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敏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主义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李爱敏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淡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和“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开辟国际交往新局面，以“和谐世界”理念与“新国际主义”思潮打通与主流国际社会的融合路径，再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动引领国际交往价值观导向的逐步推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思想实现了从阶级性质的国际主义向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的转换和蜕变。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主义思想体系已基本形成，其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于向世界人民昭示了中国人民对未来人类社会共同体走向的科学判断和坚定抉择，在“阶级联合”直接通向“自由人的联合”道路基本封闭的21世纪，开辟了通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迂回道路。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新国际主义；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和发展既符合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思想实质，又体现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具体来说，经历了改革开放前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淡化与中国国际交往新局面的开辟，21世纪初“和谐世界”理念的倡导与“新国际主义”思潮的兴起，至十八大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思想。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看作一个整体，笔者认为，前两个阶段可被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主义思想的酝酿阶段。因为无论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还是“和谐世界”思想、“新国际主义”思潮，都早已超出纯粹阶级联合和革命联合的国际主义狭隘界限，都强调基于国家行为体仍然现实存在前提下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主义思想提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既是对当前国际社会“唇齿相依”“命运与共”现状的把握，也是对未来人类社会共同体走向的新判断，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目标相吻合。在“阶级联合”直接通向“自由人的联合”道路基本封闭的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开辟了通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迂回道路。

一、改革开放前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淡化与国际交往新局面的开辟

(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淡化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和苏东剧变的影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在中国日益淡化，不仅有关国际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从我国的学术界和传媒逐步淡出，而且自中共十四大开始 “国际主义”概念在官方文件中也未再出现过。根据村田忠禧对《人民日报》里“国际主义”词汇使用变化的计量分析，在1990-2000年发表的所有社论中，“国际主义”被提到的次数仅为2次，在1979-1989年被提到19次，而在这之前的30年，中国一直追求共产主义目标，高度提倡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在《人民日报》中提到的次数不可胜数。村田忠禧在2013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毛泽东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所以毛泽东时代提倡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标语，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说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都是提倡的。不过，‘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只提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很少提及。‘文革’之后基本上不提国际主义，只提爱国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日报》已经不提国际主义了。”[1]

改革开放前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淡化，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其被动性在于中国与主流国际社会的交往陷入困境，迫使中国策略性地选择了在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刻意回避使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概念。其主动性在于中国基于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潮流的新判断，基于对自身社会主义建设中心任务和使命的新认识，客观地选择了淡化具有鲜明阶级特性和革命特性的“国际主义”概念。

从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淡化具有客观必然性。由于外部世界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输出革命”与“阶级斗争”特点的敏感，由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也由于中国彼时正困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联合的制裁之中，采取国际主义战线收缩与思想淡化策略，既有利于我国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客观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争取了生存空间。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仅仅出现在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各国共产党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下，采取了这一策略性的做法。如越南党和老挝党都改提“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朝鲜党在最高人民会议1992年4月修改宪法时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日、葡、法等国的共产党认为阶级的范畴过于狭隘，主张在国内加强与左翼力量的联合等。因此，在中共十四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也删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

(二)中国国际交往新局面的开辟

删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提法，不等于我们不再尽国际主义义务。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明确宣布，在国际事务中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进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两任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外交开辟出了崭新的局面。

1.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在危局、迷局、困局中开辟新局面

中国早在1982年就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在前苏联东欧剧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和“独立自主”原则问题上首先经受住了一场危局的考验。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新思维及其错误路线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成果的葬送，对我国政治经济稳定和国际交往带来的严重冲击，邓小平一方面明确指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2](P353)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只要中国社会主义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2](P346)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主张，既避免了重演20世纪60年代“大论战”的悲剧，又避免了重蹈苏共亡党亡国的覆辙；既维护了国家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尊严，又同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划清了思想界线。在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正是由于有了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战略抉择，社会主义中国才在“大挫折”面前开辟了“新局面”。

挽救了前苏联东欧剧变给中国带来的危局以后，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第一大无产阶级政党，又面临一个是否要“当头”，重新扛起社会主义大旗的问题，加上姓“资”姓“社”的争论，改革还是闭关自守的抉择，使社会主义中国再次陷入一个新迷局。邓小平明确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韬光养晦”“决不扛旗”“决不当头”的原则主张。他还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姓“资”姓“社”不争论、“三个有利于”“摸着石头过河”等一系列打破迷局的具体指针，为中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在力挽狂澜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大旗要不要扛”等一系列危局和迷局的同时，中国还从发展中国家整体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困局出发，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二战后，尽管国际殖民体系基本瓦解，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总体呈现“宗主-卫星”结构，垄断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化发展仍然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成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的梦魇。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在多种场合一再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定位了新时期中国的国际主义使命。

2.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破解“威胁论”“冲突论”，创新国际交往新理念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淡化意识形态纷争，“不当头”“不扛旗”，将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中国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又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国家新的疑虑，“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开始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定位中国的国际地位、身份和形象，开创性地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等理念。

首先，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针对美国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介入科索沃战争，针对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宗教等事务的肆意干涉，中国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向世界呼吁：“各国应是独立自主的，各国的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各地的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3](P108)

其次，中国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面对西方不断炒作升温的“文明冲突论”，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回应：“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4](P56)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

再次，中国提出要建立负责任的伙伴约束机制。伙伴约束机制是指通过对话和磋商处理相互间的摩擦和分歧，主张通过国家领导人、部长或政府部门高官经常性或定期性会晤与热线联系，以及通过加强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密切联系，作为一种保障机制，使双方关系始终控制在能预期、可解决的范围内。[5](P108-113)陆璐撰文指出：“伙伴关系模式解决了我国在不结盟模式下大国关系若即若离的状况，从而实现了与大国的既不结盟又不对抗，既竞争又合作、协商对话的良性互动关系。”[6](P86-87)

最后，中国提出要发挥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作用。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应该更积极地关心地区事务，更有效地担当地区责任，推动实现区域繁荣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负责任理念与行动得以展现的重要契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地区破坏严重性，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资金援助，而且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为维护本地区经济和货币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危机中的作为使中国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逐渐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和赞誉。“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扮演的角色是其开始发挥负责任作用的转折点、分水岭。”[6](P86-87)

总之，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观、“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世界文明多样性”主张、“负责任的地区大国”思想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的探索和创新之门，这些思想中内蕴而未言明的共同体导向成为阶级性质的国际主义向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转变的先声。

二、21世纪初“和谐世界”理念的倡导与“新国际主义”思潮的兴起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期中国国际主义的探索与创新还带有浓厚的防御性色彩和被动性特征，那么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主义思想发展开始呈现出更多的融合性色彩与主动性特征。发轫于这一时期的“和谐世界”理念与“新国际主义”思潮鲜明地诠释了这一点。

(一)21世纪初中国倡导“和谐世界”理念

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内涵被界定为：以开放包容的思维，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类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对话与合作谋求共存共赢。仔细推敲“和睦、和平、和谐”，“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和谐世界”理念，可以发现，中国的国际主义理念短短十数年已经破茧成蝶，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有限度反抗国际不平等秩序或体系，向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基础上以积极姿态倡导国际社会和谐共建的蜕变。唐国琪指出：“和谐世界国际主义新思想，对化解新世纪的国际矛盾，提高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经济影响和在国际社会中共建和谐具有重要意义。”[7](P8-10)

“和谐世界”理念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的理论发展，是发扬光大我国外交已有国际主义成就基础上的实践创新，也是系统化构建符合21世纪的中国国际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成果。作为中国国际政治上的新外交观，“和谐世界”理念强调各国应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8](P997)作为中国国际经济上的新发展观，“和谐世界”理念强调各国应该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作为中国国际交往上的新文明观，“和谐世界”理念强调“应该努力使世界上所有文明、所有民族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9-10]

“和谐世界”不仅诠释了中国在21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新内涵，而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主义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调，营造了舆论氛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说：“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11](P36)他还指出，“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8](P998)以上“和谐世界”理念对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愿望的把握，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实际上已经部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

(二)21世纪初中国民间兴起“新国际主义”研究热潮

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官方文件中自十四大以来一直没有再使用过“国际主义”这一概念，但国内的学者在21世纪肇始却正在形成“新国际主义”共识。他们认为，在中国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应该将中国原本具有国际主义价值和原则属性的概念重新归于国际主义的范畴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新国际主义观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宝库。同时，在他们赋予“新国际主义”的概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共同体”构建的主张。虽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对中共十八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思想产生了何种影响，但它至少证明在中国基本形成了以构建共同体为目标的国际主义思想舆论。

“新国际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新名词，20世纪60、70年代欧洲共产党曾提出过一种“新国际主义”主张，意图取代前苏联具有霸权特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发轫于21世纪初的中国“新国际主义”概念尽管也是相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言，但它与欧共党的“新国际主义”概念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中国学者是在肯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实践价值基础上提出“新国际主义”概念的。中国学者倡导的“新国际主义”，是指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应当奉行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理念，该理念的出发点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所蕴含的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思想的转型或创新。这一思想始于秦亚青和朱立群合作的文章《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在此文中，作者指出，国际主义是一种理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内涵：战争与革命时代，国际主义的内涵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用世界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由其时代特征和时代任务决定的。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随着时代特征的变化，国际主义的内涵也应该与时俱进，新国际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内涵是：“协调国际利益，化解安全困境，力争合作共赢”。[12](P21-26)用这种理念指导中国外交，就是要求中国“积极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构建地区共同体”。[12](P21-26)这一新提法和新思潮在学术界一石掀起千层浪，随后的五年左右时间诞生了大量与此相关的专著、硕博论文和学术文章，只是该思潮一直未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持与采纳，目前“新国际主义”研究的热潮业已退去。

客观地讲，在概念使用上对欧共党“新国际主义”的重复，以及在内涵界定上采取“新旧国际主义”对比的非科学方式，注定了中国“新国际主义”思潮不会走得太远。但“新国际主义”内涵中所包括的“积极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构建地区共同体”的核心主张，却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识。

三、中共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主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主义思想创新的历史背景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面貌，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都是革命性的。全球实体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数字化高速公路的建设导致各个层面的“互联互通”变成人类轻易可以企及的事，人类社会各个层面的跨国交往变得更加密集、更加便捷。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人类都日益变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因此，任何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伦理、生态交往和合作都需要首先确立一种国际主义理念。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普遍交往意义上的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本身也内涵这一层意义。在一个世纪的沉沦、半个世纪的追赶之后，中国在21世纪勇敢地接过了推动人类社会向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转变发展的大国责任、历史责任和全球责任的接力棒，这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也在世界各国政府之间达成了基本共识，中国的国际主义开启了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发展

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习近平在近五年的外事活动中积极倡导和频繁阐述中国关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思想和理念，国内学者的研究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中国与世界的积极互动、官方与民间的积极建构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短短五年从萌芽走向形成，并初步实现体系化发展。

从思想体系的内在构成来看，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理论本质、主体内容和价值导向都已基本明确。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来说，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首先提出、倡导并推动的一种国际主义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它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总体和平并存，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中，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其理论原则是新型义利观，其建构方式是结伴而不结盟，其实践归宿是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13](P96-102)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本质来说，它是一种国际主义思想，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义思想范畴，同时它又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国际主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从阶级联合过渡到自由人的联合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路相匹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由阶级性质的国际主义向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转换的过渡环节。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内容来说，它以打造利益共同体为基石和起点，以构建责任共同体为前提和保障，追求在价值和伦理层次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其价值导向来讲，它是实现各种社会制度和人类多样文明和谐共生的价值符号，是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与全面进步的价值符号，也是促进“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相辉映的价值符号。

从推动这一思想体系向实践的转化来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任领导集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框架也已基本形成。具体来说，习近平主张以国际主义精神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发展区域一体化和完善共同体机制“两个着眼点”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双边、多边和全球“三个层次”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平等、合作、安全、包容“四项原则”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五大领域”全面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14](P35-39)习近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外交顶层设计既是高瞻远瞩的，又是科学具体的，保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系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切实贯彻。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又借助十九大的强劲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向世界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5](P58-59)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大力倡导的有关人类社会并存共建和国际问题合作共治的国际主义新理念，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伟大行动已经在路上。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社会文明走向的积极判断

从主观角度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积极世界历史观的反映。人类历史演进至21世纪以来，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的和平与非传统安全危机并存，信息化推进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突飞猛进与现代性形而上学宰制造成的全面异化并存，深入发展的全球化和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并存，规定着未来人类文明两个可能的不同走向。站在历史的岔路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既不规避现实问题，也不盲目乐观，而是选择以积极的心态和作为来推动人类文明正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亮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旗帜，就是向世界人民昭示中国人民对未来人类社会共同体走向的坚定抉择和美好期盼。

从客观角度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本身适用于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交往。它不仅可以用来表述中国与周边各国、中俄、中美、中英等双边关系，而且在联结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欧盟，统筹 G20国家集团、金砖国家，整合上合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多边关系方面，以及倡导全球共同责任和联合行动等全球关系方面，甚至在表达各国人民的跨国民间交往和各种非政府组织活动方面，都具有普遍适用性。这说明，只要世界人民能够共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一定能克服和解决当今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就一定能造就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人类世界。

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当代发展的新标签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从历史来看，这一体系始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目前在中国呈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思想，未来将由一种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意识演绎。伴随一系列国际主义思想辩证否定、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人类将最终通达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也即是说，作为一种国际主义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阶段性质变，它基于革命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在阶级性质的国际主义和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之间，发生了从前者向后者的第一次明确转向。它体现了中国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也成为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先声。

具体来说，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思想并没有抛弃它的阶级性。它将无产阶级反对霸权、国际压迫、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自主、民族平等、经济解放，追求根本和平、整体进步、共同发展的要求，融会到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的时代洪流中，在新的时代主题和国际结构条件下，只是扩大了国际交往的主体，改变了国际交往的方式与手段，其内在的阶级特性和前进目标并未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历史延续和时代创新。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思想同时是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先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思想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整体利益的世界视野，协调国际社会内在冲突的思维理路和思考人类未来总体命运的目标取向方面，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思想具有理论契合和价值共通性。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应时口号或概念，而是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借鉴西方共同体建设经验，集合中国前三任领导集体关于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基本理念、实践经验和外交成就的基础上，由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任领导集体系统打造的中国特色国际主义的总标签。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016年5月3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也鲜明阐释了这一点，文章指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承和弘扬“和为贵”“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新中国优秀外交传统一脉相承，同时反映了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以及一些区域和国家建立不同形式共同体的有益经验，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16]可以预见，在21世纪，至少是21世纪的上半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新理念将会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最具共识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各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也将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最伟大的国际主义联合实践。

[1] 村田忠禧.追求真理和事实就是研究的目的[EB/OL].2013-11-25.http://jds.cass.cn/Item/24134.aspx.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李丹.新中国成立以来承担国际责任的历史考察[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3).

[6] 陆璐.中国外交战略“伙伴战略”的历史演变及现实探讨[J].传承，2007(8).

[7] 唐国琪.略论和谐世界理念的国际主义新思想[J].前沿，2007(12).

[8] 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9] 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2006年4月23日在利雅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04-24(01).

[10] 胡锦涛.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全面合作——2006年11月24日在伊斯兰堡会议中心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11-25(01).

[1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2] 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J].外交学院学报，2005(5).

[13] 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2).

[14] 李爱敏.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中国外交顶层设计[J].克拉玛依学刊，2016(6).

[1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6] 王毅.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6-05-31(07).

InnovationandDevelopmentofChina’sInternationalism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

LI Aimin

(College of Marxism,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ist ideology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to the concep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the concept of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d the concept of “world's cultural diversity.” The new path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tegrate with the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world”and the trend of “neo-internationalism”, and then moving forward the process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initiatively leading the value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CP’s internationalist thinking has transformed from a class-based internationalism to a community-based internationalism. At present,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internationalism for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has basically taken shape. It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ie in showing the Chinese people the scientific judgment and firm choice of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when “class united” cannot be possible transformed to “free people’s union”, it has opened up a roundabout path to the coalition of free people.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neo-internationalism; harmonious world;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ies

D820

A

1009-1734(2017)11-0029-07

2017-1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资助“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思想发展研究”(15JD710036)。

李爱敏，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