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2017-03-07王丹凤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年3期

关键词：人民出版社生产力革命

王丹凤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王丹凤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视野，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的粗略整理和阅读，试图将“继续革命”分别向前延伸和向后拓展，把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看作“革命”、“继续革命”、“改革”的进阶三部曲，其中，“革命”代表1921——1949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继续革命”代表1949——1976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改革”代表自1978年以来的历史发展时期，即以“革命”、“继续革命”、“改革”作为这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三个时期的历史代名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继续革命；改革

单纯从语义看来，“革命”、“继续革命”、“改革”仅是具有不同释义的词汇，但若与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看，由“革命”、“继续革命”到“改革”的演进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复杂成长史，代表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主旋律的变换发展。

一

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革命，多是狭义上的革命，指政治革命，阶级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②其最终目的在于对旧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进行重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广义上的革命，指事物的根本性变革，是旧质到新质的飞跃，其应用范围广泛，兼具物质与精神层面，既可以指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可以指优良的革命传统、革命英雄气概、革命精神、革命理想等内容。

将“革命”作为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名词，是从狭义上的革命含义出发进行理解的，也是由这一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只有通过“暴烈的行动”，通过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态势，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才能从根本上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奠定必要的基础和前提。无疑，暴力革命始终是这一时期历史舞台的主旋律，它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凝聚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取得立下了汗马功劳。尽管革命运动、革命斗争是主角，但我们党始终没有忘记暴力革命的最终意义——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③“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④为此，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建设工作，既巩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果实，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又为革命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支撑。

总的来看，“革命”是贯穿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条主线，是最能突出这一时期特点的核心话语，建设是伴随着革命而发生发展的，它虽并非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心所在，却代表着革命胜利前夕的曙光，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逻辑起点。

二

提起“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词便会自然而然地跃入脑海，其已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含义，始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鲜活印记。但撇开其特定的政治含义，仅从语义方面来理解，“继续革命”实际上隶属于革命的范畴，它承载了革命的意义（政治的、物质的、精神的），是革命的延续发展。将“继续革命”作为1949—1976年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代名词，不仅仅是语义上的领会，更是就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言的结果——继续革命在革命与改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既是革命的承袭，又是改革的前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发展生产力的必然性，又体现了吸取经验教训，转换传统革命思维的必要性。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为了更好地理解“继续革命”所承载的意义，需要将这一时期进一步划分为1949—1956、1956—1966、1966—1976三个时间段来看。

1949—1956年这段时间，新中国刚刚成立，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尚未完成，我国仍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的社会。对此，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基本上消灭了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初步确立起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政治前提。无疑，这一阶段的“继续革命”本质上仍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延续，意在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各领域的完全胜利。必须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并未延续以往激烈的武装斗争和暴动形式，而是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方式，这与共产党由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掌握政权的党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尽管在这一阶段，“继续革命”所体现的政治意义是主流，但亦带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比如，过渡时期总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原则，在变革生产关系的同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在1953年就提出了“技术革命”的概念，要求不但要进行社会制度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要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等等，这些无疑都赋予了这场社会革命以深刻的经济内涵。

1956—1966年这段时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⑤”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可以说，“继续革命”在这一阶段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经济意义，此时的“继续革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与“建设”相等同的，它是对广义上物质层面“革命”内容的有力解读和诠释。遗憾的是，在反右派斗争后，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继续革命”开始出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对立回归的趋势，尽管其还没有达到能够支配全局的程度，尽管党为扭转这种错误态势做了大量努力，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始终没有能够得到彻底纠正，而“继续革命”所被赋予的经济意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荡然无存，并与“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一同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专有政治名词，并把狭义上的“革命”含义进行了极端化地理解和应用。

1966—1976年这段时间，党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即“文化大革命”，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继续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打上“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烙印的专门名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始终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相伴相随。显然，“继续革命”在这一阶段已经被赋予了特定含义，即“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⑥它完全承袭了作为政治革命、阶级斗争的“革命”的含义，是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开始出现的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回归趋势的终结点。当然，这样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显然与当时国家的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背道而驰——“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根本任务已经变了。这时候巩固政权的斗争仍然存在，……但是，除非在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条件下，全国工作的重点，应该转到利用自己的政权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政治建设上来。”⑦这样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毫无经济基础，也无政治基础，提不出任何指导国家进步的纲领，结果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样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是我们所必须舍弃的，亦是我们值得深刻反省反思的，恰如邓小平所说，这“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⑧

三

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和动力，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方式。我们今天所说的“改革”，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改革，它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改，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⑨它更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但它的意义却不亚于这种政治革命，它是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一定范围内某种程度上的革命性变革。

将“改革”作为1978年以来历史发展时期的代名词，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系列理论政策成功实践的直接体现。正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采用“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继续革命”等措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又相矛盾”的一面，造成了不仅未能“适应”，反而更加“矛盾”的局面，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对此进行深刻反思，找到了“又相矛盾”的环节在于体制问题，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有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还有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正是由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才成就了改革的意义，使改革成为这个时代最为亮眼的存在——30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⑩今天，面对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面对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除了深化改革开放，除了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别无他途。毋庸置疑，“改革”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自1978年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和主色调。

四

“革命”、“继续革命”、“改革”的依次演进不仅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的轨迹，也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历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鲜明特点，它们始终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的逻辑主线，清晰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经历的三次主题转换，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充分体现出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发展。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

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371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⑩中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