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国森

摘 要：当代中国试图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吸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而取得的一些积极成果，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的缺陷。它的最大缺陷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彻底，这也就注定了它的理论无助于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为分析和解决当今人类的生态问题提供了富于建设性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生态危机、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和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问题

社会和谐是现时代中国的一大主题。一般说来，社会和谐应该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三个层面。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基础，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都建基于它之上。也就是说，只有首先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可能实现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反过来，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能够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有精深的阐论，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本文于此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小作刍议，并由之而涉论社会和谐这一当代中国的主题。

一、继承和发展经典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学理上而言，它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也就是说，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论述。因此，就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主题而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之上的。当然，根据时代的变化，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有所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固然首肯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他们所说的“自然界”并不是纯粹的自在自然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自然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的自然界，是“人化自然”。卢卡奇说： “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可见，马克思认为，自然都是“人化自然”，只有“人化自然”才是人们实践的对象，纯粹的自在自然對于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由此可见，自然的“优先地位”涵义应该从人类社会、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维度来解读。马克思说：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主要是生产劳动，有计划有目的地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改造自然界，人类自身的利益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和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人与自然处于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之中。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是： 一方面，人与自然互相规定、不可分割，并依凭对方来表现自己；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又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人类既然是自然界这个整体的一员，那么，它就必须首先服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由上述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与自然本来是一体的，人与自然处于互相联系的密不可分的共生态之中，那么，人与自然必须实现和谐，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二、批判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之予以了发挥和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展开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理论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可贵的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立场。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源头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这可谓一针见血之断论。

通过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的考察，威廉·莱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在于“控制自然”的观念。这是一种异化的自然观。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非理性运用，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他进而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背后潜在的是人对自然此前曾经有过的敬畏与尊重之感的丧失。“控制自然”的观念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肇端于文艺复兴时期，沐浴了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春光。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人意识到自身是与自然这一客体不同的主体。于是，人从自然中分离了出来，并施展其理性能力，张扬个性，凭借科学技术和工具，开始对自然进行旷日持久的征服战。而且人类的确凭借自身的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征服”了自然、使自然为其所用。“征服”自然所结出的硕果势必会使“控制自然”以造福人类成为近代以来人们所普遍信持的观念。这必然会最终突破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极限，结果也必然会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全球的生态危机。

然而，有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却并不认同“控制自然”导致生态危机的观点。格伦德曼肯定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否定生态中心主义关于“控制自然”的思想。他认为，人类不应该放弃“人类尺度”，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建设一个人们的第二“自然”。在这一点上，佩珀与格伦德曼持论相同。在他看来，人类对自然进行控制，这并没有什么错。因为人类要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依赖自然，并控制自然为其所用。他认为，生态危机的原因并不在于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与利用，而主要在于对待自然的特殊方式。他说： “首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控制自然，或者在什么程度上控制自然……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改变自然以及谁控制了自然的产品。”

三、批判的不彻底性和虚假性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也承认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它也对之展开了积极的批判。然而，它并没有由此而走上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自然观的反思和批判，试图从中找到一条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社会建构的通道，这便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旨归和最终价值诉求。有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将这种向路意义上的社会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构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思想成果直接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论内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因之而具有革命意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包含了对导致生态危机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克服。它认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義社会是经济生产能够满足人类全面需要、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并是在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控制之下的社会。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替代，因为后者具有前者所不具备的崭新特征。然而，尽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但是它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故而，它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对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予以否定，这是其一；其二，社会主义的最根本基础是生产资料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废除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标志，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对此不予以承认； 其三，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尽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但是它的批判并不彻底，它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也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要言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态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同时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提出了应对之策。当代中国要积极吸取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生态危机而发展起来的积极理论成果，同时也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理论缺陷，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