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杰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世界的哲学化”很好地揭示出哲学的目的，即试图从整体上来解释世界，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一种同一或是终极的原因。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单纯追求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被现世的科学发展颠覆。人们似乎越来越在意“哲学的世界化”，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来建构理论，人们的日常行为与常识思维本身似乎包涵着合理性，人们的日常交往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进行着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可以建构能够相互理解的条件。任何沟通活动都是在生活世界中进行，行为人“把各种需要整合的语境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明确的生活世界协调起来”(哈贝马斯 2004：69)，生活世界是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3者井然有序分化的背景，也为这3个世界重新统合起来提供新的可能。而同时，哲学思维范式的演变确实极大地影响着翻译研究，“哲学思想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吕俊 2003：67)。显然，哈贝马斯回归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理论能给翻译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基础。

1 交往行为理论的背景：语言是社会批判理论中应关注的焦点

交往行为理论是哈贝马斯在批判继承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一种新的批判理论。以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为首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继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他们认为，人的奴役状态不仅源于经济体制问题，更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异化，进而应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西方工具理性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违背人本性的物化现象进行彻底批判，并提出应该通过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来克服异化。尽管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早期批判理论家们看到工具理性带来人的单向性、人性的碎片化等社会问题，但却无法真正地走出这个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开始对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首的早期批判理论进行反思、批判，以寻找走出困境的方法。

20世纪中后期，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使哈贝马斯看到走出这种困境的希望。通过汲取奥斯汀、塞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哈贝马斯认识到，如果脱离语言单纯地研究人的行为及其相关问题，必然会把人的行为还原为主体的纯粹主观意识，从而就会割裂人的行为同生活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只能在主客二元论的关系中理解人的行为，如此，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以及与行为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则无从解决。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所以陷入困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进而无法真正地克服被异化的工具理性，以及在这种工具理性的影响下产生的社会问题。故此，哈贝马斯在汲取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的交互性理论等学说基础上，提出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在早期批判中提倡的本真的人性、绝对主体性意识以及形而上学的理性并不真正存在，它们都是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交往活动是以相互之间的理解为目的，所以要理解人的交往行为，必须从人的语言入手。哈贝马斯认为，纯抽象的先验理性是将理性诉诸于先验，是对纯精神虚构的思辨抽象。这不应该也不能成为理性的最终要义，理性应该是“具体的，存在并体现于人的认识、言说和行为之中”(霍尔斯特 2000：150)。而以可计量性的物化为核心特征的工具理性虽然抛弃先验理性的纯粹思辨性，但是其对人的过分物化则割裂人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生活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样不仅无法解决认识论本身的问题，而且也不能解决充满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问题。实际上，先验理性与工具理性都只片面地体现出理性的某一方面含义，都忽视语言这一交往中介的存在。语言是人类行为必要的存在基础与交往基础。语言交往模式是一切行为主体交往、认识、及产生的文化再生产、社会进步的基础。因此，只有以生活世界为依托，以相互理解为目标的话语交往才应该是理性的核心要义，才能成为社会合理化的动力源泉。因此，理性最高、最普遍的统一性完全体现在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实在的话语行为中。理性的思考、考察必须超越于理性的这两种形式，重新回归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也即向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生活世界回归。在此，哈贝马斯表现出与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分歧，即哈贝马斯并没有把问题视角聚焦于语言逻辑本身，而是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来理解语言交往的实践性本质。事实上，哈贝马斯是把生活世界作为其交往行为理论的出发点，“我能首先引入生活世界的概念，作为沟通过程的相关项。交往行为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张庆熊 2008:4)。

2 作为言语交往背景的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思想主要是受到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启发和影响。胡塞尔在晚年提出“生活世界”概念。在胡塞尔那里，生活世界意味着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直观对象总体，它具有自明性、主体间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共存性特点，同时也是经验的可能性结构得以理解的基础。其中，主客之间、观念与实在之间、理论与经验之间并没有被明确地划分开，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前概念的被直观给予的鲜活世界，是科学世界得以展开的基础。用胡塞尔的话说，“任何科学都是从这一自然基地出发的，或不如说，都立足于这一基地”。哈贝马斯接受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思想，并明确地表明其对自己交往行为理论的影响：“我在这里不想使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介绍他的生活世界概念的语境，但我吸收胡塞尔研究的实质性内容。在我看来，交往行为也置于这样的一个生活世界中”(张庆熊 2008:4)。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就是一种以理解为前提的交往所必备的共同的背景知识。“这种主体间共享的生活世界构成交往行为的背景。”(哈贝马斯 2001：81)没有生活世界为交往行为提供基础、背景，主体间相互理解将不可能。但是这里的生活世界并不是近代理性认识论中所说的作为对象的客观物理世界，而是还包括经验的主观世界与规范的社会世界。它融有文化、结构、个性结构等，能够为人们的正常交往，尤其是语言交流提供信息的基础背景。文化是交往主体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知识储备，也是交往的前提。“文化是储存起来的知识，交往参与者通过相互就某事达成理解，而用这些知识来支持自己的理解。”(同上：82)社会是制度、法规的集合。“社会表现为制度秩序、法律规范及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实践和应用。”(同上：84)个性结构是交往主体能够参与交往过程所具备的言语及行为的资格与能力。“一切促使主体能够言说并且行动的动机和能力，我都把它们归入个性结构。”(同上：83)文化、社会及个性结构的统一体——生活世界——是主体进行不同形式交往的“意义语境”前提。换句话说，这个生活世界的本质是话语世界。生活世界概念是“用来作为沟通过程的相关概念”，而“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同上 2004：69,70)。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生活世界作为一种交往的前提和背景，实际上也是交往行为互动本身建立起来的。这种时空互动所创建的象征符号意义是通过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以及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实现。“生活世界的符号性结构是通过有效知识的连续化,由群体团结的稳定化和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者的社会化的途径再生产出来的。”(同上 1994b：188)所以，生活世界既是主体交往理解的前提，实际上也是交往主体借助语言或符号创造的结果。

哈贝马斯认为，正是因为生活世界为人们的交往预先提供确定性的直接事件和共同的信念背景，主体间的交互性交往才会顺畅进行。对此，他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曾明确表述：“我们可以认为，生活世界的各个部分，如文化模式、合法制度以及个性结构等，是贯穿在交往行为当中的理解过程，协调行为过程以及社会化过程的浓缩和积淀。生活世界当中潜在的资源有一部分进入交往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交往实践知识的主干”(同上 2001：82)。显然，和胡塞尔相比，哈贝马斯更加强调生活世界的日常性、文化性以及和语言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因为主体间的交往活动首先是一种可达到相互理解的交流活动，而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显然是关键点。所以，主体间的交互性交往、生活世界、语言世界3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关联，而正是在这种关联下，语言的核心性地位才能被合理理解。

3 交往行为中的言语有效性

从生活世界的角度出发，哈贝马斯认为语言的本质并不在于符号与句子之间的独立语法关系，而在于其根植于生活世界的实践性。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区分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与语言对应的是为表达形式建构起来的规范系统，言语则是指语言的使用行为本身。后者才真正涉及到真实的语言问题。进而哈贝马斯提出自己的“普遍语用学思想”，以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身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进行的相互作用。然而这种相互作用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可以建构能够相互理解的条件。哈贝马斯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中明确地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在其它场合，也被称之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同上 1989：5)。显然，这种理解的条件并不能像传统的语义学那样把焦点只集中在语言命题所描述的对象或事态上，或者语言使用本身体现的语法规范上，而是要扩展到语言本身所置于其中的交往世界中去。因为交往行为本身是在一种不言而喻的背景知识的前提下进行，这种日常知识的功能并不是凸显、明示的，而是蕴含在整个交往过程中。“交往行为发生在一个生活世界之内,这个世界构成交往行为参与者的背景,在不言而喻的日常知识的前反思形式和直觉拥有的能力中呈现出来。”(章国锋 2001：117，哈贝马斯 1994a：424)所以，交往行为中的理解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命题或语言规范的合法性，还包含对某种观点的认同、知识共享以及相互信任关系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本身成为文化、社会、知识结构以及行为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任何言语行为本身都融有“以言表意行为”和“以言行事行为”的双重层次结构。在这个基础上，“言语”本身的统一性功能及其蕴含的协调性的相互理解倾向，以一种“有效性的要求”的方式展现出来。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详细地论述有效性要求的内容。他认为，言语的有效性要求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具体来说，在交往过程中，就言说者之间的关系来说，表达出的语言首先必须符合共同认可的语言的语法规则，以便表达能够被有效地理解；就言说者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而言，言语陈述的外部世界的事实必须是真实的；从言说者的社会规范性来说，言语必须能够建立起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正确的人际关系；从言说者自己的内心意向来说，言语必须能够表达言说者的真实意图。显然，哈贝马斯设定的言语有效性要求把言语者的主观世界、与其相对应的客观世界以及蕴言语者于其中的社会世界完全融合入言语交往行为中。或者说，在语言交往过程中，如果只从一个世界的角度把握，并不能判断语言行为的全部有效性，只有从这3个世界相互关涉的角度出发考察语言问题，才能确保语言交往的合理性，才是一种全面的语言学理论。

4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创造性的人类实践活动，涉及诸多因素。若只从现实性的角度来看，它似乎只包含着文本、译者及读者这3个核心构成要素。如果进一步扩展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翻译的主体性、翻译的有效性、阐释的限度和翻译理解的合理性等问题。因此，除了文本这个翻译活动的客体之外，还要关注文本的作者、对文本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译者以及与翻译活动相关人的文化内蕴这些影响着创造性交往活动产生的原动力。所以，翻译不仅是简单的语系词语间的转换，而是探索主体间可理解性意义重构的创造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语言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富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基础。因为“哈贝马斯的哲学几乎完全脱离思辨而接近操作意义很强的社会学领域”(高秉江 2001：4)，他的交往理论通过对真实交往过程中的日常语言之鲜活性的关注以及对其得以可能进行的规范性的分析，从另外一个方面揭示蕴藏在翻译交往中的多重因素。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论范式，总结出其对翻译研究的几点启示。

4.1 翻译研究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翻译活动涉及广泛的主客观因素，是一种复杂的实践活动。因此，翻译活动应该以实践研究为指导走出观念文本，回归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言语者的意义语境，是交往主体相互理解的背景知识。在言语的交往活动中，“这种主体间共享的生活世界构成交往行为的背景”(哈贝马斯 2001：81)。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生活世界有3个核心特征：绝对明确性、总体化力量和背景知识的整体论。(同上：79)相对于这3个特征，生活世界表现为自明性、主观性、主体践行的综合性。既然我们身在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给予我们能成为思想性交往主体的条件，那么我们无法摆脱其影响而把自己放置在生活世界“之外”。而翻译活动也同样如此，翻译这一实践活动涉及作者、读者、译者及文本等一系列因素。就主体而言，作者、译者及读者都是该活动的主体，也就是说翻译活动本身是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既然生活世界是以语言形式出现的综合性知识背景,而且整个社会就是“以语言的方式进行的交往行为编织起来的网络系统”(同上：45)，那么翻译活动直接面对的就是生活世界，并以它为依托、为前提，根植于生活世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交往活动，是具备语言能力者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的以理解为目标的交往活动。因此，翻译活动应该是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和个体性的。它是交往主体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利用语言媒介达到相互理解的过程，也是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相互融合的过程，更是各主体间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交往过程。

4.2 3个世界层面上的翻译活动

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个人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客观世界的实质是人们凭借感官感受到的事物所构成的世界，是实际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个人主观世界是人的内在精神、主观意识的总和；社会世界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由生活世界中行为个体接受并运用的“规范”构成。但是个体遵守的规范并不是某个人或少数人遵守的，而应该是大多数个体都应该认可、遵循的，具备普遍性的特征。

既然翻译活动是复杂的人类实践活动，那么它不仅仅是个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间的单向连接、简单连接，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涉及社会规范内的复杂的、多向的交往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实践活动。所以，这样的交往活动已经不是某一个或某两个世界层面的交流，而是3个世界层面的交往。它表现出更为复杂、更为多向的特征。而哈贝马斯的3个世界理论则为我们提供理论基础，也即翻译研究理念应该是3个世界层面的交往，是生活世界内的实践交往，在一切社会规约下，是社会、历史、文化内的多向交往活动。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主体世界是翻译活动的整体背景，是语言符号传递的知识、文化信息，这也为主体间相互理解提供共同的规约、背景，更为交往活动的最终目标，即形成其他理解，提供前提。整个过程环环促进、环环相扣，构成复杂的3个世界层面的交往。这一交往活动必然发生在生活世界这个大的语境所衍生的客观性的约束和规范之中，是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之上的主体间活动。翻译活动体现自然世界的自在客观性，也就是从自然世界中获得的客观知识；还有社会世界的规约性，也就是由语言符号传递的社会意识、价值和情感判断所带来的一致性认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翻译活动在交往过程中达到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任何违背知识客观性的理解和表达都是不当的,达成共识的有效性也须要得到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

4.3 交往理性基础上的翻译活动

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因为他认为盛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过于强调目的，忽视交往行为这一最普遍、最常见的实践活动，不利于社会发展。为此，哈贝马斯要用交往理性来克服工具理性。在他看来，虽然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理性表现出多种不同的类型，但是理性本质上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体现在交往行为模式中。因为“客观知识的范式必须被具够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理解范式取代”(Habermas 1987：297)。如此，交往行为的最基本切入点表现为现实的对话，这是人类所有行为方式中最能够体现语言沟通功能的行为方式，也是其他行为方式的基础。在此意义上，它应该蕴有真实、真诚和正确性。所以“在交往行为关系中，言语行为永远都可以根据3个角度中的一个加以否定：言语者在规范语境中为他的行为(乃至规范本身)提出的正确性要求；言语者为表达特有的主观经历提出的真诚性要求；最后还有，言语者在表达命题(以及唯名化命题内涵的现实条件) 时提出的真实性要求”(哈贝马斯 2004:291)。

以交往理性为指导的翻译活动也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交往行为，同样，它也必须以正确性、真诚性、真实性作为活动顺利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既然主客间、主体间交往的中介都是语言，那么其中意义的理解必须是以生活世界为大语境、大背景的共识性认知。交往双方为了追寻理解的最高境界，必须都要遵守社会规约使其双方达成交往的有效性，突出特征就是：意义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以及主观的真诚性。这种交往凸显“共识性”而不是“结果性”，目的是为了建立一种平等、真实的交流方式。以往的翻译研究主要还是以单个主体范式为主，但这种研究范式很明显已经不能解决面对实际生活世界所遇到的困境，已经不能够满足和谐翻译的需求。那么，交往理性使翻译研究突破原有单一主体的范囿，以全新的主体间视角解决翻译主体性难题，让翻译活动真正回归理性，回归生活世界，成为真实有效的实践活动。

5 结束语

总的来说，包罗万象的生活世界，把一切特殊的世界都吸收到自身之内，构成一切世界所共有的、客观的条件。生活世界是交往的舞台，交往行为又成为生活世界得以发展的内容，两者共同构成实践生活的核心。交往理论通过对生活世界中语言交往行为的规范性分析，把蕴含在日常交往中的理性潜能揭示出来，保证形式语用学意义的有效性，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超验前提,并成功地回应由单独主体向交往际性转化这一时代要求。所以翻译研究必须回归“生活世界”，这是其合法性的背景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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