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剑，寿自强

(1.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发展研究院，浙江 湖州 313000；2.诸暨海亮外国语学校，浙江 诸暨 311814)

浙江下层绅士与太平天国运动研究*

张 剑1，寿自强2

(1.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发展研究院，浙江 湖州 313000；2.诸暨海亮外国语学校，浙江 诸暨 311814)

绅士阶层作为构成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其角色扮演对一个政权的得失荣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太平军进军浙江后，浙江的下层绅士所扮演的角色颇可一观。其与太平军和清政府皆有利益的联系，这种联系也造成了下层绅士、太平军、清政府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正是太平军和清政府双方的因素，造成下层绅士在选择太平军或清政府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图景。

下层绅士；浙江；太平天国；清政府

绅士跟随社会的变迁，经历了萌芽、兴起、发展乃至繁荣的历史脉络。明清时期，绅士阶层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其在历史进程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是知识的掌握者、传播者，甚至是垄断者。在政府眼中，绅士是政府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皇化”系统下的乡村分支，具有统治象征意义；在民众眼中，绅士的“非官”属性具有“乡里乡人”的亲切感和信任感，且绅士本身具有一定“乡村精神”，能够帮助“乡人”，这自然让绅士较易形成地方威望，进而成为乡村实际的领导者。正是绅士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特殊关系及其所扮演的复杂社会角色，让绅士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沟通下层民众和上层官府的纽带，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要节点和支撑点，因而开展绅士研究具有社会现实和历史学角度的双重意义。

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绅士研究的文章和专著颇丰，但研究范围多集中在湖南等地，且对绅士状况研究也较为笼统，很少对绅士阶层进行社会分层细化研究；即使有分层细化研究，也多集中于上层绅士的著名人物，而对在绅士阶层占有绝对数量的下层绅士少有涉及，而对浙江的下层绅士状况研究则更少。鉴于此，本文以太平天国时期浙江下层绅士作为研究对象，以太平天国时期为研究时段，对下层绅士的在太平天国期间的角色身份及其原因略加考论。

一、太平天国时期浙江下层绅士的角色身份

(一)浙江下层绅士在太平天国之前的角色身份

在传统意义上来看，绅士是指取得科举功名但因种种原因不在官位，且时常生活在乡里的人群。他们有可能通过捐钱、军功等途径获得功名，或者因退休、丁忧等原因长期在乡村居住。王先明界定绅士为：“在近代社会中，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社会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1](P6-10)笔者认同此观点，文中论及的绅士都是以此观点来概括。

浙江是清朝的经济文化大省，绅士云集。据张仲礼统计太平天国前各省绅士、绅士家族成员的人数及其在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其中“浙江‘正途’*“正途”绅士为经科举考试而成为绅士，“异途”绅士为捐纳功名而获得的绅士，且经科举考试而获得其身份的“正途”绅士要高于捐纳功名而获得其身份的“异途”绅士。绅士为53100人，‘异途’绅士为33869人，合计浙江绅士达86969人；其绅士家庭成员总数为434845人，约占浙江人口数的1.4%，约占全国总绅士数的7.9%。数量上仅次于直隶(123925人)，位列全国第二”。[2](P166)可见，当时浙江省绅士之多。且依据绅士官职、学衔、功名等可将整个绅士阶层划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集团，张仲礼曾对太平天国前全国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人数进行统计：“当时中国约有110万绅士，只有12万即11%左右属于上层绅士，而有98万多即89%左右属于下层绅士”。[2](P135)下层绅士数量可见一斑。在太平天国之前，清政府对绅士阶层的管理和控制是较为有效的，故浙江与全国的情况应该相差不大，可知在浙江下层绅士人数也应该占据着绅士数量的主体地位。

绅士是社会的特权阶层，下层绅士作为绅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享有特权，其特权并在法律上被予以承认和保护。如“生员关系取士大典，若有司视同齐民挞责，殊非恤士之意。今后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词讼小事，发学责惩”，[2](P35)其特权可见一斑。

下层绅士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承担着若干社会职责。在中国政治制度设计中，知县作为政治制度的末端，与一般民众是最为“亲密”，他们承担着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等诸多事务。但是这种“亲密”仍是有限的，仅仅依靠知县及其衙署无法真正控制整个县，他们必然会吸收当地的绅士，特别是下层绅士。究其原因，知县一职在上层绅士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但能较好地号召下层绅士，且下层绅士也更愿意为知县出力，进而期望得到官府的认可，两相契合下，知县尤为倚重下层绅士。故下层绅士充当着知县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并协助知县处理本县事务。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下层绅士还承担了排解纠纷和维护纲常伦纪的职责，并以此操纵着当地的社会生活。此外，部分富足的下层绅士还承担了兴修公共工程的职责。据《衢州府志》：“嘉庆时浙江衢州有一生员花银一万四千两，用于筑桥”。[2](P153)

(二)下层绅士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角色身份

面对席卷而至的太平天国运动风暴，浙江下层绅士并不同上层绅士般坚定不移地组织团练来对抗太平军。因下层绅士集团其功名、身份、地位皆相对较低，且其集团人数众多而成分复杂。再者，下层绅士的绝大多数都不能直接担任官吏，这也降低了下层绅士集团与清政府的直接利益关系，下层绅士集团对清政府忠诚度也大打折扣。由此，下层绅士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或办团练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或为清军和地方团练筹措军费，也有参加太平军对抗清政府，也有揭竿而起，联合太平军对抗清政府。

1.部分下层绅士整族、整村办团练，直接与太平军进行军事对抗

太平天国运动试图通过革命建立一种平等且没有地主阶级的社会秩序，而地主阶级本身多为下层绅士。所以，太平天国运动对下层绅士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如此致使下层绅士的根本利益面临严重威胁。

对下层绅士而言，太平军的侵入无疑是对其根本利益的剥夺。太平军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敌人。办团练以配合清政府对抗太平军也就成了下层绅士的主要选择。下层绅士因其经济实力有限，不能像上层绅士一样依靠雄厚的财力来募练大量的兵勇。所以，下层绅士往往以其在本族、本村的威望和影响，组织整族、整村办团练。由此推之，下层绅士的团练必然是小规模的，以本族、本村为单位的。如江山县汪氏团练，“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1861)率本庄团民汪育秋、汪志成、汪瑞图、汪尚宽……汪如旺、汪崇德抗击太平军”[3](卷九)。正是因为下层绅士的团练是小规模的，在防守本村或本族时或许是足够的，但是当要防守更大面积或面对更为“强大”的敌人时，这样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因而下层绅士之间还通过村与村的联合或合作等方式形成一个更大的团练。总之，下层绅士通过“滚雪球”方式将其办的团练做大做强。以便在“大团练”的构架上，开展部分地区或整个地区的防务。关于“大团练”的首领自然在下层绅士之间推举产生。由此类推，小团练与小团练组合，大团练与大团练联合共抗太平军。如此做法，对于本村或本族而言有两大好处。其一是组织村民或族民抗击太平军，这样自然就减少了青壮年加入太平军的可能；其二是小团练的经费相对较小，下层绅士能够负担经费。

下层绅士组织整族、整村办团，对抗太平军在浙江下层绅士中占据大部分。下层绅士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其在数量上颇为声势浩大。但作为最低级的防卫武装力量，多为乌合之众，未经严格军事训练，平时巡查缉奸尚可，一遇大军便土崩瓦解，所谓“可壮观瞻，不济实用” 。当然其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给太平军造成了威胁。如“诸暨包村包立身，稍有文化，假借得道成仙，组织团练，头蒙白布——‘白头军’，自封‘统领’，在包村筑土城，建坛社，对抗太平军。近村数十社蹶然应之，地主士绅尽室入包村。时竟组织起拥二万人的武装团练。太平军历时半年多，经大小几十仗，才终克之。太平军死亡几万人，包村及附近乡村死难男女多达八万余人。这是太平军与浙江地方武装的斗争中投入力度最大，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4](P632)

2.部分下层绅士慷慨解囊，为清军筹军费、献金银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清军和地方团练要与太平军战斗，且能战而胜之，除军事能力之外，最为紧要的就是钱粮。为能使清军及地方团练打败太平军，下层绅士纷纷倾囊相助，为筹措经费不辞劳苦，纷纷伸出援手。如成立筹饷局，为筹措经费绞尽脑汁，贡献心力。浙江清军及团练的经费也大多来源于此。尽管浙江捐输助战的经费来源，上层绅士起着主导作用，下层绅士因其经济实力有限而鲜有捐济巨资者，但下层绅士因其人数上的优势，其捐资数额还是相当大的。如海宁下层绅士冯氏捐钱，“买刀枪五十把，灯笼五十盏，常二百余人，人人刀枪，明烛辉煌”，[5](P150)并且还是依赖于冯氏的鼎力支持，给他们“出钱，又慰酒”，[5](P150)如此团练才能够得以维持。可见，浙江下层绅士在清军及团练，特别是经费和物质捐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部分下层绅士心怀多种目的，参与太平天国政权

任何想要较为长久统治中国的王朝，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对待绅士的问题上都较为谨慎，一般采用争取和打压两面手段，太平天国亦如此。他们对待部分绅士是采用“安抚”的方式，期待绅士特别是下层绅士能够加入天国，为天国效力。就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农民革命的性质来看，“由于其自身文化知识的匮乏，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普通百姓，对知识分子敬重有加”。[6](P87)如此还是吸引了部分下层绅士的加入。

战乱对下层绅士影响甚大，他们本就是少业或无业的读书人，战争使他们无有依靠，更是让他们的生命无所安稳。太平军提出的优待政策，使迫于生计的下层绅士欣然加入，这是下层绅士加入太平军的因素之一。

下层绅士加入太平军的第二个因素是迫于无奈的保命之举。在浙东地区，太平军的力量空前强大，而清军的力量薄弱到可以忽略不计。有些下层绅士无力兴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他们不得不用另类的方式来救乡、救族——投降甚至加入太平军——以此来保住性命。如浙东下层绅士被太平军“胁各处殷实绅士充当乡官，而诸君亦思以身保民，再图后效……以故贼踞城六个月，而四乡居民不遭兵火之劫，自冬祖春，耕凿如故也”。[7](P196)

下层绅士加入太平天国的第三个因素是出于“自身前途考虑”，如部分下层绅士屡次参加清政府的科考，但经年不中，而太平天国的科考成功率往往是清政府的几倍甚至是十几倍，从而能较为容易地获得“进士”出身，故下层绅士前往参加天国的科举，并由此进入太平军政权。然而这种“前途考虑”并非是下层绅士的长久之计，而是其“偏安之计”，带有强烈的野心情怀，如“何松泉诸暨廩生，随其父文庆降贼，以破天台、临海、功封义爵。”[8](P395)何氏是“诸暨廩生”，“廩生”便是具有功名身份的下层绅士，他曾参加过太平天国的科考，获进士出身，在太平天国如日中天之时加入太平军，当太平军日薄西山时便叛变再次投入清廷怀抱，野心家的投机情怀一览无余。

4.部分下层绅士揭竿而起，联合太平军对抗清政府

浙江在太平天国期间，发生过诸多农民起义，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乐清红巾军起义、平阳金钱会起义、诸暨莲蓬党起义等。在这几次著名起义中，都有下层绅士参加。太平军如火如荼之时，清廷为筹集更多军费，除加大征收赋税等正常方式以外，还利用“勒索”等“法外方式”来筹措，这使绅士阶层特别是下层绅士阶层的利益受到直接或间接威胁，部分下层绅士因无法承受清政府竭泽般的横征暴敛，无奈揭竿而起。然而客观上来说，太平军屡战屡胜的战绩成为下层绅士起义的催化剂。

仅从诸暨莲蓬党起义、乐清红巾军起义、平阳金钱会起义来看，其领导者皆有下层绅士的背景。诸暨莲蓬党起义首领何文庆，“其子何长龄，庠生也”[8](P327)；诸暨莲蓬党起义中，“瞿振汉素不知书，而粗通文义，纳粟为监生。其弟瞿振家既裕，读书入邑庠。汉自署为水陆兵马大元帅，以倪廷模(监生)为副，刘公锐(生员)为伪军师，傅礼淮(廩生)为伪参军兼司即信，以振山(生员)为伪安抚将军”[9](P8)；平阳金钱会起义中，“金钱会匪中有蔡华者，本科选拔贡生也，金钱会成立的次年就有潘英、林景澜、郑日芳等生员加入，其后陆续有士绅入会”[10](P5-6)。这些起义军或强强联合，或加入太平军来共同对抗清军。

二、下层绅士扮演角色的原因分析

下层绅士持有或支持太平天国，或拥护清政府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从太平天国和清政府两方面细加分析，可窥有诸多因素影响着下层士绅阶层的态度、行为和选择。当然，下层绅士在选择清政府或太平天国时，其自身的利益和意识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一)下层绅士拥护清政府的原因分析

下层绅士拥护清政府主要表现为组织整族、整村办团练，直接与太平军进行军事对抗和捐资济饷、为清军和地方团练筹措军费两种方式。而拥护清政府在下层绅士中占了绝大多数，这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也是绅士阶层依据自身情况与经济、社会利益所作出的共同选择。

第一，“绅士为四民之首，为乡民所仰望”。[11](P3)作为封建社会中有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的阶层，其本身也可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太平天国运动主张对社会的均等、公平改造实践，其实质是对绅士阶层所享有的社会特权等进行再次分配，甚至是重新厘定，这是绅士阶层所无法接受的，而下层绅士更是如此；同时，太平军的战争行为必然是破坏绅士所在的乡村社会，这是为求稳求安的绅士阶层所不认可的；更有甚者，太平军为筹取经费曾大量“劫掠”绅士的财产，其中杀戮必然不可避免，如此也激起了绅士阶层的不满与反抗；绅士阶层反抗太平军主要出于自保心理，但是对于“异己”力量的仇视和不信任也是绅士阶层反抗的重要因素，对于太平军这种新出现的社会力量的敌视，对于害怕旧秩序被破坏的恐惧，对于自身利益被侵害的仇恨，促使绅士阶层反对太平军。

第二，在思想文化领域，当时风气是“颂习儒家经典，素严华夷之辨”[12](P92)，浙江是儒学大省，必然有着浓厚悠久的儒家名教传统。而太平天国信奉的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上帝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上帝教其狭隘的宗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并带有强烈的排儒反孔意识。这必然使太平天国与绅士阶层走向对立。太平军镇守嘉兴的著名将领荣王廖发寿曾下令：“拆妖庙，毁妖像，……有私留妖庙者，按律严办”[13](P244)。太平军在杭州时，“见神像呼为死妖，神祠非撤即焚烧”。柯超《辛壬锁记》载，太平军在宁波慈溪一带“不准缨帽拜祖”[14](P101)。太平天国狭隘的宗教教义和强烈的排儒反孔意识，自然引起地方绅士的痛恨，加之清政府“保卫纲常名教”的号召，使得大量的绅士，特别是下层绅士倒向清政府。

第三，在科举制度方面，与清朝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考试相比, 太平天国对其科举内容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直接造成了绅士阶层投入清政府怀抱。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的教义为科考的核心内容，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学弃如敝履，这是不利于当时正在皓首穷经的绅士阶层，特别是下层绅士阶层的。他们认为太平军的“题目皆出伪书，不本四书五经及子史文集”[15](P112)，而这些伪书多为“《新约》《旧约》《天王诏书》《天条书》《天命诏旨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等‘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16](P78)。如太平天国在杭州开科考试，“头场考题为《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岁》，二场考题为《为将必有为将之学问》。桐乡的试题有：《真天真主》《四海一家皆兄弟》；绍兴的试题有：《进贡上帝尽孝道》《运筹设策马衔枚》”[14](P102)等。然自隋文帝开科取士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绅士阶层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太平天国用上帝来替代孔子，用圣经来取缔四书五经，这必然会引起绅士阶层，特别是下层绅士的集体愤怒。故太平天国科举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遭到批判和抨击，熟读四书五经和子史文集的绅士阶层多对其不屑一顾，下层绅士更是如此。

第四，在清政府方面，为了翦灭太平天国的军事势力，清政府对绅士阶层竭力笼络。首先，清政府大力弘扬和褒奖与太平军对抗中效命的绅士。只要绅士阶层能参与太平军的作战，无论能否取胜，无论是谁，都能获得奖励，且奖励不仅有钱财，还有下层绅士阶层梦寐以求的功名，这极大地刺激了绅士阶层尤其是下层绅士效力的决心与动力。其次，清廷不仅笼络生人，更加追思死者，先后修筑了崇义祠、昭忠祠两个大型祠堂，以供养对太平军作战的绅士，同时还编修了《浙江忠义录》《两浙忠义录》。此外，清政府先后多达58次对浙江死难绅士等请旌恤。最多一次为浙江巡府蒋益洋为马杜林等15411名死难者请旌恤，可见人数之多，实为空前。

第五，为了鼓励绅士阶层兴办团练和捐输军费对抗太平军，在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推行下，也为了与太平天国争夺绅士阶层，清政府在科举制度上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对那些捐输较多和抗拒太平军效力的州县增广文武学额；将州县在太平天国时期停办的历届考试，统统予以补齐。据张仲礼统计：“太平天国以前浙江生员学额为3330人，总生员数为53100人，浙江生员数在太平天国前在全国居第四位，位于直隶、陕甘、山东之后；太平天国后浙江生员学额为增至4125人，总生员数达65974人，在全国居第二位，仅次于直隶”[2](P150-152)。可见，在太平天国时期，浙江绅士增长相当之快速。对于下层绅士而言，这种文武学额的增加和停办考试的补齐不得不说是绅士阶层，特别是下层绅士阶层无法抵挡的“糖衣炮弹”，从而使其支持清政府。

另外，清廷对“从逆者”采用残酷镇压方式进行复仇。下层绅士有部分归附于太平军，故清政府对归附太平军下层绅士进行残酷报复。如莲蓬党起义首领何长龄(庠生)，“随其父起义，后又投降变节，他的冤家对头许瑶光办理诸暨善后事宜，‘闻听何长龄之名，立率兵捕之，斩以雪恨’”[8](P244)。而对于那些参加过太平天国“天试”或帮助过太平军的绅士要么被倾家荡财地“罚款”，要么被杀头腰斩，情状苦不堪言。总之，清政府严厉打击“从逆者”的手段,使得即使对太平天国心存向往的下层绅士也只能游离观望而不敢以身试刃。

(二)下层绅士支持太平天国的原因分析

下层绅士支持太平天国的表现主要为参加太平天国政权，出任公文人员和揭竿起义，联合太平军对抗清政府。“公文人员虽地位卑微，但在传统行政系统中的作用仍不可忽略”[17](P17)，揭竿起义更是对太平天国的直接支持，因而就太平天国政权而言，在政治上、文化上还具有积极作用。

第一，对太平天国方而言，其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暴露无疑，特别是其对文化知识极度匮乏。为了统治的需要，吸收绅士阶层进入太平天国政权已迫在眉睫。而上层绅士与清政权联系最为密切，故相对而言，联系较不密切的下层绅士就成了太平天国统治阶级的首选。同时，太平天国对投诚的下层绅士在社会地位和物质经济都给予较高规格的礼遇，在社会地位上，太平天国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普通百姓，对知识分子敬重有加，有甚者“派七、八人服侍”，“出亦乘轿”，前呼后拥。故有“贼中对于文人，大有礼贤下士之风”[6](P87-88)的赞誉。在物质生活上，太平天国对其或分给银钱，或予以食物，如此使投诚的下层绅士获得极大满足。

第二，在科举制度上，尽管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革，但其科举制度的推行，也吸引了部分下层绅士的参加。特别是太平天国对考生资助政策，对考生的起居、饮食、旅费都予以照顾和关心。在《钦定士阶条例》中明文规定：“每日于辰刻给士子饭菜一次并碗箸等件，午科散给糕饼一次，酉科散给烛台油烛等”[18](P339)。例如在浙江吴兴,“就试者给旅费银币四，备舟膳。”在桐乡，除赠以路费外，还在“考后每名给洋六元”[19](P810)。下层绅士中，因奖励甚厚，故寒士多赴之。此外，太平天国放宽了录取的标准,录取的名额大幅增加，“稍知文理,皆抡首选。”[20](P28)如此使下层绅士能够有机会进入科考，获得功名，进而取得利禄。除了举办科举考试外，“太平天国还在浙江各地张贴‘招贤榜’，设立‘招贤馆’来更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人才”。[14](P103)

第三，部分下层绅士揭竿而起，联合太平军对抗清政府与清朝地方官苛征赋税直接相关。清时，浙江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江苏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等七府“约其土地虽无一省之多，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21](卷13)。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为了组织军队、兴办团练镇压太平军，清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对广大农民苛征赋税，以此筹集巨额的军事费用。除此之外，清政府还通过“捐输”等方式，增加了对庶民地主、下层绅士的勒索。再加上各级官僚借以渔利，因而浙江搜刮之重、搿剥之苛、厘金之苦亦为他省所不及，故包括下层绅士在内的各阶层皆怨声载道。由此而知，下层绅士的揭竿而起是为了维护本地人民的利益，为了本地人民生存而战，解民于倒悬，救民于火坑。当然其功名熏心，也是这些下层绅士“造反”另一个动机。当下层绅士跨出“造反”这一步后，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与清政府的对立面。为了使自己不被清政府所消灭，也为了进一步壮大力量，他们只得走上联合太平军对抗清政府的道路。

综上所述，在太平天国运动进军浙江后，分布于广大乡村的下层绅士，由于其目标诉求和所处背景的差异，而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出现了不同的流向。表现出或拥护清政府，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或揭竿而起反抗清政府，参加太平军的多重色彩。但毋庸置疑的是，下层绅士毕竟是封建统治赖以维系的重要社会基础，故从其自身社会权益、社会角色出发，帮助清政府镇压、剿灭浙江的太平天国政权，是这个阶层的本质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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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铁晓娜]

A Study of the Lower Class Gentry and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in Zhejiang

ZHANG Jian1，SHOU Ziqiang2

(1.Huzhou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Huzhou University, Hangzhou 313000,China；2.Hailia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Zhuji 311814,China)

The gentry class, a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feudal rule,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erits of a regime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After the Taiping coming into Zhejiang, Zhejiang’s lower gentleman’s role is quite a view. Since the Taiping and Qing government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them in interests, there forms also a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q the lower gentleman, Taiping, Qing government. It is the factors of both the Taiping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that traps the lower gentleman to into a dilemma when choosing the Taiping or Qing government.

lower gentry; Zhejiang;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e Qing government

2016-12-15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中国近代文档人员研究》(项目编号：2016SKYY11)。

张剑，硕士，从事晚清史研究。

K249

A

1009-1734(2017)03-006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