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宏

作为首位斩获美国奥斯卡奖（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的中国导演，刘雨霖青春貌美，漂亮得不像一个实力派。作为一个星二代，她似乎并不急着摆脱“刘震云之女”的标签，因为在她心里，父亲像一棵树，他带来的温暖和坚定感，无可替代。

2016年年末，一部叫作《一句顶一万句》的电影惊艳影坛，影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了夫妻之间“说得着”与“说不着”的故事。这部电影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而导演正是他的女儿刘雨霖。

同期，刘震云编剧的另一部作品《我不是潘金莲》也由他的老朋友冯小刚导演掌镜，在岁末上映。有人戏称，11月的影坛是刘家时间—刘震云和刘雨霖父女俩同时向观众交出了自己的心血之作。

这一对明星父女，为何都走上了电影之路？从寻常百姓家的父女，到影视片场的默契搭档，他们之间又有着什么好玩儿的相处故事？让我们走近这一对有时欢脱有时正经的文艺父女。

慈父？严父？蠢萌的父亲？

或许都是他的写照

提起刘雨霖，人们自然会想到她的老爸刘震云。这位来自河南的作家，以冷峻的幽默、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著称，他的作品有一种根植在土壤中的厚重感。《手机》《一地鸡毛》《我叫刘跃进》《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一系列火遍全国的影视剧，让大家认识了那个总是站在冯小刚身边，却丝毫掩不住其锋芒的大作家刘震云。

说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刘雨霖的脑海中有许多温馨的记忆。小时候，她经常看见父亲在街边蹲着，像是个生意冷清的劳工，一个人看人来人往，看各种有趣的世间万象。有时候，幼小的她也会睁着那双好奇的大眼睛，拿着根冰棍儿拉着父亲的衣角蹲在路旁。父亲看门道，她就看热闹。父亲有时低头在纸上写写画画，有时在昏黄的台灯下伏案至深夜，将白天看到的滴滴冷暖诉诸笔端。那时的刘雨霖虽然很小，但也能感受到父亲内心的柔软，以及对生活中那些动人瞬间的敏感。

所以，至今回想起来，刘雨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生长在这样的一个文艺家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父亲，受到了这样丰润厚重的文学滋养，她看人、看世界的眼光变得敏感而犀利，也无比热爱这人间的烟火。她愿意用作品表达世间的情感，只不过父亲用笔，她用镜头，走上了自己所爱的电影之路。

虽然是刘震云的宝贝女儿，刘雨霖却没享受到什么甜蜜的宠爱。在她的印象中，刘震云是对写作无比认真的人，他也把这种严肃的态度传导给女儿，他总是要求女儿一次性把事情做好，完美主义的不得了。母亲郭建梅总是吐槽：“就像强迫症一样，有点儿矫枉过正。”但这种严格带来的却不是令人喘不过气的父辈压抑，而是欣赏和尊重。在女儿眼中，刘震云虽然沉默寡言，却不失幽默，能达到这个状态的，一定是内心有大智慧的人。

刘震云很喜欢沉浸在自己作品的情绪、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里，艺术的墨水喝多了，生活的汤水就喝不下了，所以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自理能力就差一些，是个“蠢萌”的爸爸。刘雨霖在纽约留学时，父亲来看她。两个人在房里吃完午餐，剩下了点儿米饭，她说：“刘老师，给你布置一个任务，把这个饭搁到碗里，拿保鲜膜盖上，然后放到冰箱里，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说完这些，她就转身出门倒垃圾去了。回来以后，却发现父亲正在对着装满米饭的玻璃碗发呆。

“雨霖导演，保鲜膜我不会用。”原来，刘震云找不到保鲜膜筒上的头儿，甚至不知道盒身上的小锯齿是用来撕保鲜膜的，还抱怨那小锯齿把自己的手扎得好疼……

刘震云自己也觉得，在家里他就是那个最没有话语权的人，母女俩总是拿他寻开心。“她们母女俩都觉得我是世界上最不爱说话的人，像空气一样。就比如我在沙发上坐着看书吧，不管是谁回家，只要一推门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准会特大声地来一句‘哎，家里怎么没人啊？然后转身就回屋了，留我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有一次，刘震云回到家里，发现门外走廊堆了一大堆的木料，就特好奇地问左邻右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结果，刘震云的家门口就发生了这样的对话：“这谁家的？……我们家的？干吗用的？……装修？我都不知道！我们家这就开始装修了？”原来，母女俩早就决定要装修了，她们都觉得这点小事儿，根本用不着劳烦刘老师出马，全都自己搞定。谈到这儿，刘震云还有点儿小伤感，他觉得自己在家里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可是谁说空气就不重要呢？”刘雨霖却风趣地回应说，“把刘老师当空气，才是给了他最大的自由，让一家人能各自成长，又彼此离不开。”

类似的趣事比比皆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刘雨霖常常感到放松，没有拘束。因为她知道，即使寡言，即使不爱表达，父亲还是那个细腻而深情的父亲。

宝贝女儿要拍他的宝贝小说

这几年，是星二代的“井喷时期”：张艺谋导演的女儿张末执导了电影《28岁未成年》，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导演了《七月与安生》，朱时茂的儿子朱青阳挑战综艺《一站到底》……他们纷纷向观众交出了傲人的作品。

可并不是所有星二代的人生之路都一帆风顺。拿着冯小刚和李安推荐书的刘雨霖，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转学至纽约攻读电影导演专业。在一个人闯荡异乡后的第二年，一度陷入无法融入大群体的孤独、消极和脆弱中无法自拔，再多的书本和影片都无法给予她答案和信心。最终，父亲刘震云的一通电话将她彻底“骂醒”。

“刘老师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选择去美国这条路是不是你决定的？选择电影导演这个职业是不是你决定的？我颤声说‘是。他说，‘那好，如果这两个问题都答yes的话，接下来我为你提供两个结果：第一，拿起书本明天回到課堂上去；第二，收拾行李回国。这都不是问题，我和你妈都接受，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去纽约陪着你一起哭，悲伤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父亲还语重心长地送了刘雨霖一句话：“好儿女志在四方。”

擦干眼泪，刘雨霖坚持了下来。接下来在纽约念书的日子里，她越来越能找到拍电影的感觉，不但跑去给剧组打零工，而且开始独立执导电影短片。2014年，还是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研究生的她，凭借短片《门神》入围了3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8个国际奖项，其中就包括美国奥斯卡奖（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这个在业界颇具分量的奖项肯定了她拍电影的潜力。

拿到奥斯卡沉甸甸的奖杯后，刘雨霖终于开始有了信心，想把父亲的作品搬上大银幕，用光影述说小时候她与父亲蹲在街边看到的故事。

刘雨霖在电话里和父亲谈起自己的念头，说想把《一句顶一万句》搬上大银幕。《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3年的小说，被称为中国版《百年孤独》，主要讲述了河南延津的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伴侣而奔波一生的爱恨故事，是他迄今为止最具企图心和想象力的作品。刘雨霖的心里紧张极了，她根本不知道父亲会不会认可自己，自己虽然是他的女儿，但是在该把作品给谁这一点上，父亲绝对不徇私情，因为每一部小说都是父亲的宝贝。

刘震云思量许久，问她：“为什么想拍《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选择牛爱国和牛爱香的故事？”

刘雨霖一字一句地告诉他：“这本书的精髓是寻找的力量，是一个人寻找另外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外一句话的力量。我们生活当中太多的普通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心里的涡流波涛汹涌。我想把这些被忽略的久违的情感告诉大家。”

于是，刘震云知道，女儿是可以担得起这部作品的。他点头许可，为宝贝女儿亲自操刀改编宝贝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如期在河南拍摄，刘雨霖和父亲分工明确。拍摄时正是严冬，刘震云却每天都在片场，从头跟到尾。但他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女儿布光、说戏和喊cut，想让女儿有更多独立的判断。因为在刘震云看来，不管最终影片能否成功，女儿需要做的就是慢慢成熟。父母过多插手，女儿就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走。

刘雨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是极其平等的。刘雨霖喊刘震云“刘老师”，刘震云也不叫刘雨霖的小名“妞妞”，而是称呼她“雨霖导演”。父女俩你一唱我一和，时间一长，刘雨霖都忘了什么时候喊过刘震云爸爸了。

当然，两个人也偶有争执。有一次，因为影片的某个细节，父女俩意见相左，结果刘雨霖并没采纳父亲的意见。刘震云挺生气，他说：“我是编剧，这是我的小说。”刘雨霖却分毫不让：“我是导演，这是我的电影。”她这样一说，反倒让刘震云乐了，在女儿身上，他仿佛发现了那个做起事来坚持又固执的自己。

但大多数时候，父女俩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血浓于水的默契。

早在刘震云为写作《一句顶一万句》采风和积累素材时，刘雨霖就陪着父亲。那是她大学二年级结束后的暑假，父亲带着她从北京出发，一路去了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他开车，她坐在副驾，父女俩用一个月的时间绕着华北平原走了一圈。刘雨霖一边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一边旁观父亲观察和记录世界的方式。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刘雨霖开始学会把她的全部锋芒都藏在得体的言行举止之下，她似乎也悉心接受了父亲的“沉默寡言”，得到了父亲作品的深厚滋养。大多数时候，她像父亲一样安静而内敛。或许是这段父女同行的经历，让刘雨霖对《一句顶一万句》有着一份别样的感情。

2016年11月1日，《一句顶一万句》首映礼时，刘震云全程站立于影院过道，忐忑而认真地观察着观众们的反应。许多人见到这个情形，感动于刘震云的拳拳父爱。著名影评人谭飞甚至在朋友圈晒出一张刘震云的背影，感慨“父爱让人湿了眼眶”，网友们纷纷应和“看起来就像是在嫁女儿”。而刘雨霖也在微博发了与父亲23年前和现在的合影，“他是我心中的大树，这棵大树培育雨霖，如何在内心生长一片森林。”

刘震云在生活中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在路演中却无比“唠叨”地推介电影。对于女儿的首部长篇电影，他不吝赞美，称赞《一句顶一万句》可能是“近年来最好的国产影片……之一”。说到“之一”，他还犹豫了一会儿，夸归夸，谦虚和低调还是印在骨子里。

当然，星爹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也有一种评论认为，刘雨霖的潜质还是不错的，但《一句顶一万句》确实难改编，年轻导演刘雨霖尚需锻炼。至于下一部戏，刘雨霖想拍父亲的一部还没有发表的作品。即使有了这部电影的成功，她的心里还是“咚咚”地打着鼓，因为她知道父亲会更加严格。

“我还是先把刘老师的两个问题回答好，他才会把版权给我。”刘雨霖笑着说。

结婚就要找“讲得通”的人

青春美丽的刘雨霖，自然让许多人对她的爱情观感到好奇。都说女孩找老公，最后都会找一个很像父亲的，那么刘震云会成为她未来选择爱人的模板吗？

“唉！”刘雨霖开玩笑说，“我觉得刘老师成不了标准，刘老师长得不帅啊！”

玩笑归玩笑，认真说起来，刘雨霖觉得父亲对自己的择偶观影响还挺大的。父亲的存在让她知道，要找一个能跟自己讲道理的人。这个人要善良，要有爱，当善良和爱集于一身，面对任何事情都会往好的方面想，跟任何人都讲得通道理。

在刘雨霖的印象中，父母的感情非常好，父亲虽然沉默寡言，但是有自己表达感情的方式。她经常能捕捉到父亲许多细微的动作，比如在母亲后颈轻轻捏一下，或是拍拍她的后背冲她点点头。当然，父亲和母亲也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有的聊。但他们对彼此的事业和爱好都保持着尊重和欣赏的态度，从来不给对方拆台。郭建梅爱种花，把家里的小花园弄得特别好看，但刘震云就对此一窍不通，什么剪枝、插花半个字都听不懂，但他会任她在家里鼓捣，偶尔还帮着搬搬花盆。虽然爱好各有差异，但两个人都是讲得通道理的人，懂得互相尊重和包容，在关键的时候，一两句话就让对方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在刘雨霖看来，这就是婚姻最理想的一种境界：尊重彼此的差异，但在关键的方面，彼此一定相通。她羡慕父亲和母亲“说得着”的婚姻，她也想找到一个“讲得通”的人过一辈子，她自己期待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境界。

对于婚姻，刘雨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她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里，女人们挣扎、妥协、不甘，好像都只是为找一个讲得通道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好像是对女性心灵最深处的诉求及婚姻爱情观的写照。电影里的庞丽娜因为与丈夫无话可说而在婚姻中挣扎；牛爱香历尽艰难，只想找一个“讲得通”的人结婚；赵欣婷则是因为本来“讲得通”的爱人背叛了她而生了自殺与杀人的心。3个女性角色迥然不同，却极具代表性，这是现实生活中许多普通女性的真实写照，在影片呈现下更具冲击力。

“讲不通的时候，一万句不顶一句；讲得通了，就一句顶一万句。甚至都不用说话，那种默契和惺惺相惜，就超越了爱，也超越了男女之情。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能有这么一个‘一句顶一万句的人，就已经很幸运了。”这也是刘雨霖一直为大家讲述的中国人“被忽略”的情感，两个人在一起，起码要有话说，要讲得通，这才是婚姻的最美好状态。

青春如同绚丽而明艳的天空，给刘雨霖足够的空间和舞台；父爱如同绵绵而丰厚的瑞雪，给刘雨霖深深的滋养和支持，她的美丽人生和电影之梦，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