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奇

(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现代性语境下的传统文化记忆与认同
——郭文斌文学创作论

吴世奇

(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郭文斌在文学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借鉴，既是郭文斌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面对现代性所引起的社会以及人心的动荡不安，郭文斌强化文学的治疗功能，尝试以传统价值体系、道德伦理的重建来化解。郭文斌的文学创作既促进了传统文化记忆，又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了被现代性进程所扭曲、异化的人性。

郭文斌；现代性；传统文化；文化自觉；文学治疗

一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若以散文集《空信封》为其文学创作起点，郭文斌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了。郭文斌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痛苦与安详等许多关系做出了十分深刻的剖析，并逐渐提出了祝福性文学观、底线出版观、正能量阅读观、安详生活观等理念，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讨论。

无论是共时性地把其与生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并置起来考察，还是历时性地把其放置在百年中国新文学谱系中观照，郭文斌的文学创作都具有较为突出的艺术特色。与不少作家功力限于特定的一种文体相比，郭文斌的文学创作可谓样式丰富，诗歌、散文、小说皆颇有特色，从《潮湿年代》《永远的乡愁》《农历》等作品中即可体悟到作者文学创作空间的宽广与深远。或许正是缘于这种文学创作的多元化，郭文斌的文学创作文体间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更多的是文体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这使得其文学创作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质地。贯穿郭文斌文学创作始终的，抑或是其文学创作的艺术内核，或许大致上可以概括为“诗性”，它是“通过平静的叙事渐渐地呈现出来的，具有内敛而深沉的特点”[1]。这种诗性的获得，与郭文斌出生地宁夏西吉的自然地理、风俗人情、思想文化以及其家庭环境、教育经历、成长体验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最为重要的是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吸收与运用。这既是郭文斌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亦即在现代性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与认同感，在传统文化自身肌体上生发出适于当下社会人们“诗意栖居”的“家园”，最终实现人心得以慰藉、人性得以复归、人生得以升华的创作动机。

郭文斌的文学创作之路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充满激情与理想的80年代文坛已经成为历史，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也落下了帷幕，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而来的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大众文化的兴起、“市场意识形态”的笼罩、价值伦理的混乱等，文学创作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变得空前暧昧与复杂。尽管从宏观层面上而言，现代性正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但是，从微观层面上考察的话，由于自然环境、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社会风貌。郭文斌的故乡宁夏西吉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属于偏远闭塞、经济落后、思想古朴的地区，21世纪初期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大潮似乎尚未波及至此，而这也许是郭文斌在现代性语境下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自觉与认同意识的客观因素。

虽然郭文斌从事文学创作前期并没有明确的创作方向，《空信封》《小城故事》《爱情故事》等作品都是一种探索与尝试，在表现对象上既有对乡村的书写，又有对城市的叙述，并未形成后来着力弘扬乡村社会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伦理道德的风格。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郭文斌的文学创作与乡村生活经验密不可分，乡村“是他关照世界的一个基点”[2]。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郭文斌的文学创作同当下许多“乡土文学”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作家本身在物质空间上早已“离乡”，但在精神空间上却又时而“返乡”，尤其是当乡村空间逐渐被城市空间挤压、侵占的时候，置身城市的作家在“怀乡”情结作用下会对城市产生心理上的疏远。虽然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北地区的现代性发育程度较低、现代化进程较慢，但这并未影响郭文斌对现代性的深刻认识。郭文斌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现代性尚未完成，面对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伦理道德等诸多层面的动荡不安，郭文斌选择以“回归传统”的途径来疗救。郭文斌认为传统文化具有调节人们自身与外界关系的功能，只有“在传统所提供的世界观中，人们才会感到稳定和安全”[3]。

二

现代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中西学者对其内涵与外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即使有关中国现代性体验发生的问题，学界至今也尚未达成共识。在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中，往往又绕不开其与现代化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方社会进入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阶段，而我国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的语境下，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紧迫与必要。“现代性是历史进步的产物,人类为了追求现代性,于是有了现代化运动。”[4]从世界范围内来考察，现代化进程最早出现在西方，现代性体验最早发生在西方，西方学界也相对较早地对现代性进行研究。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研究涉及许多领域，涵盖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由于各个领域研究范式以及个体观察视角的不同，西方学者对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与阐释带有较大的局限性与含混性。例如，哈贝马斯倾向于把现代性看作一种社会知识和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5]，并且这种现代性至今尚未完成。福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和气质，主要指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6]。吉登斯侧重从时间与制度层面探讨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是一种“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7]4。虽然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的探讨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们的考察路径给了中国学者不少启发，使得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讨论能够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

与西方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带有浓厚的移植性色彩，这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出现主要受外部因素作用相一致。至于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时间，大致可以追溯至晚清时期，亦即鸦片战争之后“天朝上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凭靠坚船利炮打开，面对民族的积贫积弱以及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索解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伴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发生了。王宁、王一川、汪晖等许多国内学者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运用更适于中国人思维习惯及言说方式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出现代性的内涵，现代性“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和生活制度”[8]。从描述性定义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是一种社会属性，常常与“传统性”相对应，如果说传统性是“农业社会”的属性，那么现代性属于“工业社会”，它从传统性的母体中变异而来，主要分为精神维度和制度维度两个部分，具化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各个方面，则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理性化等，其突出特征是“现代”“自由”“理性”[9]。

若要更进一步地理解现代性，必须厘清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不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也包含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获得现代性的过程，它按照现代性的规约发展，现代性是一种静态的、现代化社会所具备的属性；现代性在时间上略微早于现代化而产生，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普遍、稳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机制时，现代化运动也随之发生了；现代性和现代化在内容与形式上具有许多重合部分，例如自由、民主、平等既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化的组成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诚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者工业文明的缩略语。”[10]概而言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前提与支撑，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因子不断聚积、沉淀，最终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

当郭文斌在大西北进行文学创作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获得前所未有的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中国社会日益出现西方社会现代化运动中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例如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导致价值理性的遮蔽、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物质崇拜、西方思想文化传播冲击民族文化发展等。由于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内在驱动力不足以及地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在中国并存的格局，主体上呈现为现代性范围的快速扩展。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下，各地区人员、商品、信息、文化交流愈发便捷与频繁，致使社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也在经历现代性的渗透，“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全球化的过程”[7]56，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现代性的全球化。

面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伴随全球化而强势东进的西方文化，郭文斌选择了回归传统，“把传统现代化，就像过去蒸米用柴禾，现在用电饭锅一样”，不是“创造一种大米”，而是“探索更好的蒸法”[11]。面对郭文斌的这一做法，首先要解决一个理论前提，即是传统与现代是否格格不入，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承续性，特别是具体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二者之间。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文化逐渐式微而现代文化强势兴起，中国的思想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中艰难前行。毋庸置疑，传统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文化创新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继承、修正、补充的基础上，“传统只能在当下人们的生存活动中去寻找”[12]。现代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尤其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传统与现代，更是不能完全割裂的，无论在表层上反传统的态度如何决绝，但在深层上二者是融会贯通的。纵观百年中国新文学，大致有三个时期对传统文化造成强烈冲击，即五四新文学发生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但是传统文化并未因此而灭亡。这不仅是因为生活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的个体，难以完全超脱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影响，更是缘于中国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即使是在强烈反传统时期，传统文化依然通过各种形式传承下来，张清华在研究“十七年文学”时就发现，中国传统叙事模式蕴藏在《铁木前传》《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作品中，他把这种创作上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借鉴传统文学的现象，在陈思和“民间隐形结构”的基础上称之为“传统隐形结构”[13]。在现代性语境中考察传统文化，固然会把其落后、消极、甚至封建的一面揭露出来，但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多面性，把传统文化中超越时空限制的部分重新照亮，这与现代性的“祛魅”追求并不冲突。

三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释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多流派的传统文化体系，并以官方与民间两个主要文化系统传承。在郭文斌的文学创作中，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征，《朱子家训》《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经典著作成为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支撑。回归传统文化，让郭文斌的文学创作充满诗性，这不仅因为其在文学创作中引用了传统经典，更重要的是其把传统文化经典内化于心，在语言运用以及意境营造上也就自然而然地诗意盎然。例如，在《农历》中随处可见诗化的句子，“六月觉得那不是一背篓干梢，而是树一冬天做的梦”[14]25“火是木头的解放”[14]34“那不是蜡烛，那是一串串在房檐上睡觉的光明”[14]440-441，这似乎不是小说，而更像是散文诗。其实，郭文斌的小说可以归入新文学传统中的诗化小说，诗化小说采用诗性的思维、淡化情节结构、注重意境的营造，“它呈现出了一些独特的形式特征，如分解叙事，经验的零碎化，借助于意象和象征以及小说中注重引入散文、诗歌及其它艺术形式等等。”[15]

郭文斌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建构主要通过书写乡村社会的风俗人情来展现，特别是在长篇小说《农历》中，作者主要以五月和六月两个儿童的视角，通过元宵、清明、中秋、上九等15个传统节日，向读者展示风俗、仪式的同时，也体现出其对乡土中国价值体系的认同。郭文斌无意于仅从表层上介绍一种风俗，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记忆，由此来增强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对待传统文化有两种比较极端的态度值得警惕，一种是文化复古主义，他们在伦理本位主义的基础上强调传统文化的超时空性，“新儒家”的兴起以及“国学热”现象与此不无关系。另一种是断然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持此观点的学者在看似“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下，认为传统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是农业文明，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托。这其实是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尽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具有能动性，并非完全与社会存在合拍，文化发展可能滞后或者超前于社会发展[16]。郭文斌在文学创作中对待传统文化采取了较为辩证的观点，一方面大力倡导“要让文化归位”，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醒“它应该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化”“优秀的西方文化的中国化”[17]7。

“我不反对外来文化，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华文明本有的一些文化精华被淹没，被轻视，主体营养在沉睡。正如我不反对西方节日，但我也不赞成忽视自己的节日。”[18]郭文斌对待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其这种辩证地看待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念，与现代文化人类学家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少数民族文化转型问题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9]概而言之，文化自觉具有三层意蕴：“首先，自觉延续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适性意义的部分；其次，注重理解和诠释他者文化的经验和长处，自觉吸收他者文化中的精华：第三，在分析、比较、鉴别、吸收和整合传统文化、他者文化的过程中，自觉实现文化创新。”[20]传统文化自觉要以坚守民族文化主体性为前提，通过文化比较、文化批判、文化反思、文化融合等途径，实现文化创新与转型，即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寻找安详》《回归喜悦》《<弟子规>到底说什么》等作品中，生动地体现了郭文斌的“文化自觉”，其把传统文化经典著作放置在当下语境中并借鉴西方相关理论去阐释，使得传统文化生发出适应于当下的文化因子，为“让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再度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状态”[18]8，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现实可行性。

郭文斌在文学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在一定意义上具备十分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尽管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反传统运动，但传统文化的基因仍然遗传下来。具体到文学创作领域，从新文学发生初期刘半农、沈尹默等人汲取民间歌谣、习语以革新诗歌的语言及形式，到抗战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再到“寻根文学”时期地域文化的发掘，直至当下的文学创作，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或隐或现地伴随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从宏观层面来看，郭文斌文学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文化认同一脉相承。自20世纪中叶开始，拉美地区逐渐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随着民族意识的兴起民族文学获得较大发展，特别是因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获得诺奖的影响，世界各民族国家加大了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随着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以及约瑟夫“软实力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加之西方文化的强势对外输出，坚守民族文化成为了许多民族国家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途径[21]。一般说来，民族是指有着共同语言文字、地域分布、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生产方式、心理认同的人的共同体，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力量不是强制力，而是在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以及认同感。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在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22]大力发展民族文学，既能够弘扬与传播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使民族文学成为超民族文学，也能加强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因如此，郭文斌文学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具有了双重价值，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是全球化浪潮下对民族文化的坚守。

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尚未完成，但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正日益显现，现代人面临着诸如欲望泛滥、精神紊乱、思想贫瘠、生态失衡等多种问题，这就需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从而寻找一个可供现代人“诗意栖居”的“家园”。郭文斌经过长期的探索，找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回归传统文化，建立以“农历精神”为突出特征的传统价值体系。具体到文学创作层面，郭文斌的探索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对传统文化富含诗性的表达，这与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以及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等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评论界对郭文斌的文学创作有着多元的解读，有的从儿童视角的选择以及儿童形象的塑造出发，有的聚焦于文本中的节日习俗，有的侧重于其价值建构的尝试，等等，但最为核心的或许是郭文斌在现代性语境下的传统文化自觉与认同。也许这可以称为郭文斌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其祝福性文学观、底线出版观、正能量阅读观、安详生活观，正是实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具体实践，最终归宿即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也正契合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叶舒宪从文化意义上认为，“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节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健全完满的人性，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3]另外，值得再次强调的是，“郭文斌虽然将价值的源头认定在传统，实际上他对中外生活、道德、伦理与审美等价值还是作了比较和研究的”，例如在《<弟子规>到底说什么》《回归喜悦》《寻找安详》中其对安详的叙述就“既有中国传统哲学，也有西方古希腊的生活哲学和现代简朴主义与生态思想”[24]，郭文斌对传统的弘扬并不等于拒斥现代，坚守民族文化也不意味着反对其他民族文化。

四

经过近20年的探索，郭文斌的文学创作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也逐渐进入了“安详”的状态，郭文斌面对现代性的强势话语而为传统文化发声，至少具有十分重要的探索价值。相较于西方社会而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显得尤其复杂，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可以直接借鉴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减少不必要的探索成本，但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其制度较难，这样“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25]，也会遭遇发达国家数百年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在后发国家短期内集中爆发的困境。另外，由于全球化的扩张，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会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使得中国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因此，包括郭文斌在内的不少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认知难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为社会发展问题寻找的解决方案的针对性以及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郭文斌与许多中西方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家一样，致力于寻找一个可供人们“诗意栖居”的家园，在其看来它是以“农历精神”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把人带向高级生命认同的力量，一种把人从物质倾向带向精神倾向，又从精神倾向带向自然倾向的力量。”[17]7

毋庸置疑，郭文斌的出发点是真诚的、纯粹的，但也不得不正视理想与现实可能存在的脱节之处。从郭文斌的个人成长经历来看，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际中国社会启蒙理性话语依然强势，现代性正以空前的速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蔓延到中国社会各个角落，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由此而来的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一系列的现代化，传统的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模式、组织方式、社会机制等逐渐被取代，传统的乡村文明空间也日益受到城市文明的挤压。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郭文斌对文学治疗功能的重视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与全球范围内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遗产运动相呼应，这对保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功不可没。另外，从文学治疗的功能上看，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都是后期逐渐形成的，中外文学发生之初最早形成的即是治疗功能，只不过那时的文学与巫术、祭祀、占卜等仪式混杂在一起。“当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把自己置于艺术世界，并与作者对话、共鸣，达到视界交融的境界”[26],从而能够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宣泄情绪、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等,让身心从世俗世界暂时超脱出来。但是，郭文斌在《回归喜悦》《寻找安详》《农历》等作品中突出文学的治疗功能时，相对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容易遮蔽社会的阴暗面以及人性的困境，这无疑应该值得作者深思。另外，文学的治疗功能在当下也不能盲目认同，在当下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健全的语境下，文学接过宗教以及哲学的接力棒，给人心灵以呵护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但也应该看到文学治疗功能的实现必须符合诸多约束性条件，这也需要作者有清醒的认识。

另外，从表层文本来看，郭文斌在文学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运用还有一定的改善空间。诗性是郭文斌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词，也是其文学作品的主要艺术特色，但与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同样擅长营造诗意艺术氛围的作家相比，郭文斌对传统文学经典的借鉴，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技法上，都令读者感到有些欠缺圆润、流畅。以废名为参照标准概而言之，与郭文斌文学创作中之间插入传统文学经典语句不同，废名真正地把诗词化入了小说的意境营造中，使诗词与小说自然融合，了无痕迹。相较之下，郭文斌在这方面的功力还有待增强，例如在《农历》中大篇幅引用《太上感应篇》《目连救母》《了凡四训》，尽管从“镶嵌文本”角度而言有一定合理性，但所引用的诸多“小文本”与整个“大文本”显得融合度不够高，给人有点骨肉分离之感。

总而言之，郭文斌“师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其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运用，以及在现代性语境下为人们寻找“家园”的探索与努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以及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寻根运动影响深远，以及关于“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整理、研究持续不断，郭文斌的文学创作对增强民族认同以及保护文化生态平衡，特别是对长期启蒙理性“祛魅”所造成的“文化失忆”“集体遗忘”现象的改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镜鉴作用[27]。尽管郭文斌的传统价值体系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为农业文明谱写的一支挽歌，其文学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叙述也有着可以改进之处，但这都不会遮蔽郭文斌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郭文斌的文学创作尚未终止，其仍然在探索之中，随着郭文斌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认识的加深，以及其文学创作的不断创新，必将会有超越自己的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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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燕萍)

The Memory and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On Guo Wenbin’s Literary Creation

Wu Shiqi

(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20,China)

Guo Wenbin’s identity and reference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literary creation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resource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the value pursuit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Faced with the social turbulence and unrest caused by modernity,Guo Wenbin strengthens the treatment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tr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alue system and moral ethics. Guo Wenbin’s literary creation not only promotes the consciousnes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enhances the sense of national cohesion and identity.In addition, it has treated the human nature which is twisted and alienated by the modernity process to some extent.

Guo Wenbin; modernity;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treatment

2017-03-02；

2017-03-23

吴世奇(1989-)，男，河南省商丘市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0.3969/j.issn.1672-7991.2017.02.003

I206.7

A

1672-7991(2017)02-0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