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哲,温庆忠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 昆明 650051)

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述评

陈 哲,温庆忠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 昆明 650051)

随着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类经济活动不断加剧，资源过度消耗、水土流失、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也被各国政府高度关注。文章讨论了目前生态安全的概念、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研究、生态安全研究历程和现状等，总结了现阶段生态安全研究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并对生态安全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研究历程；研究进展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人类工农业活动的加剧，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但资源约束趋紧，自然资源过度消耗，掠夺式开发与利用时有发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日益严峻，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大事。目前，生态安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概念的提出[1-3]、评价理论方法的探讨和应用[4-6]、局部区域的实验性研究[7-9]、生态安全的基础性研究等方面[10-12]。通过总结和分析当前生态安全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短板，以期为今后生态安全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生态安全概念

生态安全概念是在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安全受到普遍、较大规模威胁时提出的，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其内容极其丰富且涉及因素复杂。概念的确定一直是生态安全探讨的课题之一[13]。目前，从生态安全的基本内涵理解，大体可分为广义和狭义2种解释。广义的生态安全包括生物细胞、组织、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景观、生态区、陆海生态及人类生态。只要其中的某一生态层次出现损害、退化、胁迫，都可以说是其生态安全处于危险状态，即生态不安全。具体指为了维护人类安全、健康和发展，地球资源和环境的有效保护和利用而应该具有的发展状态或水平[14]。狭义的生态安全是专指人类生态系统的安全，以人类生存环境为对象，是维持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15]。

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安全的概念分别论述了各自的观点。程漱兰等认为国家生态安全是保持土地、天然林、地下矿产、动植物种质资源、大气等“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使之适应“人力资本”和“创造资本”持续增长的配比要求，提出了实现国家生态安全的条件和要求[16]。曲格平认为生态安全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并提出我国生态安全的战略重点及措施[8]。肖笃宁等认为生态安全应以人类生产生活健康为中心，不受生态系统退化和环境污染破坏等干扰的水平状态，强调人与自然发展的可持续性[15]。陈星等认为生态安全不但要维持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完整性和可持续性，而且要体现出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良好的生态服务功能[17]。崔胜辉等指出人和自然应当作一个整体考虑，通过对生态风险和生态脆弱性等2个方面进行生态安全的分析和评价，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改善外界条件，减低环境风险[18]。蔡俊煌认为生态安全是为了实现人类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安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是互为基础的有机整体[19]。马克明提出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概念(the regional pattern for ecological security)是以特定区域空间为研究对象，认为在排除干扰区域生态系统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健康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抵御生态风险是实现区域生态安全的关键[20]。Mark Halle认为生态安全是构成人类安全的一部分，且与其它各类安全同等重要[21]。Norton等人认为生态安全是指能维持人类的生存环境自身正常的生存及发展状态，不受外界条件、状态的变化而变化[22]。Rogers等指出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是指不受或少受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受到威胁和破坏的状态[23]。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对生态安全内涵和外延的看法还存在许多争议，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对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但总体上强调生态安全要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可持续发展。

2 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生态安全评价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的系统性工程，既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又要求专家咨询和相关部门的综合联动。目前，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主要有：利用专家判读和层次分析为代表的综合指数评价法、构建生态系统模型为代表的生态模型评价法、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的景观生态模型评价法和以3S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地面模型评价法等4类[1, 24]。

2.1 综合指数评价法

综合指数评价法是指应用统计学将一组相同或不同指数值，转化成一个综合指数的方法，是当前生态安全评价中采用较多的方法之一。该方法在PSR(Press-State-Response)理论框架下，根据研究区域所在地理区位，选取直接影响该区域生态问题发生和发展的评价因子，并通过专家咨询判读予以权重，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和模糊评判法取得的数值进行累乘，最后通过数学计算得出综合评价指数。该方法能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评价因子相对定量化，且能在不损失任何评价指标信息的基础下简化评价要素，反映区域生态系统本身的支撑能力，解决判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评估结果较为客观而被广泛应用[25-27]。其缺点在于对评价重复问题难以解决，确定权重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模型较为繁琐[28]。

2.2 生态模型评价法

状态空间法和生态经济法两大类为生态模型评价方法的主要代表。状态空间法是从欧氏几何学发展而来的，通过三维状态几何空间的构建表达一定时间内区域承载力的状况[29]。以生态足迹法为代表的宏观生态模型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应用。该方法从经济社会水平的消耗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2个方面考虑，成为衡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11, 30-34]。将生态足迹分析方法运用于生态安全评价最大的优点在于简洁直观、可比性强、易于理解，缺点在于目标单一、覆盖内容相对较少，过于强调人为因素而弱化自然等其他环境因素的贡献。

2.3 景观生态模型和数字地面模型评价法

景观生态模型和数字地面模型，主要采用景观分析法描述景观结构，以数字地面模型为参照，应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3S”技术，建立景观结构和功能的模型与相关评价指标。通过整合区域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和地理学中人地关系，对掌握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及演变具有重要意义[35-36]。其优点比较明显，可评估不同尺度研究区域生态安全现状及动态演变趋势，充分发挥景观结构组分易于保存信息的优势[37]；其缺点是评价指标体系过分强调空间位置和景观元素。

综上所述，生态安全评价是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结果的客观与公正、安全与风险对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可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各国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和技术手段，根据区域的特点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由于其研究时间较短，基础理论还不够成熟，指标体系也比较单一，大多评价方法仍处于定性描述阶段，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生态安全评价的一些关键问题没有深入剖析，尚未形成一套严谨的评价体系，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方法仍需进一步探索。

3 生态安全研究历程及进展

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探讨生态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路径。把握生态安全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深刻反思发展历程，从而吸取经验以更好地发展和维护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1 国外研究历程及进展

国外对生态安全的研究时间较长，是从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风险评价发展起来的。生态安全理论在20世纪中后期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40年代。Aldo Leopold在对土地功能综合评价时，引入了土地健康的概念，形成了生态安全概念的雏形[38]。1972年召开了斯德哥尔摩会议，指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把生态环境问题摆上各国政府的议事议程，寻求一条健康协调的发展道路。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只有一个地球》和《人类环境宣言》2份报告。第二个阶段始于80年代。由于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多起环境污染事件，如莱茵河污染事件、前苏联切尔诺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等，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严重关切。在此背景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安全的内涵进行了扩展，生态环境恶化正是其扩展内容之一。1989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对生态安全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诠释，从保障人类健康发展状态角度出发，通过建立全球更加优化的生态安全监测系统，实现人类社会健康繁荣[39]。第三阶段始于90年代初期。为了给生态安全概念和理论提供依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战略性纲领，使世界各国及研究学者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开展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和实践。1998年，Barry Buzan进一步扩展了安全范围，提出集经济、社会、军事、环境和政治等5方面的“复合安全理论”[8]。

21世纪以来，生态安全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如全球化与生态安全会议实施的“哈里森计划”就提出“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主题[40]；在2001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宣布启动实施了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针对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福利影响的科学评估计划—新千年全球生态系统的评估项目(MA)，项目对开展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共同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41]。此外，在微观方面对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生物工程对生态(环境)安全的影响等[42]。

综上所述，由于欧美等国学者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与研究的时间较长，且理论水平相对成熟，一直引导着全球生态安全研究的发展方向[43]。目前，国外生态安全研究集中表现在3个领域：1)环境污染和有害物质引起的生态风险评价；2)国家政策层面的生态安全政策和决策制定；3)微观的生态系统质量和健康评价。此外，国外学术界对具体区域生态安全评价学术界层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对基因工程微生物(Genetically Engineered Microorganisms, GEMs)的生态安全认识尚不全面和深入[44]。

3.2 国内研究历程及进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态环境问题尚不明显，以构建生态安全保护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现代保护事业没有形成。我国政府真正意义上对生态安全的重视始于上世纪90年代[18]。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不断显现，20世纪末期长江流域特大洪灾以后，党和政府对生态安全越来越重视。特别是2000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全国生态保护纲要》中，第一次在我国明确提出“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出现了“生态安全”概念。直至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把我国对生态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明确提出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在此期间，生态安全研究在我国政府层面和科学研究层面都得到了积极发展，近年来已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在生态安全概念探索、指标评价体系、区域生态评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和实践工作。

首先，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生态安全重大项目不断涌现，为进一步应用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元院士主持“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变化、可持续利用与区域生态安全的研究”(973计划项目)，围绕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大尺度的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生物入侵、物种分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和保育等方面，经过5年的深入研究，为退化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的恢复等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45]。云南大学何大明教授在国家“973计划”的资助下主持完成的“纵向岭谷区生态系统变化及西南跨境生态安全”多学科交叉研究，紧紧围绕“揭示纵向岭谷特殊环境过程及其‘通道—阻隔’作用规律—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多样性·整体功能·持续利用和健康管理—保障区域及跨境生态安全”主线，开展定位观测、实验测试、模型模拟等方面的研究，在“通道—阻隔”作用规律及生态效应揭示、国际河流生态变化及跨境影响评价、重大工程对生态系统扰动的多尺度量化、纵向岭谷区生态系统多样性变化和跨境生态安全的理论框架及陆疆跨境生态安全综合调控模式构建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为我国西部对外开放、重大国际区域跨境合作和环境外交等提供决策支持[36]。

其次，我国很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安全的概念、理论方法、区域生态安全实验性研究等内容方面进行了阐述，出现了一大批论述性文章。著名环境科学家曲格平认为，生态安全是为了避免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相互妨碍的发生，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生态安全具有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生态恢复的长期性以及生态安全的全球性等4个特征[46]。左伟等在研究国内外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扩展了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模型，构建了“驱动力—PSR生态环境系统服务框架”[47]。汪慧玲等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相应(DPSIR)的理论基础上，选取36项有关生态安全指标，以10年时间为跨度，对我国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价[48]。

综上所述，生态安全已成为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和学者研究的热点课题，相关课题研究正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生态安全概念、方法和内容、研究进展等方面[26, 47-51]，经历了从定性描述到区域生态安全状态探讨、再到经济学理论和先进的技术手段(3S技术)的融入，使我国生态安全研究近年来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由于研究实践时间较短，缺乏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支撑和统一的学科研究体系，对生态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微观领域的探讨以及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还存在争论[18]。此外，生态安全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对反映区域经济水平以及法律法规制度的人文科学领域研究相对匮乏，说明我国生态安全研究过程中，对生态环境自然变化关注较多，而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的研究不足[43]。

4 研究展望

虽然近年来生态安全研究受到了各国政府部门和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由于生态安全研究涉及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领域极其丰富，构成生态安全的要素繁杂，目前依然还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空白亟待进一步研究探索。包括概念的统一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动态监测预警机制的研究以及配套机制的进一步推广应用等。

4.1 统一生态安全概念

由于生态安全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其内涵和外延十分复杂，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其概念进行了数十年的讨论和探索，目前尚无统一公认的定义和范围界定。因此，进一步加强对生态安全定义、本质、特征、原则和作用原理等方面的研讨、建立或完善，仍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生态安全研究的主要任务。

4.2 完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虽然很多学者在生态安全评价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探讨，构建了许多评价体系，但因评价对象区域不同，导致生态安全的影响因素和表现形式不同而不能推广应用。此外，评价指标的选取、权重值的确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因此，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仍是今后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方向。

4.3 强化动态评价、预测和预警研究

维持区域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是通过建立动态的生态安全评价预警体系。目前生态安全评价一般采用静态的描述和分析，有关生态安全变化趋势的动态研究还不多。加强对生态安全动态发展规律的监测，充分利用GIS数据管理分析功能整合各种数据，建立科学的生态安全评价、预测和预警功能的生态安全模型，制定符合实际的生态安全恢复与管理措施等将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4.4 加强国家生态安全法治建设及配套制度的研究

法治建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生态安全的必要保障。目前，我国已将生态安全上升到法律层面，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尚未健全。因此，应尽快梳理和健全相关配套规章制度，确保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实施效果。如加强对生态补偿机制、调节体系和监督考核与问责机制等方面的研究等[52]。

4.5 加强边境地区生态安全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生态问题不因国界的划定而停止跨国蔓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大背景下，未来倡导的跨境生态安全主要表现为国际合作，而不是强调冲突，只有通过各国之间的广泛国际合作，共同探讨生态安全本身的自然规律，充分发挥各自综合优势，达到自然资源利用最大化，缓和生态环境冲突，才能实现各国共赢。因此，跨境生态安全合作将成为今后国际研究的热点之一。

[1] 刘红, 王慧, 刘康. 我国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研究述评[J]. 环境保护, 2005(8):34-37.

[2] 余谋昌. 论生态安全的概念及其主要特点[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2):29-35.

[3] 周国富. 生态安全与生态安全研究[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3):105-108.

[4] 李辉, 魏德洲, 姜若婷. 生态安全评价系统及工作程序[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4(4):47-50.

[5] 王如松, 欧阳志云. 对我国生态安全的若干科学思考[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07(3):223-229.

[6] 张向晖, 高吉喜, 董伟, 等. 云南纵向岭谷区生态安全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08(1):1-6.

[7] 钟祥浩, 刘淑珍, 王小丹, 等. 西藏高原生态安全研究[J]. 山地学报, 2010(1):1-10.

[8] 熊鹰. 湖南省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 2008.

[9] PHUNGPRACHA E, KANSUNTISU KMONGKON K, PANYA O.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Thailand: Mechanisms and Contributions to Food Security[J]. Kasetsar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5.

[10] 徐德琳, 邹长新, 徐梦佳, 等.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J]. 生物多样性, 2015(6):740-746.

[11] 李剑泉, 巨茜, 陈绍志, 等. 林业生态足迹研究进展及展望[J]. 林业经济, 2016(6):70-77.

[12] 米锋, 谭曾豪迪, 顾艳红, 等. 我国森林生态安全评价及其差异化分析[J]. 林业科学, 2015(7):107-115.

[13] 贺培育, 杨畅.中国生态安全报告: 预警与风险化解[M].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9.

[14]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政策动态跟踪”课题组. 对生态安全的全面解读[J]. 经济研究参考, 2007(13):51-60.

[15] 肖笃宁, 陈文波, 郭福良. 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 应用生态学报, 2002(3):354-358.

[16] 程漱兰, 陈焱. 高度重视国家生态安全战略[J]. 生态经济, 1999(5):9-11.

[17] 陈星, 周成虎. 生态安全:国内外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05(6):8-20.

[18] 崔胜辉, 洪华生, 黄云凤, 等. 生态安全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 2005(4):861-868.

[19] 蔡俊煌. 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进程与展望——基于国家总体安全观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5(2):104-110.

[20] 马克明, 傅伯杰, 黎晓亚, 等.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概念与理论基础[J]. 生态学报, 2004(4):761-768.

[21] HALLE M. State-of-the-art review on environmen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C].Working Paper of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OECD DAC working party on Delelopment and Environment.2000：43.

[22] NORTON. A framework for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at the EPA[J].Environ Toxic Chem,1992(11):1663-1672.

[23] ROGERS KS.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R].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1997(3):29-36.

[24] 黄宝强, 刘青, 胡振鹏, 等. 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述评[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2(S2):150-156.

[25] 海全胜, 宁小莉, 霍擎, 等. 达茂旗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2):67-71.

[26] HAN B, LIU H, WANG R. Urban 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 for cit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based on fuzzy and entropy methods[J]. Ecological Modelling, 2015,318:217-225.

[27] 金相灿, 王圣瑞, 席海燕. 湖泊生态安全及其评估方法框架[J]. 环境科学研究, 2012(4):357-362.

[28] 庞雅颂, 王琳.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综述[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S1):340-344.

[29] 张向晖, 高吉喜, 董伟, 等. 生态安全研究评述[J]. 环境保护, 2005(13):48-50.

[30] 王耕, 王嘉丽, 王彦双.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模型的辽河流域生态安全演变趋势[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1):122-128.

[31] 黄海, 刘长城, 陈春. 基于生态足迹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J]. 水土保持研究, 2013(1):193-196.

[32] 付伟, 赵俊权, 杜国祯. 基于生态足迹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中国西北部地区生态安全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S1):107-110.

[33] 曹伟. 生态足迹分析方法与城市生态安全[J]. 规划师, 2003(1):20-24.

[34] LI J, REN Z, ZHOU Z.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change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a case study of Loess Plateau in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06,16(2).

[35] 裴欢, 魏勇, 王晓妍, 等. 耕地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及其应用[J]. 农业工程学报, 2014(9):212-219.

[36] 齐清文, 何大明, 邹秀萍, 等. 云南沿边境地带生态环境3S监测、评价与调控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05(2):1-12.

[37] XIE H, YAO G, WANG P. Identifying Regional Key Eco-Space to Maintain Ecological Security Using G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4,11(3).

[38] DAVID J. Ecosystems not optimized: A reply. Aquatic Ecosystem Health, 1993, 2(1)：57-58.

[39] IIASA. Ecology politics and society[J].Report Geography,1993,125(2):1-10.

[40] CONCA K.A decade since Rio: what legacy for the earth summit? 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 2002, 21(2): 41-45.

[41] 刘纪远，岳天祥. 中国西部生态系统综合评估[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

[42] WILSON M LS. Release of recombinant microorganisms[J]. Annual Review of Microbiology, 1993, 47(1):913-944

[43] 胡秀芳,赵军,查书平,等. 生态安全研究的主题漂移与趋势分析[J]. 生态学报, 2015(21):6934-6946.

[44] 黄正. 基因工程微生物的生态安全[J].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5(3):227-228.

[45] 赵丽惠.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变化、可持续利用与区域生态安全项目简介[J]. 植物学报, 2000(8):879-880.

[46] 曲格平. 关注生态安全之一：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的热门话题[J].环境保护，2002(5)：3-5.

[47] 左伟, 王桥, 王文杰, 等.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与标准研究[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2002(18):67-71.

[48] LIU D, CHANG Q. Ecological security research progress in China[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35(5):111-121.

[49] 汪慧玲, 朱震. 我国生态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6(6):1-5.

[50] YOU H. Assessing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China[J]. Journal of Computers, 2013,8(6).

[51] LI L, ZENG W. A Review of Land Ecological Security Evalu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 2010,2(1).

[52] 周芳, 陈卫华. 关于生态安全法治化的初步思考[J]. 法制与经济,2014(5):61-62.

A Review on Ecological Security

CHEN Zhe, WEN Qingzhong

(Yunnan Institute of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Kunming 650051, China)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huma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ecological security problems of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serious soil erosion and degenera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 have been concerned by governments and scholars. This paper discussed concept, evaluation methods, research history and status about ecological security, summarized the present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prospected its research development.

ecological security; evaluation methods; research history; research progress

10.3969/j.issn.1671-3168.2017.04.007

S718.557

A

1671-3168(2017)04-0031-06

2017-03-06.

国家林业局软科学课题“云南省边境生态安全建设研究”.

陈 哲(1980-),男，湖南邵阳人，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安全及生物多样性研究.

温庆忠(1966-).Email:wenqingzhong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