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阳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明确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合适成年人有权介入到未成年人的讯问和审判程序之中，该制度的确立符合国家亲权理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契合格里费斯所提倡的家庭模式的诉讼目的，是立法上的进步。不过，法律对该制度的探索并不会一步到位。首先，合适成年人的法律定位并不明确，与法定代理人的关系需要厘清；其次，在法定代理人缺位的情况下，其他合适成年人的替代性到场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再次，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范围过窄，在参与主体和参与程序上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最后，我国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落实亟须相关配套措施予以保障。

一、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理论探究

有的学者认为合适成年人主体范围的外延要大于法定代理人，但在两者权利对应关系的逻辑语境下，法定代理人的主体资质并不必然是合适成年人适格性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在权利范畴的领域也不承认二者的对等性。〔1〕实质上在合适成年人的概念之下作出法定代理人和其他合适成年人的区分，该区分的前提共识虽然都承认法定代理人与其他合适成年人是隶属于合适成年人的同位概念，但两者却具有不同的权利内涵，法定代理人具有优越性并享有更纵深层面的权利级别，《刑事诉讼法》总共有8个条文11项权利有所涉及①详见《刑事诉讼法》第28条、30条、95条、97条、216条、241条、270条、27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