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倩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丰富的意义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被国人主动地边缘化，导致国人文化及身份认同严重缺失。这从电影、音乐、戏剧等不同艺术市场中的中外作品上演比例即可窥见一斑。如此语境下，我们急需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重建对本我文化及身份的认同。我国丰富多彩的服饰便是我们解读不同民族或族群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是认同的表征。其中，客家服饰，因其特殊的族群历史及文化背景而具有极高的、特色独具的艺术性和功能性，对我们从整体角度理解和把握客家文化、形塑客家文化及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及传承，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艺术人类学的介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揭示服饰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大门，同时，也将在学术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多个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

一、服饰研究的视野及方法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源自西方的学问。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认为：“既然要称作‘艺术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rt)，就应当将艺术人类学界定在人类学框架之中，把它视为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人类社会的艺术现象、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进行分析解释的学科。”[1]序言1国内学者对其也有着各自的定义。方李莉等认为：“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艺术学的，但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却是人类学的。其研究较多地吸取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式，这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研究方式。”[2]5易中天认为：“艺术人类学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来研究艺术的本质和规律，尤其是着重研究艺术的发生机制和原始形态的科学。”[3]13王建民认为：“艺术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人类社会的艺术现象、艺术活动、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学科，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4]154“艺术人类学研究应当从艺术入手，通过艺术形式分析、类型分析、结构分析、工艺过程和场景描述本身，进一步说明艺术背后的文化理念，说明这些艺术形式之为什么的问题，也有可能回答艺术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如形式、情感、激情、想象之类。”“而人类学的艺术研究大多以艺术为透镜，希望从中看到艺术之外的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内容。”[5]可见，大部分学者是将艺术人类学置于人类学的框架之内，旨在呈现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已体现出具有中国特殊研究语境的特点。王永健认为：“人类学与艺术学之间的关系并非谁归属于谁，也不是彼此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知识视野与学科方法论的相互融合，二者结合后对各自学科发展均有所受益。”[6]33“其基础理论的构成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主要由人类学的理论、艺术学的理论和中国的艺术田野研究实践中生发的理论三个部分组成。”[7]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也呈现出跨学科方法的多元融合的特点，有“田野调查”“个案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和“语境研究”。

惯常的服饰研究，多是从形态类别、工艺、历史及文化等角度分而论之。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切入服饰研究的学者及其专著成果并不多。由周建新和张海华共同完成的《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下称《客家服饰》)一书，是客家服饰研究的重要成果。

该书主要作者周建新，毕业于中国人类学研究重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专业，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周大鸣先生。他长期关注客家文化及中国服饰文化，多有理论建树、成果颇丰，出版有《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民间文化与乡土社会》《江西客家》等多部著作。

在对客家服饰的研究上，《客家服饰》体现出扎实的田野工作经验。众所周知，田野调查，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所遵从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作者为获取第一手资料，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利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并且借助录音、录像等手段来辅助资料的收集，为其研究提供了充分、可靠的证据。从田野工作区域上讲，周建新是江西人，作为客家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和新生代领军人物，选择的是赣闽粤文化区域的客家文化的代表艺术形式——客家服饰，因此，可以说他所做的是一种基于“家门口的田野”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这也正是当下国内外人类学者的兴趣所在。[8]5-10他从“家乡”文化的特定表现形态中，寻找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差异”，进而探究客家服饰文化在不同客家族群聚居区中的特点、寻求服饰背后的多重文化功能及其意义。这也使该研究体现出“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应该说，这是对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论中国实践的呼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前沿性。

此外，该研究又体现着对“语境研究”方法的运用。盖尔认为艺术人类学应该集中研究艺术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社会语境，他将艺术人类学界定为“与艺术相关的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视艺术为有着自主能动性的社会中介”[9]7。哈彻尔认为：“需要知道艺术的生产地、艺术的制作者、艺术的用途、艺术的功能，以及它对制作者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在艺术的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研究。”[10]1两位学者都对语境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说明。王永健对“语境研究”做了进一步补充：“语境研究是指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产生和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的方法……不仅关注艺术品或艺术事象本身，而且还要关注它产生和使用的社会环境、功能、流通、当地人对它的态度等多方面的因素。”[6]40

纵观《客家服饰》全书可以发现，该研究将客家服饰置于客家文化的历史进程、文化内核、生产生活、民俗行为、艺术活动等多个“语境”要素中，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阐释。“任何民族的服饰都是一个文化系统。”[11]16《客家服饰》突破惯常的视觉、类型等艺术层面上的研究，把客家文化分为“表层形态”“中层形态”和“深层形态”三个等次[11]16，分别从视觉识别、行为识别和理念识别上，由表及里、从表象到背后，深入梳理客家传统服饰的识别系统。同时，该书不限于人类学与艺术学的方法，而是广泛引入民俗学、美学、哲学、符号学、民族学、地理学、文献学、图像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在充分的共时性民族志阐释中，又凸显出历史的厚度。这足见该作者对多学科理论方法理解和运用的娴熟程度，也体现出“作者高超的人文学养和积极的现实关怀”[11]序言3。

这从其具体的章节设置也可窥见一斑。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该书的研究目的、意义，研究现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演变轨迹——客家服饰发展史”，主要论述自秦至当代客家服饰的变迁特点；第三章“造物动力”，主要从移民精神、文化融合、自然人文环境及客家传统制器思想等层面，探讨客家服饰形成的主要原因；第四章“视觉文明”，主要从服装品类、饰物品类、造型符号特点及源流等方面，讨论客家服饰的艺术风格；第五章“服饰之基”，主要是从原料、工艺、典型服饰的流程，分别探讨客家服饰蕴含的自然之美、手工之美和真诚之美；第六章“民俗文化”，主要从客家服饰与客家女性、客家人的日常习俗、生存习俗等层面，探讨客家服饰特色与民俗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七章“艺术吟唱”，主要从客家山歌的文本研究出发，从爱情信物、爱情生活及爱情观念三个层面，探讨客家服饰艺术与客家人的情感世界；“结论”部分，将研究对象总结为视觉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和理念识别系统，分别探讨客家服饰物质属性的“器物文化”、动态属性的“活动文化”及抽象属性的“精神文化”。各章节间逻辑严密、结构合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揭示出关于客家服饰文化的核心问题。

“以艺术人类学为视角，以田野调查和地方志资料以及客家服饰实物为主要依据，将客家服饰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深入研究。”[11]序言2通过服饰这一带有显性文化认同功能的符号入手，将话题延伸至客家族群的多样性文化特征及差异，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建构了一种对民族文化的由表及里、由视觉到精神的，多维立体的识别体系。

二、服饰的文化内涵及“认同”

人类学家周大鸣认为：“服饰乃个体与群体进行自我身份标识的最直接手段之一，客家服饰在视觉、行为及理念上的差异，蕴含其中的往往是族群性的范畴，即客家族群做持的独特属性。”[11]总序6然而，“自近代以来，客家服饰和其他传统服饰一样，不断受到现代服饰时尚化、潮流化和世界化的冲击，逐渐被边缘化，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11]1。同时，在当下“客家热”的背景下，作为客家文化表征之一的客家服饰，也在“热潮”中，“随着政治与经济的误读，客家传统服饰的特征与精神不是被贬低，就是被贬化、雷同化，甚至消失，因此保护这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加上客家传统服饰研究不足与客家现代服饰盲目创新的矛盾，很容易造成割裂真实历史和历史虚无的后果”[11]15。而这也正是作者进行该项目研究的初衷，也是他对“客家服饰”“客家传统服饰”和“客家现代服饰”三个近似概念进行深入辨析的原因所在。不仅为“客家服饰”正名，也为各种误读“清热”，由此可看出作者从文化自觉向学术自觉的转变。

《客家服饰》提出了从客家服饰特色的识别系统解读到的诸多信息：“(1)客家服饰特色的最主要动机源于‘生存’指引下对‘实用’的追求；(2)客家服饰特色的重要功能是实用、伦理、审美和情感的统一；(3)客家服饰特色的要旨是尊重先民文化，在独特的历史经历中一脉相承，充分展现独特文脉；(4)客家服饰特色的最典型风格是基于汉服的多种文化碰撞、对比的结果；(5)客家服饰特色的深化是伴随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得到群体性认同的结果；(6)客家服饰特色的关键点是由有着客家生活及心理体验，并富有生活激情的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创造的。”[11]246

客家服饰作为客家文化认同的表征，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实用性。基于“生存”的压力，凸显漂泊的客家人具有的勤劳的本性。其间似乎还含有一些朴素的信仰因素，比如特定的服饰纹样具有祈吉的观念，以及关于客家女性服饰特点的文化解读等。通过相关文献的阅读，我们知道在诸多客家文化的表述中，对女性的身份和形象的塑造，明显高于男性。这是因为，客家女性已经超越了生理性别而在社会性别上具有比男性更为突出的功劳。这也难怪郭沫若在1965年视察梅县时，用“梅江浩浩东南去，鼓荡熏风据上游。健妇把犁同铁汉，山歌入夜唱丰收”来描写水田中赶牛扶犁劳作的客家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服饰体现出的宽松、质朴的特点就与之相合了。“客家传统服饰的功能具有实用、伦理、审美及情感的不同层面。这些层面是在‘实用’的基础上，实现‘实用与伦理’‘实用与审美’‘实用与情感’‘伦理与审美’‘伦理与情感’‘情感与审美’的交叉统一。”[11]209此外，作者通过论述说明客家服饰与所处之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客家的造物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

第二，符号性。在漂泊的客家动态生存空间中，服饰的视觉识别性尤为重要，它是客家人形塑自我身份认同、强化“非客人”对其身份识别的重要符号。“赣闽粤边区客家传统服饰的造型符号就具有象征意味的指示，它向我们指示客家文化的源流、特质与精神等，成为解读客家人文化心理重要的物态密码，成为客家服饰文化特色重要的视觉识别载体。”[11]129如，其中有基于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以明白自己是“从何而来”的指示，因此，客家服饰中的大襟衫、棉袄、长袍、木屐等，均保持了中原汉服的特点。又如，“客家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强化，使其服饰的特点，有着对“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以及向外标识自己的“客”位身份的功能。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就要是在长期的颠沛的“动态生存空间”中形成的不稳定生活状态、落差心理，以及孤独地坚守在自己族群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强化，族群文化的不断强化与塑造。于是服饰的样式、装饰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的“求同”心理，反映着一种对族群凝聚力的诉求。

第三，审美性。基于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客地文化相融合后形成的审美特点，主要体现在服饰和饰物上。如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纹样——蝴蝶、鱼骨纹、蜜蜂及公鸡等，常常被用在传统服饰上。受到地域气候的影响，赣闽粤地区生产蓝靛，使得蓝色成为客家服饰的重要用色，然后客家的蓝色在指标上并“没有低吟、哀怨之感，反而蓝得透明、清澈”[11]137，给人以素雅、明快之感，这是客家人长期生活和审美活动的选择。此外，客家服饰的审美性，也较多地反映在客家人的情感世界中，如在客家民歌的唱词中出现的鞋、荷包、衣衫等被用作爱情信物，服饰还可以被用于表白、相思、别离等不同情景的爱情生活中，这些都清楚地反映了服饰在客家人审美表达中的重要位置。

第四，融合性。从客家服饰的历史发展来看，客家在自北向南的移民过程中，融合了中原、楚、吴越、巴蜀、苗瑶畲以及土著等文化，形成了客家服饰的诸多特点。如，客家妇女所戴的凉帽、新娘所披的绣花云肩、妇女扎围裙的织带等，都呈现出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印记。此外，作者还针对客家传统服饰特色的形成创造性地提出了“雪球模式”，认为客家服饰的形成，“以中原汉服制为核心基础，在汉人南迁的历史中不断地融合途经地服饰特色和客地原住民服饰文化，如同雪球越滚越大，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在为数不多的客家传统服饰活态遗存中还可以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清代服饰的倩影、明代服饰大成、宋代服饰质朴和唐代服饰风韵”[11]46。

该书丰富的图片与表格对读者从视觉上理解该书所述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第二章中“客家服饰形成与演变阶段的划分”中的表2-1从整体上，简单、明了地对该章所述内容“客家服饰发展史”，进行了呈现；第四章中“赣闽粤边区客家传统上衣与下衣的主要造型品类”中的表4-3，用了占据整整一页的表格，分门别类、细致入微地详细介绍了儿童、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的上衣和下衣的不同特征；第五章中“赣闽粤边区客家传统服饰夏布(苎麻)加工流程”中的图5-1，直观地列出了从苎麻到服饰的四个大步骤及其详细的分步骤。

客家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特定民族或族群的局外人并不知晓，而对于绝大部分的局内人而言，同样会因为“熟视”而无睹。而该研究从资料和知识层面，构建了客家文化认同的新的识别系统和新的认识维度，不管是对于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是一把了解客家文化的钥匙。同时，对于局内人而言，该书又多了一重意义：重构族群文化记忆、视觉记忆与历史想象。

三、服饰研究的多元价值

作为一本研究客家服饰的专著，该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知识生产和理论方法的贡献上，还对学术史研究、地方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民间美术和传统手工技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客家服饰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但多局限于某一项或者某些物品的纹饰、款式等研究，比如《客家服色中的蓝色情结》《凉帽与客家妇女服饰色彩的呼应》《客家传统服饰纹样的视觉特征及其文化心理解析》等，而该书是在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化的分析、解读，从艺术人类学及多学科交叉的角度进行的理论研究，因此，可以看作艺术人类学本土化的又一案例，也是“首次对赣闽粤边区这个客家大本营的客家服饰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可加深对汉族服饰和民间艺术的认识，有助于丰富和构建我国民族服饰文化和民间美术的学科体系”[11]2，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也值得其他领域的学者参考和借鉴。

对地方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是值得长期关注的课题。当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经历了抢救性保护到整体性保护，再到生产性保护的转变”[6]211。在生存性保护中，如何保证非遗的活态传承、如何发挥非遗项目的实用价值，进而产生经济价值，是诸多学者考虑的问题。“对于客家服饰的整体解说和重塑客家传统服饰识别系统的作为，不但有利于在理解客家传统服饰的基础上，将具有典型性的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传统服饰艺术与文化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进行保护传承以及推广客家现代的服饰设计和客家现代服饰文化的建构，而且有利于在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合理开发客家服饰潜在的商机，促进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双赢。”[11]序言3对非遗的保护，体现着文化的认同，作者从服饰的象征意义出发，认为客家服饰是客家人用以展演族群文化和身份的象征，必将在海内外客家人联谊恳亲、文化交流及商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该书对客家服饰全方位的解构与解读，包括饰物的品类、造型符号的特点、原料与工艺之美、服饰与民俗的关系，以及服饰艺术作为情感的表征等的“深描”，为客家服饰从文化“遗产”向文化“资源”的转化，应用于文化创意产业、艺术教学等领域，进而实现其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赢”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和空间。

客家服饰文化也属于民间美术和传统手工艺的范畴。从这个层面讲，《客家服饰》对“品类形制、装饰特点、工艺流程、民俗习惯、审美特征与精神内涵”[11]2的详细描述，保存了服饰的手工技艺特征及其蕴含的精神属性，也记录了详细的资料，并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对读者了解客家服饰的思想价值及作为遗产的历史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服饰》是艺术人类学研究本土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化”实践的重要案例。正如杭间所言：“传统手工艺的绝大部分，随着‘现代化’退出了生活舞台，但是其通过生活方式保留的文化形态依然具有长久的思想价值。这部分的思想既有作为‘遗产’的历史价值，也有作为活态思想传承的价值。物是人非，但造物中蕴含的生活智慧和诗意，还远远没有过时。”[12]序言4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客家人“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13]，唤起传承和保护客家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推动客家服饰文化的传播、传承与创新。我们更加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被纳入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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