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广州 510632）

粤语，又称粤方言，是一种通行于广东、广西、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的一种汉语方言。粤语跟其他汉语方言相比，除了在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方面都有所区别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是粤语具有一套完善的记录方言的文字系统，简称之为粤方言字。粤方言字作为汉字的从属系统，其功能主要是记录粤语。粤方言字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与通用汉字重合的部分；二是粤语特有的方言字部分。广义的粤方言字指的是粤语区人们用来记录粤语的所有汉字，包括通用汉字、假借字（借读音和字形而不借字义）、训读字（借字形和字义而不借读音）、沿用古汉字（现代通用汉字一般已不再使用）和自造字。狭义的粤方言字指的是粤语区人们创造出来的专门用来记录粤方言语素的字，这些字一般只在粤语区内使用，不见于其他方言区，更有别于通用汉字，主要是自造字，还有部分沿用古汉字、假借字和训读字。

粤方言字的用途比较广泛。除了编纂辞书需要使用粤方言字外，穗港澳地区的粤语教科书、口头文学、街头广告、报刊杂志、港澳的电视传媒等都大量用到粤方言字。因此，学界对粤方言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既有本体的研究，也有许多应用成果。本文先对粤方言字的本体研究进行一个综述，接着介绍粤方言字的应用成果，最后讨论一下未来的粤方言字研究的重点。

一、粤方言字的本体研究

（一）考本字方面的研究

有关粤方言字的研究主要是从考本字发端的。粤语有许多貌似有音无字的词语，其实很多在古代是有相应的字形或词形的。由于时间的流逝、语音和词义的变化，有些字词的读音和字义跟原来的读音或字义不完全相同了，学者们就通过考证这些词语的音义来找出其原来的字形或词形。作为传统小学的一部分，粤方言考本字的研究早在中国现代方言学正式建立之前就已经有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论著了。据我们所知，早期考本字方面有较大影响的著作是詹宪慈先生的《广州语本字》[1]，该书成书于1924年，199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第一版精装本（2007年为第一版平装本）。该书主要从字义入手，辅以音证，共辑录了一千三百余条粤语字词并详细地考证了每个词条的本字及用法。虽然有些字词的考证比较牵强，但该书仍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①甘甲才（2005）在《<广州语本字>散论》（《第九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对该书有专门的评述。，开山之作功不可没。之后，类似的著作有孔仲南（1933）的《广东俗语考》[2]，该书以国语词条为纲，分类收录了作者所考证的粤语常用词语的字形及相应的释义。最近出版的一本考本字的著作是香港民间学者彭志铭（2009）的《广东俗语正字考》[3]，该书参考了前面两本著作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的研究，重点讲解粤语里面那些被误认为“有音无字”的古汉语正字（穿插讲解广东俗语背后的岭南文化）。以上三本考本字著作都偏重义证，音证虽有涉及，但都不够深入透彻，故有些字词的考释似是而非。陈伯煇把粤方言字的考证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在1996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论粤方言词本字考释》[4]（1998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陈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考本字的意义及需具备的基础功夫，重点讨论了考释粤方言词本字的前提是要对粤语本身有充分的认识，譬如了解粤方言的形成、掌握粤方言的音系特点以及熟悉粤语词的特点等。这是第一本在理论和方法上系统总结粤方言字词考证的专著，对提高粤方言字词考证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了专门的著作，还有许多相关的研究论文探讨粤方言语词中的本字问题。罗正平（1960）[5]、区静寰（1968）[6-8]、白宛如（1980）[9]、余伟文（1984）[10]、林伦伦（1984）[11]、林伦伦（1994）[12]、藤冢将一（1987）[13]、罗忼烈（1989）[14]、张惠英（1990）[15-16]、曾光平（1991）[17]、单周尧（1994）[18]、黎汉鸿（1994）[19]、谭步云（1994）[20]、邓景滨（1997/2003）[21]、黄宇鸿（2002）[22]、谭世宝（2003）[23]、周仕敏（2015）[24]等学者都曾对粤方言字词中的本字做过相应的考释研究。不过以上这些论文基本都是实证性的研究，讨论的词语数量有多有少，考证的结果也良莠不齐。很少有论文对粤语考本字的理论和方法展开探讨，周仕敏（2015）[25]结合具体的例证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粤语考本字相关的观念和方法，值得肯定和借鉴。

有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做基础，现在需要对前人的工作做一个全面的梳理，一方面要把前人考证过且认可度较高的字词加以整理修订并给予推广，另一方面也需要多对考本字所涉及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和提升。

（二）具体方言字的研究

除了专门通过音、义研究来考证粤方言字原来的字形（即考本字）这类研究成果之外，粤方言界还有一些专门研究粤方言字的字音、字义或字形的论文。

字音方面的成果如饶秉才（1980）的《粤方言字音的订音问题》[26]、张群显（1991）的《粤语常用字字音异读研究》[27]、施仲谋（2005）的《常用字广州话读音调查》[28]、单周尧和萧敬伟（2009）的《“厕”字粤读研究》[29]等。这几篇论文都比较重视研究常用粤方言字的实际读音，尤其是异读音的研究。这些研究对粤方言字的正音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字义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粤方言辞书的编纂过程当中，单篇论文比较少。我们知道的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文有邓景滨（2011）的《粤方言词的注释——以“咪”字为例》[30]。有的文章会把音义问题合并起来讨论，如罗伟豪（1990）的《广州话里的‘埋’字》[31]和单周尧（2013）的《“攒”字粤语音义研究》[32]。由于字义问题较为零散，如何加强字词释义的系统性研究是今后需要重点加强的一项工作。

字形方面的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考本字研究之外，还有两类常见的研究成果：一种偏重粤方言造字法的研究，另外一种偏重字形的规范和推广。钟奇在粤方言造字法方面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如《粤方言字的典型性分析》（2011）[33]、《广州话的借用字》（2013）[34]和《广州话的造字系统：基于过程和单次单标准的分类》（2014）[35]等。邓景滨则在第二个方面着力甚勤，发表了《“方言普化”和“粤字优化”》（2001）[36]、《粤方言字的优化》（2004）[37]、《港澳粤字“车立”值得推广》（2004）[38]和《粤方言字优化量表的使用》（2005）[39]等论文。两方面的研究互为表里，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后者的研究工作会显得更为迫切，意义也更大。还有个别研究是针对工具书中的字形使用问题展开讨论的，如谭世宝（2005）的《一些粤方言工具书的字形错误问题略论》[40]。

整体来说，对具体粤方言字的字音和字形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和系统，字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这跟字义系统比较抽象、表面比较零散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字义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粤方言辞书的编撰上，论文成果自然就会比较少。

（三）综合性研究

有了考本字及具体方言字的音形义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综合性的粤方言字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三部这方面的著作（含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部综合性的粤方言字研究成果是黄小娅（2000）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两百年来广州方言词汇和方言用字的演变》[41]（主要成果又见其论文《粤语方言用字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她主要依据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来华传教士记录的粤语文献材料以及国内当代语言学者编撰的广州方言词典来考察两百年间方言词汇以及粤方言字的演变。该著作对于我们了解近两百年来粤方言字词的形义演变很有帮助。

第二本重要著作是张群显、包睿舜（2002）合写的《以汉字写粤语》（The Representation of Cantone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s）[42]。该书用英文写成，全文发表在《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第18期上。这本专著由四个章节和一个附录组成，主要内容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在香港这个独特环境中产生的粤方言字，描写其造字基础，并介绍粤方言字与通用汉字以及计算机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虽然只是以附录的形式呈现，其实是该书的核心内容，附录系统收录了1095个不同的粤方言字，并根据这些粤方言字在中文电脑字符集中的分布，分成三个附表，逐一列出这些字在大五码和香港增补字符集中的电脑编码、粤拼注音、英语翻译，用法及例子、字形出处等。该书是粤方言字研究的扛鼎之作，并奠定了粤方言字信息处理的基础，给粤方言字的研究和应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三部专著是帕维尔·马突来维切（2005）的硕士学位论文《粤语特殊方言用字研究》[43]（主要成果发表在《中国语文研究》2005第2期上）。该文试图对粤语特殊方言用字的整体概貌作一系统的考察，把特殊方言用字分为古本字、方言俗字、训读字、借用字、方言同音字（或近音字）五类，收集了各种著作、词（字）典、学术论著、粤语文学作品、报刊、粤语电视节目与当代电影（字幕）、《香港增补字符集》中出现的八百多个特殊方言用字，分别加注读音、释义、用法（例句），并考证了部分方言字的本字，同时分析方言俗字的构造方法和结构。这是在《用汉字写粤语》之后又一部全面反映特殊方言用字的著作，值得重视。

综合性的著作不断出现也意味着粤方言字的研究从零散到全面，从具体描写到理论总结，不断地走向系统和深入。

二、粤方言字的应用研究

（一）粤方言字典的编撰

粤方言字典的编撰远走在粤方言字本体研究的前面。最早的一本粤方言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44]是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罗伯特(Morrison Robert)在1828年编写的，这比《广州语本字》早了将近一个世纪。若是把韵书也看作是字典的一种特殊类型，那粤方言字典的出现时间就更早了，清初的时候就有人编了一本粤方言韵书《分韵撮要》。在接下来接近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有关粤方言的字典如雨后春笋，络绎不绝。总的来说粤方言字典有三大类型：（1）粤语字汇或韵书；（2）粤语字典；（3）粤外或粤普对照字典。

1.粤语字汇或韵书的编纂

字音汇集或韵书，突出的是字音收集与整理。最早的粤语韵书《分韻撮要合集》（成书时间和作者不详，目前看到最早的版本是1782的《江湖尺牘分韻撮要合集》），记载了清初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粤语语音。之后一百多年间很少有粤语方面的韵书面世。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有关粤语字汇或韵书类著作就逐渐多起来，如冯汉的《粤音依声检字》（1935）[45]，黄锡凌的《粤音韵汇》（1941）[46]，冯思禹的《广州音字汇》（1962）[47]，林莲仙的《粤读反切音标两用正音表》（1975）[48]，冯田猎的《粤语同音字典》（1974）[49]，欧绍华的《广州话同音字汇》（1980）[50]，陈岫山的《粤语查音识字字典》（1985）[51]，周无忌、饶秉才的《广州话标准音字汇》（1988）[52]，香港语言学会编的《粤语拼音字表》（1997）[53]，何文汇、朱国藩（1999）《粤音正读字汇》[54]等。这些字汇或韵书对传播粤粤语尤其是粤语权威方言广州话的读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粤语字典的编纂

专门的粤方言字典，主要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基本信息。如最早的《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43]、鲍尔·詹姆斯和戴尔的《简易粤语字典》（1908）[55]、何类思的《常用粤语字词》（1909）[56]、高利士的《广州话袖珍字典》（1914）[57]、陈瑞祺等的《粤音图说》（1939）[58]、美国国防部语言学院的《粤语常见字字典》（1959）[59]、蔡家文的《粤音字词选辑》（1963）[60]、欧德理的《汉语粤方言字典》（1976）[61]、饶秉才主编的《广州音字典》（1983）[62]、詹伯慧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2002）[63]等。尤其是最后两本粤语字典，在穗港澳及海外都很流行，是同类型粤语字典中影响最大的两本。

3.粤外或粤普对照字典的编纂

粤普或粤外对照字典的编纂历史很长，成果也很丰富。最早的三本粤外对照字典都是粤英对照字典，全都是由美欧在中国的传教士所编，如美籍传教士卫三畏编的《英华分韵撮要》（1856）[64]、德籍传教士欧德理的《粤音汉英字典》（1877）[65]、英籍传教士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66]。进入20世纪还有威礼士牧师编写的《英粤字典》（1931）[67]。这跟穗、港、澳地区是西方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开展传教的地方之一有莫大的关系。

到了20世纪初，粤法、粤葡对照字典开始陆续出现，如何类思的《法粤字典》（1902）[68]和《粤法字典》（1912）[69]，高美士的《粤葡辞典》（1941）[70]和《葡粤辞典》（1942）[71]。

粤普对照字典在20世纪中期前后开始出现，因为这个时期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新中国政府都比较注重推广国音。粤普对照字典如黄元生的《国粤音对照速解字汇》（1946）[72]、广智书局的《国音粤音新字典》（1960）[73]、乔砚农（1963）《广州音国音中文字典》[74]、冯思禹的《广州音国语音新编中文字典》（1969）[75]等。这类字典无论是对北方人学粤语还是对粤语区人们学习普通话，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0世纪70年代之后，粤普字典开始大量出现，如余秉昭的《同音字汇（国粤语注音）》（1971）[76]、冯浪波的《国语粤语两用中文字典》（1977）[77]、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编的《普通话粤音中华新字典》（1978）[78]、张励妍、张赛洋的《国音粤音索音字汇》（1987）[79]、黎明的《国音粤音中文字典》（1987）[80]、李瘦芝、陈有良的《广州同音普通话异音字汇手册》（1988）[81]、欧阳华、曾铁飞《国语粤语繁简字对照字汇》（1990）[82]、关彩华《英粤字典》（1991）[83]、苏翰翀的《实用广州音字典（同音字并列·普通话对照）》（1994）[84]等。前面介绍到影响很大的《广州音字典》和《广州话正音字典》也兼具粤普对照的功能，也可以看作是粤普对照型字典。

通过上面的介绍不难看出，粤语韵书或字典总量之多，除普通话字典之外其他方言的字典无一能出其右。众多粤语字典的编写和出版也说明了两个问题：（1）一直以来海内外对粤语字典这类工具书都有较大的需求量，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粤语在海内外拥有较强的影响力；（2）从事粤语词典编写的人员较多，有传教士，中外粤语教师，语言学研究者，民间热心人士，出版社的编辑等，不同专业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员编出了各式各样的粤语字典，一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在众多的粤语字典或韵书中，也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品，如黄锡凌编写的《粤音韵汇》、香港语言学会编的《粤语拼音字表》、饶秉才主编的《广州音字典》、詹伯慧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编的《普通话粤音中华新字典》等。这些工具书对粤方言字的研究和应用、粤语的教学和推广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詹伯慧先生主编的《广州话正音字典》，联合了穗港澳几十位语言学界历时十几年编写而成，是粤语字典编写的集大成之作，十多位大陆及港澳学者都曾对这部词典做过介绍及正面的评价。

（二）粤语用字方面的问题研究

粤方言字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情况一直是学者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这方面的成果也不少。如曾子凡的《广州话口语词在用字上的一些特点》（1990）[85]，陆镜光的《香港粤语通俗小说的书写系统》（1991）[86]和《在大义与小说之间：香港粤语口袋书的书写系统》（1995）[87]，韦树关的《粤语方言字刍议》（1997）[88]，程祥徽的《“繁简由之”与港澳用字》（1997）[89]及《港澳用语用字问题》（2001）[90]，钟奇、高然的《广东坊间特殊用字调查报告》（2000）[91]，詹伯慧的《关于方言词的用字问题——以粤方言为例》（2003）[92]，周柏胜的《香港粤语用字的使用与准则》（2003）[93]，赵一凡的《浅谈港台书面语中的方言字》（2008）[94]，黄耀堃的《粤方言的“並存並用”与香港增补字符集》（2011）[95]等。

因为粤语的使用涉及大陆、港澳以及海外华人社区，加上历史的原因导致大陆和港澳在繁简字形使用上的不同，这都给粤语字的使用带来了许多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们了解粤语区的文字使用情况以及促进社区的语言和谐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粤方言字规范及字处理方面的研究

1.粤方言字的规范问题

粤方言字跟其他方言字一样，一直以来都缺乏相应的规范。对于粤方言字是否需要规范这个问题，从民间到学界都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粤方言字属于方言用字，非官方规定的正式用字，没有规范的必要。有人认识到粤方言字规范的重要性，但有非学术层面的担心，故一直没有行动。但多数学者是积极主张要对粤方言用字进行规范的，田小琳（1992）[96]和田小琳（1996）[97]两次发文讨论香港地区的语言文字规范问题，不过她主要是建议公共书面场合少用粤方言字；周无忌（2003）[98]曾呼吁“粤方言用字应予以规范”并提出4点意见；韦树关（1997）[88]针对粤语的用字问题提出5点规范意见；郭敏珊（2008）[99]也讨论过粤方言字的规范问题；邓景滨（2004）[37]提出要对粤方言字进行优化处理，主要就是针对粤方言字异体字进行整理和规范；侯兴泉等（2014）[100]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强调了粤方言字规范的重要性，并探讨了粤方言字规范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粤语区人民的书面用字要区分对外和对内两种场合，对外的书面表达应尽量使用通用汉字，避免使用方言字。对内的书面表达可以使用方言字，但也需要注意规范，否则交流就会有较多的障碍，这也是不少学者呼吁要对粤方言字进行规范的原因。

2.粤方言字处理的相关研究

粤方言字处理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字符集的制定，如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图文电视广播用汉字编码字符集·香港子集》（GB/T15564—1995）及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新版《香港增补字符集-2008》（HKSCS-2008）。《香港增补字符集－2008》沿用《香港增补字符集－2004》的两个编码方案，分别配合大五码及ISO 10646国际编码标准，《香港增补字符集-2008》收录了四百多个粤方言字，这对粤方言字在电脑中的使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Unicode CJK扩展A、B、C区字符集里也收录了许多粤方言用字。字符集的制定对于粤语信息处理的前提，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意义重大。可惜的是目前电脑收集的粤方言字多以繁体为主，简体偏少，一些很常用的粤方言字如“嗰”“嚿”“孭”“瞓”等都没有相应的简体字，这说明粤方言字字符集的研制工作仍需继续。粤方言字词处理方面的论文不多，目前见到的有黎邦洋的《关于讯息用香港字》（2003）[101]、唐晓阳、林英的《我国古粤方言词典数字化系统设计研究》（2003）[102]以及张小衡的《粤-普机器翻译中的词处理》（1999）[103]。其实粤语字处理方面仍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诸如码位的选择、字体的制作、底层码和表层码的对应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的来说粤方言字的规范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但是真正开展工作的机构或人员很少。粤方言字规范涉及到的很多基础问题都没有解决，譬如粤方言字的定量研究、异体字的收集与整理、多音字的收集与整理、繁简字的收集与整理、无码粤方言字的收集与整理等等。

三、粤方言字研究展望

总的看来，过去粤方言字的本体研究比较侧重于考本字，应用研究多集中在粤语字典的编纂上。虽然粤语学界在粤方言字的使用和规范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规范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少。今后应从粤方言字的系统性研究和粤方言字的规范和应用这两个方面加以补强。

（一）加强粤方言字的系统性研究

在本体研究领域，有关考本字的研究以及具体方言字的形、音、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接下来需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整理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争取把每一个粤方言字的形音义的来龙去脉、详细用法都研究清楚。特别是字义的系统性研究，亟需加强。有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做支撑，下一步可考虑编写一本面向本体研究和教学使用的《粤语大字典》，内容包括正字、异体字、繁简字、注音、释义、例句等方面的内容，并提供音序和部首等多种检索方式。

（二）加强粤方言字的规范研究与应用

粤方言字跟其他方言字一样，一直以来都缺乏相应的规范，导致粤方言字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多音字、无码字，繁简字的使用也比较混乱。规范粤方言字不是为了限制粤方言区的人们用字，而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指导人们方便准确地使用粤方言字，更重要的是为计算机处理粤语信息服务，提高粤语信息处理的效率和质量。粤方言字的规范主要包括粤方言字的定性、字音规范、异体字规范、繁简字对应、多音字规范、无码字的规范等内容。

在大数据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和深化的信息时代，为了更好地发挥粤方言字的应用价值，很有必有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粤方言字规范字表》和《信息处理用粤方言专用字符全集》并加以推广，以促进粤语信息处理及相关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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