是确定如何思考民族主义以及对它采取何种实践态度”、〔13〕4“提出一种思考民族主义和民族性的方式”。〔14〕186

因此，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上，米勒也做出了不少细节性的论述，并在文本最后就二者如何调和做出了总结。首先，米勒认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合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相互影响，并根据这种影响而做出自我调整。因此，那种一开始就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并不正确。〔15〕196但米勒也承认这二者之间确有分歧，而我们并不能据此以为民族主义就是非自由主义的。实际上，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势必会有所影响，而且是全方位的。〔16〕197因此，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如何思考并学会接纳和适应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这种影响就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理的问题，还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实践性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正如徐贲在耶尔·塔米尔之《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代序中所言，尽管“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包含对民族主义的肯定，但严格地说，这不一定是对其公民社会道义性的肯定，而很可能是实用性的肯定……但是，合理性的解释并不等于道义上的认可。单从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和凝聚力不能推导出民族主义的公民社会道义性。”〔17〕9和许多其他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一样，米勒也并未能消除我们对民族主义的一些基本的疑虑，而至多只是提出了一些出于现实考量的主张。

〔1〕〔2〕〔3〕〔11〕〔13〕〔14〕〔15〕〔16〕戴维·米勒.论民族性〔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4〕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徐迅.解构民族主义：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C〕//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6〕齐格蒙·鲍曼.寻找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1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罗杰·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7〕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侯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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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0

刘依平（1982—），女，湖南邵阳人，人文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