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

我曾是被裹卷在中国两波历史大潮里的水滴：一波是上山下乡，2300万青年从城市到乡村大迁徙；一波是1977、1978年两次高考，1180万青年奔向考场，与分别只有5%和7%的录取率拼死一搏。半年里两次高考我都参加了。在被打入属于95%的失败大军后，我又咸鱼翻身，成了下一年7%的幸运儿之一。

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的冬季考试。12月10日，570万人踏进考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下乡知青。

我的考场在皖南一个农村小学。那一日风雪交加，裹着棉大衣在敞篷卡车上哆嗦了一小时后，我和一批农场考生坐进四面漏风的教室。桌面坑坑洼洼，钢笔在纸上一戳一个窟窿都不算什么，我发现自己的双手已被冻僵，手指整整半小时无法伸开。挤在同一张小课桌的男生同情地看看我，就开始自顾自地奋笔疾书。

结果可想而知。

其实老天爷不开这玩笑，我多半也考不上。大学之前我只上过五年小学，“复课闹革命”后中学四年，念的主课叫工基农基（工业、农业基础知识），然后就是到工厂和近郊去劳动。就这个底子，怎么考大学？

1978年的夏天到来之前，我意外地收到一封上海来信，信封里只有一张上海戏剧学院招生简章。信封上的笔迹出自一个中学女同学的姐夫，他是“文革”前的上戏研究生。我们在同学家认识，他知道十几岁的我看过从被查封的图书馆流出的不少小说。后来他说，见到招生简章时想起我，就随手写了个信封丢进邮筒。

命运之神“随手”降临了首个贵人！

我和一个女友（后来成了陈凯歌、田壮壮的北影同窗）忐忑地站在党委书记面前，说艺术院校招生了，我们要到上海去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