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文化政策之功用
2017-03-08易雪梅岳欣
读者欣赏 2017年3期
易雪梅+岳欣
“聚而散,散而聚”,中国古代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终结或告别一个时代,总是以毁书来“助兴”。政权更迭,输家的书必定遭殃。

虽然历史上出现过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样的悲剧,但总的看来,历朝历代基本上是爱护并保存文献的。历代帝室无不访求遗书,充实秘府藏书,更有编纂图书巨制,致力于文化政策之同文同轨,以襄治国。尤其是清朝以非汉民族得天下大统,深知采取以汉治汉之政策。清初治国,对降臣采取利用政策,对汉民则用怀柔政策,更知振兴风俗、宣扬礼教对治国之重要。乾隆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转折期。乾嘉时期考据学勃兴,学者致力于校雠、疏释古代典籍,溯本清源地整理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这是文网严密的政治环境所致;从学术坐标的全景来看,更像一场总结和告别:堆叠的古书考证真实、拣择辑佚后留存后世,接下来时不我与,一个更为多元、风云际会的学术时代即将到来。而此时,站在时代巅峰关口的又是气魄宏大且骄傲喜功的乾隆皇帝。“朕在潜邸,六经诸史,皆尝诵习。自承大统,劫毖万几,少有余闲,未尝不稽经读礼。”这位饱学儒学经典的皇帝,深知稽古右文、以史为鉴方能成就千秋之伟业。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皇帝下诏令各省官员广泛搜集前代遗书及本朝人著作。这已是乾隆皇帝第三次下达征书谕旨,由此揭开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序幕。
“……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來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讲明了搜辑古今群书的原因、标准和范围,并就如何办理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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