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实 王宇哲 编辑/王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危机十年来，全球经济虽一路步履蹒跚，但终于迎来了整体强势复苏。面向未来，中国金融将迈入新阶段，助力经济转型升级。笔者认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和改革开放的关键领域，金融将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是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强化，金融回归本源，既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根本举措；二是金融相关业态逐渐丰富且日益贴近微观需求，普惠性、创新性、可持续性将同时凸显；三是金融改革更加重视顶层设计，伴随着机构调整和政策框架的改进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呼之欲出；四是金融开放顺应了从跟随到引领的大国崛起之路，依托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将成为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纽带。

金融安全是前提，核心在于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

2017年恰逢金融危机十周年，在多元化涨潮的背景下，全球金融风险取代复苏风险，再度成为世界经济面临的首要挑战。面对这一变局，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出积极应对，将金融安全从技术层面上升至治国理政的战略层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安全的核心在于“回归本源”，实现“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也为整体国家安全提供有力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为主体的多元金融业态。

从本源来看，“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的发展要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通过引导资金运行、调节资金余缺，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交易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引领、优化社会资源的分配，为实体经济提供中介服务。“回归本源”反映了危机十年来的系统思考和总结，代表了主流的价值取向，同时也链接起了金融工作任务的两项核心内容——“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要更加突出金融对于中国经济的战略意义和在全局的重要地位：一方面，金融要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着眼于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落实“金融的天职，金融的宗旨”；另一方面，金融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保障风险可控，有效利用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通过艰辛努力所积累的国民财富，体现出“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2017年，金融强监管与金融去杠杆的政策双管齐下，意在引导金融资源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并压缩金融空转、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目前，该政策已经体现出阶段性效果。未来，金融行业向本源回归有望将政策调控转变为长效机制，金融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将会进一步夯实。

金融业态是基础，“金融+”凸显普惠性、创新性、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为主体的多元金融业态，金融机构数量也随之迅速增加。尽管这些传统的金融机构仍然是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但在科技加速进化、时代多元发展、社会复杂裂变、经济深度转型、业态广度糅合的共同刺激下，新的金融生态也呈现出外延不断扩大、内涵日益丰富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进入以深化改革和结构转型为主题的“减速增质”阶段，金融业态的创新与转型，将会以更加贴近微观需求的特点，引领行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模式，“金融+”相关产业潜力巨大。

金融业态的演进、跨界等特征，加强了行业内和行业间的竞争，也挖掘出了产品更加丰富的内涵。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新业态，表现出了更多的普惠性与创新性；绿色金融的崛起，则凸显了金融对经济可持续性的贡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下，互联网、大数据和移动终端技术，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创造出了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行为，让金融微观层面“惠民生”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金融新业态的普惠特质，也对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易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并推动着传统金融机构在信息处理技术、服务方式、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创新。

随着“五位一体”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金融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助推器，并通过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向与效率，创造出了可持续的新经济增长点。一方面，绿色金融具有“引导效应”，通过价格手段，以不同行业的融资成本、方式与便利性引导金融资本配置到绿色低碳产业；另一方面，绿色金融也具有“挤出效应”，借助金融交易的资产定价功能，实现了负外部性的内部化，迫使要素生产率低下、环境成本高企的部分产业缩减规模、退出市场。可以预见，在金融业态不断迭代、与实体经济以创新方式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金融+”将会推动整个经济运行结构的转变，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金融改革是关键，机构调整带动监管框架改进

深化金融改革是金融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 也是国家整体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随着中国金融进入发展快车道，加强顶层设计、推进金融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顶层设计将考虑一般均衡，通过推进体制机制改革避免政策掣肘，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合适的治理架构，在金融立法、金融机构设置、金融市场监管等方面，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制度安排。

金融发展史表明，为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必须构建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混业、交叉经营的迅速发展，在传统的分业监管体系之下，我国政策的协调和配合面临巨大的挑战。

今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稳会”）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能包括统筹金融改革发展和监管，协调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笔者认为，金稳会的成立，标志着全新金融治理架构初步形成，新的监管框架呼之欲出，监管协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将由此大幅增强。周小川行长曾提到，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将是金稳会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也意味着“大监管”势在必行：一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步成型，除了CPI之锚外，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波动成为央行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混业监管制度将以超预期的速度陆续出台，刚推出的“资管新规”已经体现出新框架下统一同类金融产品监管标准的思路。

金融开放是大局，双向联通推动中国与全球深度融合

纵观世界，大国崛起往往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撑。放眼全球，金融软实力通过网络外部性维持着强国的经济地位。当今世界，金融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主要交集，发挥着扩大共赢格局和保障本国利益的双重作用。

在经济拉动效应和市场规模优势的影响下，中国金融“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一方面，从WTO入世到SDR入篮，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心从经济转向金融，在人民币国际化得到权威信用背书后，中国金融正加速融入世界，并深刻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中国金融成为影响国际金融的关键因素。

2015年以来，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对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情绪以及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决策，带来了深远影响。随着中国逐渐从商品输出转向信用输出，金融市场定价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金融治理话语权成为决定大国博弈均衡走向的重要因素。金融开放将在其中发挥其重要的纽带作用。

一是助力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国金融机构将面对充满机会的业务蓝海。随着国际投融资及相关服务需求的迅速增加，金融机构有望通过“干中学”“从参与到主导”“以点带面”等方式，加快国际化发展的步伐，培育现代金融经营能力。

二是撬动跨国界、跨产业链的投资机会。近年来，中国更注意将国际投资“引进来”和国内企业“走出去”相结合，内地资本市场也在“港股通”“债券通”等制度实验中渐进开放。展望未来，金融开放的加快，将推进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并最终完成与国际市场的双向联通，跨国界、跨产业链的资源配置和投资机会将会大量涌现。

三是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中投公司、丝路基金、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将在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并与周边国家企业及相关多/双边机构开展广泛合作。这将带动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也为中国元素进入更多市场铺路搭桥，助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四是促进开放从“特例”变为“惯例”。就开放程度而言，中国制造业远高于服务业。通过在金融领域与国际接轨，推出市场准入、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高标准，金融开放将倒逼国内改革。随着对外国投资者持有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股份比例的放宽，中国金融将为中国获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