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伟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边界理论与湘西苗疆的区域研究

向 伟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近来中国的民族研究越来越重视区域视野。历史上被称为苗疆的湘西山区是一块位于中国腹地的多民族聚居区，是典型的内陆边疆区域。以往对湘西苗疆的关注较少从区域研究的维度出发，因此须从当前推动中国民族研究区域转向的边界理论中借鉴资源：族群边界理论启发推动区域转向的“华夏边缘”研究，经“中间地带”在“中间圈”思想中得以结合。在与一系列体现“中间圈”特征的相近区域研究的比照中，引入边界理论的湘西苗疆研究既展现了整合散布在国内外不同学科中的湘西研究的必要，又展示了以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为主题寻求与海外汉学界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议题进行对话的可能。

湘西苗疆；边界理论；“中间圈”；区域研究

随着近年来中国民族研究开始重视区域社会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当前结合区域概念，从空间维度拓展民族问题的有关研究方兴未艾。社会科学家们将自己关注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条件与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联系在一起，将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的时间脉络与所在的空间维度相结合，尝试结合区域的历史地理要素对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族际交往、宗教信仰、生计方式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议题重新加以研究与认识。这一学术转向试图打破原有的对于单个民族的个体书写局限，侧重从更加广阔的区域视角对于多民族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说明。引入区域视野的研究实践是在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与理解，费孝通先生曾经形象地比喻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关系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源与流的汇聚关系。而研究者采纳区域的视野就是在多民族汇聚的历史长河中选取一处水域定位，以便在具体的河段里考察族群干流与支流发生汇合与分野的情况，这既有助于勘察单个族群源流的毛细血管，又能方便把握多个族群汇聚时的流变过程。因此可以认为，引入区域视野开启的空间转向促使中国民族研究重申了关怀“斯土斯民”的传统学术目标，同时又指明了民族研究结合区域社会史及历史地理学开拓新领域的理论方向。

基于中国历史地理学传统的边疆研究告诉我们，有一类少数民族地区显得比较特殊，那就是广泛分布于中国内地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这一类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国的西南部尤为常见。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将这一类民族区域视为一种特殊的边疆类型：“内地边疆”①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将位于中国西南、西北腹地的大量土司管辖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视作边疆的一种类型，称为内陆边疆。见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他们认为对于边疆史地的一般研究范式也适用于这类民族区域的研究。也有学者将西南区域民族分布的分散性特征提炼为“坝子社会”②学者赵敏与廖迪生主编了有关文集，深入研究了多处“坝子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地方文化。见赵敏，廖迪生.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边疆[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并且在此指导下对一个个具体族群进行描述。这两种研究取向似乎很难统一在一起。本文关注地处中国西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交界的湖南西部山区，即今天行政区划中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它是非常适合体现“内地边疆—坝子社会”差异表述的典型区域。湘西作为“大杂居，小聚居”特征突出的多民族聚居区，一方面，不论是在历史的方志记述中被称为“边檄弹丸之地”，还是在作家沈从文的笔下被升华为一座边城的文学意向，处于边界或者边缘的认识一直都浮现在对于湘西的具体表述当中；另一方面，湘西由于内部山地与河谷的自然阻隔，很少作为一个边界清晰的单一区域被中央王朝直接管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视为是逃逸统治者居住的“桃花源”。

我们的问题是：一是如何将湘西作为一个区域(region)？它的区域特征应该如何加以概括？当前的行政区划中就有一个湘西的概念，它指称的是一片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域(area)，而将湘西视为一个区域则是基于：不是仅仅将它作为一片面积上展开的空间，而是要认识到湘西这片社会文化空间当中各部分的内在关联与其作为一个区域的整体性特点。这样看来此区域的边界未必与现实存在的区域重合。二是如何在区域视野中深化湘西地方的民族研究？如何看待与理解湘西区域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多民族关系？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湘西地方与其他边疆地区近似的一面，将“边缘”作为湘西的区域特征是不错的表述；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也可以从“边”字上做文章：理解长期以来湘西内外的民族关系，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发生在这个区域内外的族群互动如何制造边界与打破边界的历史过程。对于上述问题，进行讨论的首要工作是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试图梳理出一条有助于展开探索的理论路径来。

一、作为时空他者的湘西苗疆

近来有学者使用“湘西苗疆”指称处于湖南西部、渝、黔、湘三省交界的大片区域*谭必友与贾仲益两位学者在其整理出版的《湘西苗疆珍稀民族史料集成》序言中，对于湘西苗疆这一区域概念作出了界定。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湘西苗疆珍稀民族史料集成(序言)[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从历史上看，“苗疆”是清代中央王朝开发西南过程中认识并采用的区域概念*雍正年间参与开辟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方显与参与平定乾嘉湘西苗民起义的严如煜，均对当时的苗疆范围进行了大致的界定。可以参见方显所撰《平苗纪略》与严如煜所著《苗防备览》中关于苗疆舆图的记述。，随着元明以来中央王朝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深入，对于苗蛮的统称也出现分化*中外学者均对中央王朝对苗蛮的称呼的分化变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见Diamond, Norma. Defining the Miao, 载郝瑞(Stevan Harrell)1995年主编的《中国族群边疆的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一书；杜薇.百苗图汇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32-38。，“苗疆”即指当时被称为苗的群体生息其间的区域。随着1664年专职招抚苗蛮的偏沅巡抚移驻长沙至1724年湖南建省，湘西即湖南西部作为方位概念才开始用于定位处于湖广极西的辰州属地。今天，我们可以认为“湘西苗疆”主体处在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吉首、凤凰、花垣三市县*清王朝于1704年与1705年分别设置凤凰、乾州两厅，于1730年设置永绥厅。以及古丈、保靖两县一部，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交往频繁的重要聚居区。这片区域高山深壑，溪流纵横，旧称五溪蛮地。从自然地理上看，位于武陵山区的核心地区，是云贵高原与湖广平原丘陵区的过渡地带，又处在历史地理学意义上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是华南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接触的前锋地带，位于施坚雅(W.Skinner)提出的中国区域社会模型中长江中游与长江上游地区的边界区域。该区域西南方向与苗人的最大聚集地贵州接壤，北部是连片的湖广土司辖地，在历史中土司长期承担羁縻化外苗蛮的职责，东南则要面对自康熙后期以来日益增多、逆流而上、不断拓荒的汉人移民群体，形成了复杂的族群关系格局。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因素均充分体现了湘西区域作为内部边疆的边缘特征，尽管不同于许多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多民族聚居的湘西苗疆处于中国腹地，巴蜀文化与湖广文化——两支华夏文明的重要分支从东西两面持续对该地产生影响，但作为一块深入内地的典型边疆区域在文化意义上表现的依然非常明显。中国丰富的历史记载显示湘西苗疆所在区域至少从秦汉时期就进入了中央王朝的管辖。但由于其区域内小环境的特殊性，历代的中央王朝依赖当地豪强进行羁縻统治。到元明及清初，中央有意识地册封一些豪强大姓担任土司来强化对地方社会族群的控制，依然没有按照内地般直接进行管理。长期以来形式上的社会控制使得苗疆时常发生针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成为可能：就湘西苗疆这个区域而言，历史上可谓是“叛服无常”，有关记载不绝于史册。这一历史趋势，直至18世纪清王朝，随着中央的力量通过废除土司制度的方式直接抵达了湘西苗疆后才告以结束。尽管叛服无常的历史形势随着这片“化外之地”归流成为“内地”而告终，但是就如历史学者许倬云所言：这些隙地，如边陲地区，更多地方土著的少数族群，他们虽已为“中国”族群的行政单位纳入中国版图，却仍是文化的“他者”。[1]

湘西苗疆作为一个在文化意义上处在边缘的区域，镶嵌于帝制中国所谓的“天下”版图当中，在清朝以来帝国治理湘西苗疆的实践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帝国的士大夫们一面尽心尽力地处理苗疆事务，一面也十分注意记述这些“他者”们的风土民俗。处于湘西苗疆区域内的各级地方政府编撰的地方史志均有专门的篇幅来记述包括今天苗族、土家族在内的各支少数民族，当时任职于当地的士大夫们也会基于自己的亲身观察走访收集资料写作大批有关当地少数民族族群的专论，如：《五溪蛮图志》、《楚南苗志》等。以现代社会科学规范对于湘西苗疆区域的研究始于民国学者凌纯声、芮逸夫所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他们二人特意挑选当时“尚可称民族学工作的处女地”的湘西苗疆进行田野工作，“民国二十二年春夏期间……赴湘西调查苗族……直达凤凰。在凤凰、乾城、永绥三县边境，实地调查及访问关于苗人的一切”[2]，写就了研究湘西苗疆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十分注重将现代科学重视的实地调查资料与有关苗疆的丰富史料相结合，不仅详细记录了当地苗人的族群文化，而且还描绘了一副关于湘西苗疆区域的地方生活画卷。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颇具开创性的观点：在湘西苗疆区域中形塑地方社会文化与波及族群关系的首要因素“在地不在人”[2]。凌、芮两位先生的发现提醒我们注意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及族群关系与区域性的地缘因素之间存在隐秘联系，这说明他们在当时已经预示了当前探讨民族问题的区域转向的理论观照。*需要指出的是，出生于湘西苗疆的苗族知识分子石启贵全程参与了凌纯声与芮逸夫在湘西的田野考察。在两位先生结束考察后，他作为补充调查员，在之前陪同考察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当地人视角，完成了名为《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的民族志，成为第一部关于湘西苗疆的追踪研究。见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二、从认同到关系：边界理论传统流变

20世纪开始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先后经历了民族同化与阶级斗争两大主导范式，二者的理论着眼点均在于国家如何建立以及整合内部他者的宏大社会理论诉求。同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样，湘西苗疆作为汉、土家、苗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的聚居区，长期以来的有关研究多是以具体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这样的研究维度往往固守于单个民族为主体的宏大叙事，较少涉及区域研究的视野，因此对于从地方社会内部了解多民族文化接触与族际关系互动的复杂性有所欠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探索新的问题旨趣，需要拓展原有的理论视野。华人学者王明珂提倡的“华夏边缘”研究是触发中国民族研究空间转向的重要推手。他在同名著作中展示了，中国历史上被诸多自命为华夏正统的中央王朝运用起来，定义自身的“边缘”这一区域概念范畴，如何在源流于先秦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展开变化的轨迹。同时，他的书写注重结合生态边界的自然地理与族群边缘的人文地理的两方面事实，发掘了一套关于中国民族史叙述的边缘理论。因此，王明珂的《华夏边缘》既是一部就华夏的边缘区域演化书写的空间史，又是一个区域视野下对于中国的族群边界的理论性探讨。如这部著作的内容所示，王明珂的理论探讨聚焦在中国历史的宏观层面。不过就如他自己在序言中坦诚的那般，华夏边缘的理论思考具有其来源的微观基础。这就是流行于社会学、人类学界的族群边界理论[3]。为了澄清区域视野带来的空间转向的理论渊源，下面有必要不惧繁琐地对边界理论进行一番追根溯源。

“边界”理论(boundaries theory)通过王明珂的研究越来越成为探究中国族群关系的历史研究所依赖的理论资源。所谓“边界”理论，亦可称为边缘理论。就是通过关注边界的形成与变动来讨论主体的本质与属性为何。简言之，就是提倡通过了解事物边界划定的机制来回答本质为何的问题。该理论的知识论立场也得益于社会科学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认识论革命。其理论命题的前提在于认为探究本质应从探究如何界定本质、如何表征本质入手。具体来说，社会人类学者巴斯(Fredrik Barth)在1969年主持编写的一部题为《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论文集，首先闪现了有关边界理论的思想火花。巴斯的问题意识源自他经由斯瓦特巴坦族群生成问题探究的兴趣*参见巴斯早年完成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认同研究。巴斯.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M].黄健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在他试图解释一个不断流动重组的社区族群的组织方式时，迫使他转换传统社会科学当中对于稳定的具有本质主义倾向的界定族群认同的概念方式，转向当时逐渐兴起的更具关注行动者倾向的博弈理论。博弈意味着边界的生成得益于参与行动的主体间互动。

在巴特撰写的导言中，探讨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族群概念的内涵，面临着如何突破假定“族群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是不连续的”与“社会相关因素如何显性表征其成员资格”的两大难题。当提问者转化问题的思考方向，把族群身份的归属作为族群的关键特征加以强调，则可以解决上述难题。巴斯指出有关族群研究的“调查主要中心就是定义群体的族群边界，而不是群体所附带的文化特质”[4]。定义族群边界就是识别其社会边界：“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与其他群体的成员在互动时仍然保持自己的身份，这就牵涉到决定成员资格的标准和标志成员资格及排外的方式”[4]。因此对于族群边界的关注就会引出社会生活中十分复杂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组织，这有助于研究者理解边界维持的最终形式：一是族群行为上的标志性差异，即持续性文化差异，一是在差异间互动产生的语码与价值观的一致[4]。基于以上认识，巴斯在这部文集中收录了数篇讨论族群分化与融合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涵盖的案例分布于亚非拉各地的族群当中，为边界理论的操作化开启了鲜活的案例，此后边界理论对社会科学讨论族群认同与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影响。

边界理论综合了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界探讨族群问题的理论分歧。社会学著作多以“族群或种族关系”(ethnic or racial relation)为题，以“族性”(ethnicity)为题，大多是社会人类学著作。这反映出两者不同的旨趣：社会学家关心族群作为一个单位与别的单位产生的相互作用，而人类学的问题更为根本：究竟什么是一个族群？这无疑承载着不同学科的性情差异：即社会学偏向“工具论”，而人类学侧重“根基论”。当聚焦中国问题时，王明珂在操作化边界理论时自觉地观照到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种处理族群问题的差异。他在《华夏边缘》一书将历史文献中的族群、族称、族源史料集中起来加以利用，体现边缘族群在历史中的自认同与他认同，以期弥合为了满足先行研究中对于边界的接受而存在“工具论”与“根基论”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的华夏与周边的关系中勘定“华夏边缘”，集中凸显了王明珂将关系性思维注入边界理论的努力。边界理论观照族群间互动，启发王明珂思考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国家如何认知生活于王朝周边的少数族群，以及如何将他们生活的区域定义为边疆的问题。他从族群互动生成边界的过程重新发现中国历史上居于华夏文明中心的王朝通过与边疆地区的互动来定义华夏边缘的历史事实，尝试实现从微观层面讨论族群边界向以华夏边缘的宏观命题为中心的边疆研究的升华。孕育出《华夏边缘》一书主题的前著《羌在汉藏之间》，为读者理解“从边界转向边疆”提供了一个研究范例，王明珂以羌人族群及其所代表的华夏西部边缘的变动来体现他立足于关系性思想来考察中国边疆区域族群历史的关注。*在这个奠定华夏边缘思想的先行经验研究中，王明珂开始构想族群边界与边缘区域的关系。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M].北京：中华书局，2008。

三、扩展边界：从“中间地带”到“中间圈”

王明珂使用画圆的比喻来形象地说明华夏边缘理论：通过画出圆圈的边界线来确定什么是圆[3]。尽管这是在圆心与圆外的关系中界定圆是什么的一种关系性思想，但是存在两个问题：1.定义边缘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核心。当然这正是王先生的问题意识所在，但是解释“华夏为何”的问题本身就是接受“中心与边缘”结构的。2.因为透过边界看到的是边界所区分的两边社会组织差异的时间关系，所以忽视了边界内在作为一个两边差异交织区域的空间自身。借用王先生的画圆比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对巴斯提出的边界理论的扩展认识：要探讨一个具体时空坐落中的族群边界与族群关系，就必须基于这一时空坐落的区域社会，通过某种具有内部性的研究视野，对地方社会的内外结构展开考察。即要求不仅仅是用画出的圆圈作为边界来确定圆形，还应该看到圆形边界是既区分圆内圆外，又联系着圆内圆外的中心，是一个具有中间性的阈限(liminality on intermediateness)。

如何将边缘自身作为一个对象世界，并且发掘边缘世界的中间性？近年来一位在理论界长期并未引人注意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逐渐引起学界重视。在这位曾经的蒋介石顾问的研究中，蕴含着发掘边界的中间性的思想，这就是他对于中间地带的论述。这一论述是在与当时的亚洲内陆游牧社会历史研究的传统对话中逐渐展露的。拉铁摩尔认为亚洲内陆的草原地带的游牧经济是一种人与所处地理环境相适应后形成的社会形态，单一的进化序列观将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分别当作自给自足的封闭世界的观点并不正确。在两个文明之间认为划定的边界的内外存在着一个变动、模糊、交错的“边疆”地区，两种文明就在此处展开互动[5]。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贮存地”(contact zone)概念。在其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他结合历史材料试图说明，以长城为中心的今天中国的内蒙古区域与“贮存地”范围大致相当，它就是草原社会、农业社会、森林社会交错重叠的边缘地带，同时也是东亚不同文明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被人类学家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继承，他把亚洲内陆游牧社会的“社会—政治”组织机制与现代人类学对于非洲、西亚游牧社会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发现了游牧社会的国家政治组织是对外部资源需求过程中与高度组织化国家接触的结果[6]。中间地带思想已经将发生在具体族群间边界——一个微观层次的问题，扩展到国家与地方，甚至到不同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接触的宏观层次上。

在此我们可以对前述理论做一个小结：巴斯的边界理论强调关注族群间的微观互动，王明珂将边界理论的思想运用于处理发生在“中心与边缘”结构间的民族交流促使中华民族形成的宏观历史课题，拉特摩尔的中间地带思想号召“以边缘为中心”，考察族群互动的历史与民族关系建立的机制，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在空间上做了连结。简言之，这些文本闪现的思想火光编织了一条关于边界的理论：族群边界经由华夏边缘的研究，发展至对于中间地带的关注，拓展了原有议题的讨论空间。巴斯的边界理论，王明珂的华夏边缘与拉特摩尔的中间地带思想存在着理论上的连续性，使得今天中国学者对于他们的阅读吸收成为推动民族研究转向区域视野的理论资源。不过在如何将上述从边界到区域的理论认识引入到适用于中国普遍的民族区域，尤其是以其为指导开展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研究，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课题。曾经担任费孝通先生助手的王铭铭对此作出了有益探索，他提出的中间圈思想，可以被认为是华夏边缘理论与中间地带思想的一个综合与提炼，即边界理论的中国化工作。

最初，他在《东南与西南》这篇学术史述论中阐发了边界理论的区域视野引入给理解中国性为旨趣的中国社会科学产生的潜在影响，颇有创见地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在“何为中国社会”这一问题意识上实现突破就在于借助对于边界的思考打破传统区域观的限制，将寻找区域间的关系性连结作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7]。此后王铭铭在《文明在周边》一文中采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块内陆边疆区域为案例对探究不同区域间的关系性连结给出了说明，这个案例是基于费孝通先生晚年深思的“区域文明论”提出的“藏彝走廊”课题[8]。王铭铭认为深入探究诸如“藏彝走廊”一类广布于中国西南、西北边地上的边缘地带对于理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展开说来，把诸如“藏彝走廊”这些“边界”地带视作区域进行研究，就是要超越传统的规范制度视角与倾向于本真性的文化视角——这两种视角集中体现在传统的制度史与民族史的写作当中——借助历史文献的帮助，开展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以边缘区域为中心，重新书写地方社会史。王铭铭指出，以中间圈思想为指导的边界区域研究，在注意区域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区域外部——主要是来自中央王朝的文明过程影响的同时，还要关注不同文明过程间互动对于区域的影响，以及区域内相应的变化。简言之，一个历史中形成的区域为研究提供了纵向时间与横向空间的坐标，在其中，通过上下关系来理解中央与边缘的政治结构性，通过多方互动来理解地方社会内部之间的关联性[9]。在此基础上，王铭铭提出了一种“关系主义民族学”*他以对藏彝走廊研究设想作为例子指出了边缘地区应当成为社会科学反思“小地方民族志”与“宏大区系体系研究”的中间桥梁，成为考察多对社会关系生成的中间地带，这将开启发展“关系主义民族学”的一扇大门。具体来说，“关系主义民族学”的研究内容包括：(1)“走廊”的总体形态研究，包括地理、生态、民族、人文景观的资料搜集与制图；(2)族群互动的历史、口述史、民族志考察、包括对于横向关系(族群间关系)与纵向关系(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上下关系)的考察；(3)物质文化研究，包括流动的文化史、民艺学、文化展示与遗产、旅游的综合考察；(4)现代性与“发展文化”研究，包括地方政权史、教育、公共卫生、媒介、资源利用(森林、水等)的反思性研究。见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86。。中间圈思想为理解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不同族群与文化接触现象提供了一个原生的模型建构。这一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将边界定义为一个具有中间性的世界。

四、中间圈的世界：苗疆走廊与湘西区域研究

在中间圈思想的指引下，王铭铭带领的一批青年学生开展了一系列围绕“藏彝走廊”进行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类学研究，在民族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除此之外，在“中间圈”所描绘的族群边疆范围内，国内的社会科学界也提出相似的议题，共同推动民族研究的区域转向，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岭南走廊”“河西走廊”，以及“古苗疆走廊”，这些区域概念指涉的均是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界地带。贵州大学的杨志强教授基于苗族各个支系在贵州的交织分布与历史迁徙经验提出的“古苗疆走廊”较为值得在湘西苗疆开展区域研究时重视。他的意图在于通过论述近似于中间圈的“古苗疆走廊”来解读贵州苗人社群的明清区域史[10]。此外，他还尝试依托这一概念就贵州苗人的民族形成、认同变迁、族群分类、文化建构等问题展开后续的研究[11]。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在毗邻湖南西部的贵州黔东南地区长期从事的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也是值得研究湘西苗疆区域时引起重视的成果[12]。尽管他没有刻意提倡区域概念，但是他在流经贵州东南部的清水江流域持续开展的地方社会族群历史研究，拓展了对于当地区域中的苗、侗、土家及汉等民族以及族群关系的认知，同时也深化了对于清水江区域的整体认知。张应强的研究自觉践行了边界地带的区域研究视野，展示了清水江流域作为一个中间圈世界的可能。

相比于上述西南民族地区，对于“湘西苗疆”的有关研究，当前主要宥限于历史学的讨论范式[13]，未能贯彻区域转向力主的所谓地方性视角。谭必友完成的一项关于湘西苗疆社区转型的研究另辟蹊径，尝试了在微观层次上还原地方史料所记载的发生在湘西苗疆区域中的多民族社区结构重构的制度过程[14]。尽管他使用了湘西苗疆的说法，但是并没有将讨论的主题“社区重构”放置于区域的视野下审视，也就使得中央王朝对于湘西苗疆地方社会产生的国家影响仅仅成为一个均质化的历史背景。倒是美国学者苏堂棣(Donald S. Sutton)在“Myth Making on an Ethnic Frontier: The Cult of Baidi Tianwang of West Hunan,1715-1996”[15]、香港学者谢晓辉在《苗疆的开发与地方神祗的重塑——兼与苏堂棣讨论白帝天王传说变迁的历史情境》与《帝国之在苗疆——清代湘西的制度、礼仪与族群》[16]两份关于湘西苗疆的民间信仰研究中，有所意识地从近似区域视野来整体把握湘西苗疆的社会文化现象与族群关系问题。由此他们注意到湘西苗疆作为一个边缘区域的基本特征，将湘西苗疆中地方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边界生成与变迁的诸多问题放置于湘西区域所在的边缘与中央王朝代表的中心发生的持续历史关系中加以讨论。

对比回顾上述研究，给予了我们对在以边界理论开辟的理论线索指引下开展湘西苗疆区域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的初步认识。作者认为，湘西苗疆作为内陆边疆的地缘特征与人文历史条件与毗邻的贵州苗疆走廊及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开展具体的研究实践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它们的研究模式，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借助中间圈的模型，结合边界理论的思想指导开展湘西苗疆的区域研究。湘西苗疆的“边界”特征，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次均有所体现。前文对湘西苗疆史地情况的简略回顾已经展示了这片区域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布上具有的中间性与边缘性。它是连结中国东南与西南区域自然与文化的界线，同时，作为一片内地边疆，可被视作华夏边缘的一种特殊形态。湘西苗疆的地势成为东南与西南的天然屏障，星罗其间的汉与非汉族群的分布与其互动却体现了东南与西南的过渡与联系。生活在湘西苗疆的各个族群因其文化上的他者性被定义为边缘，他们的族际边界形塑于中央王朝力量对这个边缘区域社会控制的演变，这就使得湘西苗疆作为单一区域的界线直到晚近王朝的历史中才得以清晰起来。

因此，理解与阐释湘西苗疆的边界特征可以依循以下进路：从由中央王朝界定的边缘族群及其族际关系的内在事实出发，既借助于汉文的外部历史书写，又依赖于本地性的田野知识，了解族群边界的生成变化以及中央王朝操控族群边界定义华夏边缘的过程，以此过程为中心来建立一个整体观的认知，即中间圈的世界，以便克服仅仅以民族为研究主题的外部认知，又能观照到地方社会的内部性视野。中间圈是一个由许多对社会关系编织的网络统一体，多元的文化接触构成这些关系的实质。边界理论启发研究者注意到边界既是边又是界，湘西苗疆的边与界是互为表里的社会历史事实，关于湘西苗疆的地区研究与民族研究在此得到了统一，由此形成了一个将边界作为中心的区域认知视野。以这样的视野指导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将现有的关于湘西地区研究的方方面面整合起来，特别是将散布在前面列出的历史学、民族社会学与民间信仰等诸项研究当中各自的理论观照整合进一个凸显地方性的广阔视野当中，从而扩展与深化对于湘西地区民族问题与族群关系的认识与思考，推动将湘西苗疆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研究。

五、理论对话：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文献回顾来阐述如何采用边界理论推动对于湘西苗疆的区域研究。在接近澄清这一命题之余，作者的探讨似乎有必要更进一步，对于为什么要采取边界理论经中间地带思想的转化形成区域视野来研究湘西苗疆这一多民族相互依存、共同生活的边缘地方加以说明。实际上，关注湘西这一个区域的研究者们需要时刻清楚“为什么”的问题不仅仅是针对湘西苗疆这个典型多民族地区提出的，同时也是针对广布于中国国家版图当中的所有多民族居住的地方社会提出的。湘西苗疆仅仅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对于这里的研究也只是进行一项更为宏大的研究工作的一步。边界理论与区域研究碰撞在一起产生的中间圈思想不断提醒我们，重新理解分布于中国边地的少数民族区域的各种社会关系时首先要注意到国家与地方这一对最为根本的关系，厘清这对关系是处理其他社会关系的前提，也是与来自西方语境中从事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展开理论对话的基点。

在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最富盛名的理论话语权威当属北美的中国民族问题专家郝瑞(Stevan Harrell)。他关注的焦点是有关中国中央权威对于少数民族的教化权力的讨论。在其主编的“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一书的导言中，他借鉴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认为中国的中央对于内部的少数民族的统治与整合依赖于一项持久的文明工程(civilizing projects)，这也是中国少数民族面对国家时双方关系的实质[17]。除此以外，Susan Blum的“Margins and Centers: A Decade of Publishing on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Louisa Schein的“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Thomas Heberer的“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等人的一系列研究[18]也是基于“西方罗马神话式”的社会科学书写模型对于中国民族社会历史或者当代经验所做的理论诠释。海外中国研究的确能够为我们看待中国问题提供不一样的视角，尤其激励中国学人在从事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与对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中难免存有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对偏差的理解。最为激烈的代表作是何罗娜(Laura Hostetler)有关百苗图的研究“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她尝试借助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解释清代国家对于西南，尤其国家进入西南的苗族地方社会的历史进程[19]。尽管使用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思路来解构清代的帝国权威，似乎是在彰显少数民族追求平等相待的主体性，但是这样的历史认知却难免表露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研究视角，从而对于早期现代中国的国家与地方关系作出了误读。

以边界理论指导湘西区域研究，用意正是将湘西作为一个案例，借助以边界为中心的讨论，来深化对于湘西地方社会的认知，以及对于这个地方社会如何嵌入在国家版图当中的格局进行深刻理解。其提倡的研究立场是：一方面，边界之“边”作为湘西民族的区域特征，得到一个苗疆区域进入国家的整体形象认知；另一方面，借助边界深入了解该区域中的族群关系，丰富国家进入地方的引起族群认同与族际关系变迁的认知。简而言之，引入边界理论的湘西苗疆研究的旨趣就是希望将对于湘西苗疆的民族研究定位于发端于边界理论的“中间圈”的区域研究模型之中，丰富对于区域时空变迁理解的同时，展示在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丰富内涵。对于这项工作的目的，西方学界自身也有所觉察，并且在理解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时不断做出反思的努力；就像颇得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文化接触”理论真传的弟子马思中(Magnus Fiskejo)在“Rescuing the Empire: Chinese Nation-bui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0]一文中呼吁关注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者们注重进入中国时空现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那样，时刻重视国家与地方的关系，才能使得从边界理论出发的湘西区域研究不会落入上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解释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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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arrell, Stevan ed.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17-24.

[18] Blum, Susan.Margins and Centers: A Decade of Publishing on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2，61(4)：1287-1310；Schein, Louisa.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J]. Modern China, 1997，23(1)：69-98； Heberer, Thomas. 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M]. M.E. Sharpe, 1989.

[19] Hostetler, Laura.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1.

[20] Fiskejo, Magnus.Rescuing the Empire: Chinese Nation-bui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J].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6，5(1).

责任编辑：刘伦文

2016-12-13

向伟(1985-)，男，湖南吉首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族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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