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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梁士诒外交活动述略

2017-03-09王肖阳

关键词:华工外交日本

王肖阳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清末民初梁士诒外交活动述略

王肖阳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清末梁士诒佐理唐绍仪赴印度应付外交机宜,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得以初步展现,也因此开始在政坛上平步青云。民国建立后,梁士诒作为北洋政府高官和旧交通系首领,一时间成为影响时局的关键。一战爆发后,他的应变之策显示出其外交战略眼光的宏远。他所提出的“以工代兵”的外交策略影响深远,对战后中国合法权益的收回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均有重大意义。

梁士诒;外交;“一战”;以工代兵

梁士诒是清末民初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外交活动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士诒以外交崛起于清末政坛,在民初亦有“虽非外交之冲,然实隐主持外交大计”[1]的地位。然而,学界关于梁士诒的研究多集中于他与袁世凯及“洪宪帝制”的关系、他在金融和财政领域的活动、他对铁路建设的贡献和交通系的形成与发展等几个问题上,对其外交活动的研究相对不足。虽有文章介绍他在清末随唐绍仪赴印办理外交的史实,但对他在此次外交活动中的历史贡献与此事对他人生道路的转折性意义缺乏探讨。关于他在民初的外交活动也有学者研究,但没有深刻认识到欧战爆发后,他作为北洋政府高官,在期间应付机宜,及时建议转变外交政策,提出参战计划,从而使中国得以在战后维护合法权益,提高国际地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故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史料,对这些问题做一系统剖析。

一、赴印谈判与梁士诒的崛起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1903年,梁士诒经济特科考试失败后,在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的引介下入袁世凯幕府,充任北洋编书局总办。《北洋兵书》多出其手。[2]43对梁而言,入袁世凯幕府是他政治生涯的起步。自此他借助袁世凯的人脉网络积极作为,开始在清末政坛平步青云。

梁士诒的外交才华初步展现于1905年佐理唐绍仪赴印度谈判《拉萨条约》之时。英国对西藏的武装侵略由来已久,清政府因势力衰弱长期对此无暇顾及,英国愈发猖狂无忌。直至1903年,英国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规定西藏地区开商市、订税则,土地的让卖、租典,铁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货物、金银、钱币等的抵押拨对,皆须征得英政府同意后方可举办,其实质是将西藏主权攫归英国所有,清政府方如梦初醒,一面严令禁止驻藏大臣有泰不得在条约上签字,一面同英国交涉,商请派员谈判。

1904年8月,清廷任命唐绍仪为钦差大臣,赴印议定藏约,梁士诒为参赞随行。梁的政治生涯因之迈出重要一步,在国际间折冲樽俎的历练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智慧。[3]谈判伊始,英方代表态度强硬,咄咄逼人,逼迫唐绍仪在条约上签字。唐据理力争,强调中国在西藏拥有绝对主权,英国强迫西藏地方政府与之订约,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因此《拉萨条约》无效。在议约期间,梁士诒探知英伦政府与印度地方政府持见不同:印度总督寇松主张急进,企图尽快吞并西藏,以绝后患;而英伦政府议约公使费利夏和陆军统帅吉青纳认为此时英国在外交上正同俄国有芥蒂,唯恐操之过急,引发冲突,故主张缓进。梁士诒了解后,“力与吉青纳结交,遂成好友”[2]47,为谈判减轻了阻力。梁同时建议唐绍仪采取强硬态度,以加深两派之间的矛盾,待主缓派占据上风后再行谈判。事实证明,梁士诒的策略极为奏效。10月梁随唐绍仪回国后,英国政府即以唵士尔撤换寇松,同时内阁更迭,转而对西藏采取和平保守政策,以《拉萨条约》未经中国同意且藏人多不满英国的统治,愿派使前往北京继续谈判。1906年4月27日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续订藏印条约》,虽仍使英国攫取了大量权益,但却保证了我国在西藏的主权。

在这次外交活动中,梁士诒作为唐绍仪的助手“于议约期间折冲樽俎,联洽外人;每与唐使深夜磋商,其应付机宜,有当时参随中所未与知者”[2]49,为议约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这次外交活动,梁士诒获益甚多:一方面他的外交才能得以展现,其良好的政治潜质也开始见重于当轴;另一方面,他同唐绍仪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在未来多次得到唐的扶助。1906年正月,梁士诒以“办理外交得力,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并记名丞参”[2]54,即得益于唐的提携。《凌霄一士随笔》有载:“唐绍仪之议《印藏条约》,梁士诒为随员之长,甚见倚任,比归,督办铁路,所辖铁路凡五,以士诒充提调。旋设邮传部,绍仪为侍郎,复引士诒入部,授参议会(后改右丞),主铁路局,仕膴权重……”。[4]同时,梁士诒在办理铁路、邮政和创建交通银行的过程中,发展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派系——交通系,架构起了自己的人脉网络。在此后数十年的宦海沉浮中,他凭恃交通系的势力始终屹立不倒。

二、欧战爆发后梁士诒的因应之策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士诒赞襄共和,在协助袁世凯调和南北等诸事上多有贡献。民国建立后,梁作为北洋政府高官、旧交通系首领,位尊权重,其言论观点与立场态度对政府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1914年7月,“一战”爆发。时值民国初建、百废待兴之际,北洋政府自然不愿过多插手欧洲事务,于8月6日公布《局外中立条规》二十四条,并对驻京各国公使发出照会,声明“各交战国与我国缔约通商,和好无间,此次战事于远东事务关系甚巨,且因我国人民在欧洲各国居住经商且置有财产者,素受各国保护,并享有各种权利,故欲维持远东之和平,与我国人民所享受之安宁与幸福,对于此次欧洲各国之战事,决意严守中立”[5]。 12日,梁士诒同孙宝琦受命着手组建办理中立事务办事处,严令各地贯彻中立条规,并通过办事处训斥所有驻外使节:“对此次战争,我国既宣言中立,各使馆领,应以冷静沉默出之,不可轻加评论。国际规约尤当审慎遵守;关于战争消息逐日拍电报告,至中国将派员观战,预先向各国声明”。[2]193

随着战局的扩展,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企图以英日联盟为借口出兵山东,进而夺取德国租借地及胶济铁路。国内不少官员已意识到这一危机,向北洋政府建议直接同德国交涉,尽快收回中国在山东的权益,以免日本借机破坏我国的中立。也有一部分人赞同直接参战,认为“一战”在给中国带来危机的同时也提供了机遇,它将撼动既有的国际体系,使中国有机会融入世界,甚至有可能参与创建世界新秩序。[6]86梁士诒即是其中一位。早在战争爆发之初,他就曾向袁世凯提出建议:“趁今日日本未动兵之前,密与英约,彼居其名我居其实,即日与德使磋商,刚柔并施,一面派兵前往固守青岛,强彼交还,迅雷不及掩耳,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若下,日本又以何说进兵?此不特防日本之侵略,且以杜将来之后患也。”[2]195这样不仅使中国能在青岛占据主动地位,也能阻止他国在中国领土作战,可谓当局保守中立的绝妙之方。同时梁也预料到战争的结果,认为“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幸胜,在我见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于国家前途深有裨补”[2]196。但袁世凯对此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深恐贸然出兵会增添外交上之纠纷、动日本之疑忌。之后梁士诒等人又多次进言。袁认清形势后,试图借助英、法等国的力量向日本施压。但当中国政府向英国提出与其合作收回青岛时,英国公使朱尔典明确表示拒绝,声称“英国已与德国开战,即使德国将胶州湾交给中国,英国也不承认”。法、美政府对此也以沉默应对。由此可见,日本在中国山东的行动,实际已得到列强的默许。列强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是绝对不可能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的,因此日本对山东势在必得。

1914年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立即撤退在日本及中国海域的一切军舰,并在9月15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予日本,以备将来日本转交中国。8月23日,日本正式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进驻山东。中国政府陷于被动局面,不得已仿照日俄战争前例划定战区,限制日本行动,维持局部中立。11月7日,青岛终被日本所占。在此期间,中国政府曾向协约国明确表示参战意愿,并在梁士诒主导下,向英国运送了大批军械。英、法等国起初是支持中国参战的,他们认为一旦中国参战,德国在中国的企业必将撤离,这样将会留下巨大的商业市场,可以说“物质和精神上的好处多多”[6]110。但日本却坚决反对中国参战,担心“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四万万中国人民的觉醒”[6]110,对其称霸远东的战略布局不利。1915 年 12 月 6 日,日本照会各协约国大使,反对中国给协约国提供军火的计划,中国参战计划因此搁浅。

交涉山东不成,而输送军火参战计划亦失败,是与民初政府运作的低效和外交的软弱相联系的,也是与袁世凯称帝图谋的加速以及国内派系间矛盾的加剧相统一的。此时的中国,内有复杂的政治斗争[7]111,外有如狼似虎的日本觊觎[7]278-287,外交胜利之可能性显然过低。战争之初梁士诒的高瞻远瞩与具体筹划,在这种大环境下显得无奈而无力。

三、“以工代兵”策略的提出

中国参战计划的失败并没有使梁士诒彻底放弃。他始终认为“中国在一战中非建奇功,将来于国际上恐难保地位”,也意识到“斯时情势混沌,孰得孰失,极难分辨。且事关全华民族之兴衰,未易于孤注一掷,以贻民族无涯之戚。设中国永不参加,则战胜国所得之胜利品,势不分予中国;设中国明予参战,则中国无船无械无饷,终至参而不站,必受各国责难”。[8]深思熟虑之后,梁士诒提出了以“以工代兵”的参战方案。但这一方案提出之始,并不为时人认可,甚至有人诽谤他为“贩奴者”。事后忆起此事,梁尚觉“惟当日之辛苦艰难,尤怨诽谤,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也”[2]299。政府当局考虑到“以当时中国的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作战,如果实行以工代兵的策略,中国不仅可以省去巨额费用,反可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战后利权”[2]300,最终还是通过了这项计划。

这一策略一经提出,梁士诒首先联系的对象是英国。但英国公使朱尔典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英国陆军部也认为利用中国劳工参战是不可行的,所以此举并未引起英国政府重视。之后,他又将目标转向法国。欧战中法国作为最前线,伤亡最为惨重。据载,一战期间,法国约有720万人参战,150万人战死,造成了法国国内劳动力的严重缺失。此议提交不久便得到法国政府的积极回应,表示愿与中方商定派遣华工赴法作战之策。1915年6月,法国公使康悌首先与梁士诒商讨了这一计划之具体事项。1915年底,法国派出陶履德为国防部代表,组织招工团立即来华招募工人。

1916年1月,梁士诒筹办惠民公司,以梁汝诚为经理,开始招募华工。由于此时中国尚在中立期,不能以政府名义直接交涉,故决定由商人出面代政府负责,并且约定合同上极力避免参战字样,以免德国报复。梁在与法方接洽后,派出李兼善、王子祺与法方代表往来磋商,详细审定工约,务求一改历来华工“猪仔”之境遇。在契约中梁士诒要求订明佣工年限、工作时间、死伤疾病医恤之费,并设译员以通言语,派外交官赴法保护华工,由法使康悌担保不使华工参加战争(但这一担保效力微弱)。双方于5月14日正式签约。招工事宜即行开始,首先择定天津、浦口、青岛、香港四处为招工地点,梁士诒亲自主持了华南地区的招工事宜。[2]301

1916年8月中国首批华工抵达法国,被派往各工厂。他们表现出色,极大缓解了法国制造业在战时面临的压力。随着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华工又走向战场,从事挖战壕、搬尸体、运物资等危险工作。条件艰苦卓绝,又在前线充当炮灰,他们代替法国民众承担了巨大死伤。不久之后,英、俄两国均援例开始招募华工,到1917年底已有3.5万人被英国从威海卫招募出洋。1917年4月正式对德宣战后,华工出洋的规模更加扩大,截止至1918年,赴欧华工已有20余万人。他们在一战中为协约国效力,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在20余万赴欧华工中,直接通过梁士诒组建的惠民公司招募的人数虽不多,但却开启了华工赴欧的先河,之后的英国、俄国在中国招募华工皆援引惠民公司成例。梁士诒不愧是发起华工赴欧参战的第一人。[9]

梁士诒作出的“以工代兵”这一创举,为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召开和平会议,当时在场各国受日本挑唆,指责中国未出一兵、宣而不战时,中方代表陆征祥据理力争,声言“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炸弹,制枪子,无论在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2]300陆的一番陈词,得到了各国代表的认可,日本的阴谋没能得逞,中国得以列席和会。虽然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问题、《二十一条》问题没能得到解决,但使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赴欧华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充当了架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结语

梁士诒是一位实干家,贾士毅曾对他有如此评价:“早年科举高中入第,录进词馆,气度豁达,见识远大,处事果断,重实践而不空谈,做事有魄力。”[10]这在他参与的外交活动中深有体现。所谓的外交思想在他身上无案可稽,但他的外交实践却有证可考,无论是清末随唐绍仪赴印谈判、议定藏约,还是民国初建、欧战爆发之际他所作出的因应之策,以及提出的“以工代兵”的外交策略,皆体现了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外交才能,也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利益是他外交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1] 郑则民.交通系首领梁士诒[M]//朱信泉.民国人物传:第一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456.

[2] 凤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总第74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3] 李吉奎.梁士诒[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12-13.

[4]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二册[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633.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档案:第75册[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316.

[6] 徐国琦.中国与大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

[7] 黄远生.游民政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8] 白蕉.世界大战中之华工[J].人文月刊,1937(8):2.

[9] 陈剑敏.河北月刊[J].2014(1):194-198.

[10] 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42.

[责任编辑文俊]

2017-07-18

王肖阳(1993—),女,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K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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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7)04-0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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