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志坚 国防科技工业局综合司原司长

浅谈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

+ 吴志坚 国防科技工业局综合司原司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形成全领域、多要素、高效率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技术在军民融合中是核心的要素。今天，围绕军民两用技术的双向转移问题讲点自己的看法。

1991年，世界上发生了震惊的大事，就是苏联解体。8月19日三天政变失败，苏共中央解散。3个月的时间里苏联分裂成十多个国家。12月25日晚上，戈尔巴乔夫把国家政权和核密码箱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标志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军费开支巨大，军事工业畸形发展，拖垮了整个国民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之间开展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备竞赛。1989年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美国是5.9%，苏联自己公开的数据是 8.9%，而美国中情局对苏联判断为15%-17%之间。根据这一判断，苏联当年的军费约为2000亿美元。当时苏联有大型军工厂130家，科研人员和工人总数达到了800万，所研制的武器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军工产值占GDP的12%，整个工业产值的48%。这么一个畸形发展使得苏联的经济难以承受。但是美国军费开支也很大，每年达到3000亿美元，不但没有拖垮经济，反而带动了经济繁荣，原因就在于坚持军民技术两用原则。

美国在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国防技术向商用领域扩散阶段。带动了计算机软件、电子、喷气式发动机、核等产业的发展。第二是共研阶段。就是在开发一项新技术时，同时考虑军和民两个方面的用途，同步投资、同步开发、同步收益。第三是商用技术嵌入防务平台阶段。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军费的开支急剧下降，由原来平均占GDP的4.7%下降到2.5%，各国要继续维持原来高额的国防采购难以为继。所以，美国国防部要求尽可能采用私人企业的成熟技术，从市场上购买低成本的民用产品，直接嵌入到武器平台中来。最近，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商务部从各自角度推出的技术清单中，重合度达到了8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极大地推动了技术要素的军民融合。目前，全国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单位中，民营占到40%多，但还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先说“军转民”。目前军工单位的总收入中，军民品的比例是2：8，但是民品收入中跟军工技术相关的产品不到一半。军工企业握有很多科技成果，但在向民品转移过程中有一些障碍，具体表现为“四不”：一个“不能转”，主要是权属不明确。《国防法》规定国家投资所形成的国防科技成果为国家所有，但是它的处置权、收益权没有明确规定。二是“不愿转”，主要是利益分配问题。军用技术转民品中，对创新团队、对主要贡献者的收益不明确，加上掌握这些成果的单位，往往军品任务饱满，所以转化的积极性不高。三是“不敢转”，主要是涉密问题。相关的降密解密制度还不够健全。四是“不会转”，主要是能力不强。军工企业用做军品的方式来做商品，对市场不了解，对商业模式不了解，因此很多军转民做不强、做不大、做不好，也做不强。

再说“民参军”。虽然在参与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单位中，民营企业占比不小，但是大部分参与军品配套的层级较低，大都是分系统以下的部组件供应商；规模比较小，骨干企业、年收入过亿的不多；承担科研任务的也不多。反映最多的也是大家常说的门槛问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待遇实际不平等的问题。

这些年来从中央、军队、国家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特别是国防科工局在推动军民融合方面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比如说大力推进小核心、大协作、开放式的科研生产格局的形成；科研生产行政许可的专业范围压缩了62%；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的方式明确科研团队和主创人员的利益，推动军用技术转民用；采取资本入股、补助、贴息等方式，打通向民营企业投资渠道；推动军民重大基础设施设备的双向共享，等等。

现在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各级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是军民融合产业园的定位。各地在推动军民融合中，普遍的举措就是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园，国家有关部委批的有几十个，地方批的就更多。规模也不小，少的几千亩，大的几十、上百平方公里。设立经济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江苏的苏州，位于前三甲。最近有一个统计，全国各种开发区已经有4000个。但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继续发展，主要有三项瓶颈，一个是同质化竞争十分严重，一个是入园的好项目好企业十分稀缺，再一个是政府的政策空间已经到了极限。这种拼资源、拼优惠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在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园中要充分借鉴这些经验教训。一定要差异化竞争，差异化是核心竞争力，就是不可取代性。产业园的定位，要着眼于国家的总体战略，着眼于区位优势，着眼于产业基础和科技优势，着眼于军工核心能力的布局。一定要培植核心企业、核心产业，要围绕着这些核心企业、核心产业，纵向打造产业链，横向整合供应链，力争形成产业集群。一定要在市场环境和服务软件上下功夫，事实证明，软条件比硬条件更重要。

第二是服务平台的专业化水平。随着军民融合的深入发展，一些中心、协会、研究院等中介服务性机构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它们很多工作大多都停留在举办展览、高峰论坛、项目推广这样的层面上。美国在它整个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体系中，中介和服务性机构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兰德公司就是当初摩根财团支持的一个咨询机构。美国的国防工业协会，有57个分部，2万多人。美国国防部所属的咨询委员会咨询机构也有50多个。而我们国家的中介和服务机构的问题，主要是层次不高、水平较低、专业性较差、人员素质也并不是很好。个别的是退休领导俱乐部、企业家联谊会。军民融合的中介服务机构的专业性很强，涉及到理论政策、法律法规、科学技术、市场金融、公共和企业管理，对人员素质的要求很高。这些机构一定要进行专业化建设，要具备完整的功能，比如说政策咨询的功能、信息平台的功能、技术对接的功能、资本融合的功能、产业扶植的功能、市场开拓的功能。另外，从事相关业务要有门槛，要有行业标准。

第三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外在保障中小企业，保障军转民、民参军方面有很多的法律。比如，美国规定，中小企承担军品任务，必须占到国防部合同总额的25%到30%。法国在国家与国防安全白皮书中，专门有保护中小企业从事军品任务利益的内容。英国规定， 100万英镑以上的军品采购中，必须明确分包给中小企业的方案。德国规定，企业在竞争军品任务的投标书中，要有分包给中小企业的内容。推动军民融合不能停留在号召的层面上、政策措施的层面上，要把党的意图决策，变成法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