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同

孜孜以求，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山西

格拉蒂丝·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以北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父亲是个邮差。因为家境贫寒，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19岁就到富贵人家做女仆，以维持家庭生计。

信奉基督教后，艾伟德一心追求信仰。一个偶然的机会，艾伟德在一本宣教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了解到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她感到非常惊讶，觉得为此应当做些什么，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演员的她，从那时起萌生了去中国当一名宣教士的念头。

27岁时，艾伟德向“中国内地会”伦敦办事处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名“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但因她既没有读过神学，也没有上过大学，她被拒绝了。艾伟德并未就此放弃，她决定继续做女佣，等攒够了钱自费去中国。“中国内地会”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她的想法后，被艾伟德的赤诚之心所打动，便介绍她去伦敦照顾一对从中国返回养老的宣教士法兰西斯·何斯本夫妇。何斯本是名作家，写过不少介绍东方国家的书，且家里有很多藏书。通过与法兰西斯·何斯本夫妇的交往以及坚持阅读，艾伟德掌握了许多关于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

1930年年初，在参加一次卫理宗教会（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的聚会中，艾伟德听说有一位在中国山西的老宣教士珍妮·劳森已经73岁了要退休，但因无人接替她一直退不下来，一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艾伟德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珍妮·劳森说：“那个人就是我。”几个月后，珍妮·劳森回信说欢迎艾伟德前往中国，并告诉她只要到达天津，就会有人接她到山西阳城。

艾伟德试图动员身边的朋友和自己的弟弟一块前往中国，但无人响应她，她的弟弟甚至嘲笑她：“那是老处女的工作。你为何不自己去？”

艾伟德决定一个人去中国。从伦敦到中国的船票需要90英镑，她没那么多钱，只好改走铁路。售票员用了两天时间，才帮她查明，从欧洲经苏联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鐵路票价是47.10英镑。艾伟德选择了分期付款。

1930年10月18日，艾伟德只身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宣教之路。她随身带了两只箱子，一只箱子里放有一本圣经和她的衣物，另一只里面装了些食物和一个烧水煮饭的酒精炉。她口袋里的全部盘缠仅有2英镑9便士。

旅途充满了艰辛与曲折。艾伟德先乘船到荷兰海牙，从那里登上开往苏联的火车。在西伯利亚一个叫赤塔的小车站，艾伟德被苏联人扣了下来，原因是她的护照上写的“Missionary”（宣教士），不知为何被误写成了“Machinist”（机械师），苏联人对这位想要进入中国的“机械师”心存警戒。艾伟德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苏联人她并不懂机械，只是一场误会而已。在海参崴（现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她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苏联人扣留了她的护照，监视了她的房间，还劝说她留在苏联工作。这一次，艾伟德只能选择潜逃，途中她差点被抓回去，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最终登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船只。到达日本后，她从神户坐船到天津，那时她已身无分文。

接着，艾伟德跟随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到达山西泽州的“中国内地会”在华宣教站。“剑桥七杰”（他们都曾是剑桥大学的高才生，在各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表现，有的是英国著名的运动员，有的是贵族，有的曾晋升为军官，但他们却放下了世俗的享受、一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踏上了一条艰辛的路——前往遥远的中国开荒布道）之一司米德的夫人接待了她，帮助她了解山西的情况，并为她换上了中式旗袍。几天后，艾伟德乘坐骡车，再改乘轿子，终于到达了阳城。珍妮·劳森正在等着她的到来。

历经生死，带百名孤儿千里迁徙逃出战火

阳城是一座山中小城，教堂位于城东门外的大道上，运货的骡队来来往往，非常热闹。艾伟德协助珍妮·劳森，将闲置的房屋收拾出来，开了一间客栈，起名“八福客栈”。

从此，艾伟德开始正式学习中文，向在客栈歇脚的骡队传播“八福”。所谓“八福”，是指爱、德、恭、忍、忠、真、美、信。艾伟德到阳城一年后，珍妮·劳森不幸去世，客栈运营陷入困境。所幸的是，当时的官府正在推行“天足运动”，明令妇女放脚，即把缠裹的小脚放开来。阳城县长决定派人挨户检查，并做好说服工作，以改正多年之陋习。他觉得艾伟德是最合适的人选，就委派她担当此任，发给她固定的薪俸，为她提供一匹骡子作为交通工具，还派两名卫兵保护她。

就这样，29岁的艾伟德开始担任“放足专员”。在阳城的几年里，她穿中国服装，吃中国食物，说当地方言，极像一个中国妇人。担任“放足专员”期间，艾伟德开始收容孤儿。第一个孤儿是她用钱在阳城的大街上，从一个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当时，小女孩儿被暴晒在阳光下，看上去病得很重，又瘦又脏，全身是疮，若不能及时得到救治，必死无疑。艾伟德动了怜悯之心，搜遍全身，把仅有的那些钱给了对方。艾伟德把小女孩儿领到了八福客栈，给她取名“美恩”。

在艾伟德的精心照顾下，美恩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美恩在客栈门口发现了一个可怜的8岁小男孩，艾伟德收留了他，给他取名“少少”。此后，艾伟德接连收养了孤儿“宝宝”和一个8岁的叫兰香的女孩儿。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阳城也受到了日军的轰炸。有一次，一颗炸弹击中了八福客栈，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时失去了知觉。她被救出来时只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然无恙。为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她收养的孩子们和几个基督徒一起躲到地处山区的北柴庄。在一个窑洞里，她用仅有的一些急救药品积极救助在轰炸中受伤的人，直到日军离去后，他们才返回阳城。

1939年2月，艾伟德得悉日军暂时撤离了泽州。她专程前往泽州去看望“中国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夫妇负责宣教站的工作。宣教站工作人员多是英国人，宣称保持中立，方得以平安。但有一天夜里，几个醉酒的留守日本兵，突然闯入宣教站，狂喊乱叫耍酒疯，艾伟德与他们交涉时，被一个士兵用枪托击中，当场昏倒在地，幸亏有戴维斯夫妇精心照顾才无大碍。不久，有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要回国，须由戴维斯夫妇把他们送到山东烟台等船，临行前，戴维斯夫妇嘱咐艾伟德看守宣教站，并向她申明“中国内地会”严守中立之政策。

当时泽州的宣教士收留了200多名孤儿，这也是艾伟德主要的看守任务之一。1940年年初，艾伟德知道自己和宣教站处于险境，经权衡利弊后，她决定带领剩下的100多名孤儿逃往阳城。

逃亡的路上，他们遭到了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险些丧命。到了阳城后，形势没有丝毫改变，依然十分严峻。

阳城沦陷前，一位国军将领建议艾伟德，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开办的孤儿院取得联系，只有那样，100多名孤儿才可能保全下来。艾伟德给宋美龄写了封信，并得到了回信。宋美龄建议她带着孩子们前往没有战火的西安，那里有她主持的保育机构可以照顾他们。宋美龄还给她准备了一笔钱，这才有了艾伟德带领100多名孤儿千里大迁移的壮举。

从阳城到西安，大约要走480公里的山路。临行前，艾伟德跟县长告别。县长嘱咐她，日军正到处悬赏捉拿她，路上千万要小心。当艾伟德说，她要带领100多名孤儿一起去时，县长吓坏了，劝她千万别做傻事，但艾伟德坚持说这100多个孩子都是神赐给她的，一个也不能丢下。县长见无法阻止她，关切地对她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啊。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

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旅程。日军管制了大路，艾伟德必须带着孩子们翻山越岭，走人迹罕至的骡道。艾伟德没有足够的钱和食物，也没有合适的帮手，最大的孩子16岁，最小的3岁。

艾伟德的第一个计划是先到达垣曲县，在那里渡黄河。阳城距离垣曲约170公里，在今天自驾车不过几个小时，但艾伟德带着100多个孩子在山区走了整整12个日夜。

12天后，他们抵达垣曲，迎接他们的不是丰盛的食物，而是绝望。根据国军“焦土抗战”的指示，垣曲县整个县城已被弃置，每间屋子都是空的，找不到任何食物，孩子们失望地大哭。艾伟德向负责警戒的士兵乞求食物，但士兵回应：他们的粮食只够吃3天，没办法喂养100多个孩子。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日军随时可能打过来，渡船已全部被国军管制在了对岸，航运停止。孩子们没有吃的，也过不了河。在垣曲的第一天，所有人仅喝了一锅稀粥。第二天，艾伟德安慰孩子们很快就能过河，河那边有很多食物，自己则再次去向驻军乞求粮食，但所得甚微，走投无路的艾伟德一度质问自己：“其他人都不为孩子们烦恼，为何自己要陷入这样的困境？”第三天，一名中国军官意外到来，用暗号为他们从对岸招来了一艘船。

过河后，孩子们饱餐了一顿。艾伟德的第二个计划是坐火车前往西安，但计划很快破灭了——火车朝西安方向只走了一段就停了下来，他们被要求下车，理由是前方铁路在日军的炮火射程范围内，火车不能继续前行。这么一来，他们只能选择翻山抵达陕西潼关县。

爬了两天的山之后，孩子们抵达潼关。车站的管理人员告诉艾伟德，因为日军能从对岸炮击到铁轨，火车已经停驶。在艾伟德绝望的哭喊声中，管理人员心软了，告诉她，每天黎明前，会有一辆列车关闭灯火，冒着被日军炮击的危险通过潼关，如果艾伟德能保证孩子们安静，他可以帮助他们登上那辆火车。

但那辆火车只开了一小段就停了下来，艾伟德与孩子们又不得不一路乞讨，步行了3天才抵达西安。在西安城门口，艾伟德再遭打击，因城内粮食紧张，西安已对难民关闭了所有城门。病得昏昏沉沉的艾伟德绝望地绕着古城墙转圈。幸得好心人指引，她最终将孩子们带到了扶风县，那里有以宋美龄名义设立的陕西第二保育院。至此，旅程结束，孩子们一个不少。艾伟德为此感染了斑疹伤寒，并转为严重的肺炎，差点死掉，休养了一年才康复。

大爱无疆，美国人将她的故事拍成电影

1941年7月15日，艾伟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首位入籍中国的西方宣教士。1941—1944年，艾伟德主要在甘肃、成都等地从事狱囚和麻风病患者的宣教工作。1948年，艾伟德的身体再次累垮了，朋友劝她回英国休养并探望父母。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17年的英国。

虽然经过多年的战乱，艾伟德的父母还都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久违的天伦之乐，但艾伟德的心里却时时牵挂着多灾多难的中国。在此期间，艾伟德写下了自传《我的心在中国》。之后，英国作家艾伦·伯奇斯以艾伟德的事迹为素材，写作出版了传记小说《小妇人》，称艾伟德“小妇人”是因为艾伟德身高只有150厘米左右，很娇小。小说一经出版即成了畅销书。英国BBC广播电台还将它改编成广播剧，连续播出，这使得艾伟德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1957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与艾伟德签约，表示将把她在中国山西阳城的传奇故事改编成电影《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六福客栈》），由超级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电影的上映使艾伟德闻名全世界，她的事迹感动了欧美无数青年人，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但艾伟德并不看重这些名誉，她只把自己看作一个普普通通的宣教士；她不喜欢那部把“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且把她的经历改得面目全非的英雄加美人的爱情电影。影片中有艾伟德与中国军官接吻的镜头，其实这位女宣教士一生中既没有过花前月下的爱情经历，也没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艾伟德说：“我曾碰到过一名上尉军官，他是一位忠诚负责的中国军官，如果说我一生中有可以称作爱情的故事，就只有这一个，但我们从未有过拥抱或接吻……”为此，艾伟德既气愤又羞愧，从来不去看这部电影。

1957年，艾伟德决定重回中国，但因为政治原因，她被拒绝入境，只好进入香港，在那里从事难民救助工作。后因其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又辗转去了海峡对岸的中国台湾。

到台湾后，艾伟德继续从事孤儿救助事业。两位曾受她收容之恩的年轻人在码头像儿子迎接慈母般将她接下船；宋美龄在接见她时，感谢她为中国儿童所做的一切。后来，艾伟德再次回到英国时，坎特伯雷大主教会见了她，伊丽莎白女王也邀请她到白金汉宫相叙。

1962年，艾伟德在台湾北投创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1970年1月3日夜间，艾伟德因病在台湾的居所辞世，享年68岁。“艾伟德儿童之家”院长史可梅在悼词中说：“仅仅悼念她是不够的，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惡，是对她的遗忘。”

艾伟德下葬时，遵其遗嘱头部朝向中国大陆，以示她对这片土地的无限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