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阳

朝也盼暮也盼，终于盼到15岁，我到了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年纪。原以为能给家里挣工分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这一年（1982年），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文绉绉的说法，在农民看来就是两个字：“单干”。

喜忧参半要单干

那时我爹常年在外做木工，姆妈只有5分工，家里年年缺粮，不仅要向生产队缴缺粮款，还要缴一笔不菲的公积金。这个沉重的经济压力，压得爷娘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一直想早日参加生产队劳动，虽然刚刚参加劳动的15岁小孩，做一天只有两分半工分，但多少总能为家里多挣一点，少缴一点缺粮款。

面对单干这个沧桑巨变，村民们各怀心思，表情复杂，惋惜者有之，高兴者有之，担忧者有之。

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以脾气暴躁闻名。得知要单干了，他心情郁闷，三天两头喝闷酒。喝醉了，便在家门口破口大骂，骂那些没有劳动力的人家，几十年来全靠他们养活，单干以后，只能喝西北风。他骂东骂西，指桑骂槐，分明是骂我们这样的缺粮户。我和姆妈听了，心里很是郁闷。

单干以后，我家不幸跟这个老队长成了“田邻居”。他一没有文化，二没有技术，只会死做，种的水稻产量还不如我家高。我心中不由产生疑问：在农业集体化阶段，到底是余粮户养活缺粮户，还是缺粮户养活余粮户？在人多田少的乡村，如果没有像我爹这样的能人走家串户去赚钱，然后把部分收入作为缺粮款和公积金上缴生产队，生产队拿什么给余粮户发余粮款？

也有的村民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有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村民，坐在村口的石板上，喜笑颜开，高谈阔论：“走人民公社几十年了，我在生产队里什么干部也没有当过。如今单干了，种什么、种多少，都由我自己做主，既当队长，又当会计，还当粮食保管员。”

对于单干，我和姆妈一样，喜忧参半，心里没底。喜的是，从此以后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了，再也不用受人家的闲气；忧的是，我爹常年外出做木工，这辈子基本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光靠我们娘囝几个“半劳力”耕种几亩田地，能行吗？

自力更生忙种田

那一年的春天，过了谷雨节气，就开始插秧了。除了妹妹才念小学二年级无法参加劳动以外，我们全家出动，包括9分工的爹、5分工的姆妈、两分半的哥哥和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队劳动的我。姆妈郑重其事，早早到街上买来香烟、老酒和猪肉，请外公、新正伯伯和大哥（大伯伯的大儿子）来帮忙，好生招待，好像家里请手艺人一样。记得姆妈买的香烟是两毛四分钱一包的新安江，价格居于中游，比它贵的当时还有中华、大前门、利群等，比它便宜的有雄狮、大红鹰等。

种田的时候，我发现村里的那些老把式虽然不用塑料绳，照样种得笔直，像模像样，煞是好看。而我不仅速度慢，插的秧苗还东倒西歪，扭来扭去。最讨厌的是，插秧的时候，人要慢慢向后退，眼前留下两行又深又阔的脚印，如果秧苗插在脚印里，就立不牢，只有返工，速度就更慢了。好在对种田地来说，爹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三脚猫，我们几个的水平半斤八两，他对我的要求也特别宽松，慢一点不要紧，干多了就快了；歪一点也不要紧，歪田有歪谷。唯一的要求是牢靠，秧苗一次插牢，不能浮起。

插完秧苗，经过两三个月的田间管理，不知不觉就到了夏天。看着自己田里沉甸甸的稻穗，爷娘心花怒放，脸上洋溢着笑意。夏收季节，家里不再请人，摆脱依赖，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打稻的时候，姆妈和妹妹递稻，我和哥哥脱粒，爹挑谷担，五个人就撑起了以前生产队里几十个人的收割场面。

收割早稻，播种晚稻，全家人用了十来天时间就忙完了。短短半年时间，我家从请人帮忙到自力更生，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丰衣足食大反转

我家五口人，分了三亩多田。其中两亩多种植水稻，包括早稻和晚稻两熟，平均亩产800到1000斤，收了4000斤稻谷。再加上1000斤春小麦，总共5000斤粮食。稻谷和小麦加工成大米和面粉，以七成计算，就是3500斤，人均700斤，家里粮食多得放开肚子也吃不完。而在生产队里，当时每个人每年核定的口粮标准只有360斤。

在种植晚稻的时候，家里特意种了小半亩糯稻，加工成糯米以后，可以做糯米饭，也可以做甜酒酿、年糕、冻米糖、杨梅馃和麻糍，以改善伙食。短短一年时间，我家就从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

除了两亩多水稻，我家还种了一亩棉花。秋高气爽的日子，一个个棉桃里吐出了一朵朵又白又肥的棉花，不仅产量高，出皮率也高。卖给供销社以后，换回了两百多元花花绿绿的钞票，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钞票。

从集体时代的“出工一条龙，收工一阵风”，到个体时代的“半夜三更忙割稻，天早五更去车水”，农民身上沉睡已久的生产积极性得以空前激发。我家从每年向生产队上缴四五十元的缺粮款和公积金，到从农田里收获两百多元的经济作物，来了个大反转，姆妈的心里特别激动，脸上乐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