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爽(中国石油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齐梁是诗歌发展的关键时期，诗歌内容“从古朴典重走向华美轻倩，从情志兼叙和不失风骨走向滥情的绮艳软靡”[1]，诗歌规制则展现出从古体到今体的趋势。此时，人们对诗歌的审美开始了自觉的追求与探索，如沈约与周颙等人开始对声韵进行探索，追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2]，使得艺术的表现技巧趋于成熟和稳定。所以，沈约的诗歌表现出独特的风格特征：重视文学的“缘情”本质，探索诗歌的声律及病犯，由此对诗歌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沈约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投趋时好的倾向，“部分作品情调低下，风格柔靡，艺术上又偏重辞藻、典故、声律等具体技巧”[3]。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与声律理论的发展和当时流行的媚俗倾向有重要关联。

一、初唐沈约诗歌的接受状况

沈约作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注重对诗歌声律理论的探索，其诗风谐婉绮丽、清丽自然且声韵和谐，但也有艳情流靡之作。他创作的诗歌大多表现内容较为广泛，且在齐梁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咏青苔》[4]1652：

缘阶已漠漠，泛水复绵绵。

微根如欲断，轻丝似更联。

长风隐细草，深堂没绮钱。

萦郁无人赠，葳蕤徒可怜。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青苔这种细小的植物，且通过对其生长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描绘，刻画了青苔较为坚韧的生命力并赋予其独特的情感，从而体现出沈约咏物诗笔触细腻和观察力敏锐的特点。此外，沈约诗歌还涉及女子的容貌、服饰以及言谈举止等，如《携手曲》[4]1622一诗中：

舍辔下雕辂，更衣奉玉床。

斜簪映秋水，开镜比春妆。

所畏红颜促，君恩不可长。

鵁冠且容裔，岂吝桂枝亡。

此诗颔联对闺中女子的妆容进行了细致的刻画，“簪”“镜”与“妆”字都形象地表现出深闺女子的柔媚，“促”字也表现了女子对青春容颜易逝的感慨及哀怨之情。然而，正是诗中这种细腻的笔触导致了其诗歌存在精于刻画细微事物而无刚健之风的倾向。

初唐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国内存在着江南士族、山东旧族和关陇豪族等3股各具文化特色的政治力量”[5]，故当时对沈约诗歌的接受展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江南士族的诗歌创作继承了南朝诗歌“体物缘情”的传统，在创作上以吟咏性情为主，这使得诗风呈现出轻艳绮丽的特征。因此，江南士族对沈约的诗歌较为推崇。此外，还有部分由陈隋入唐的诗人，如李百药和杨师道等，其诗歌风格典雅华丽，延续了齐梁诗风柔婉绮丽的特点；加之初唐宫廷宴会众多，歌舞风气较为严重，多描写酒宴场景和宫廷女子的诗作，如《妾薄命》和《火凤辞》，与沈约诗歌中艳情流靡的倾向一脉相承。所以，唐初宫廷诗坛也对沈约诗歌较为推崇，形成一种学习齐梁诗歌的风气，并不断被后人所继承。正如杨炯《王子安集序》云：“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6]

初唐诗坛较能体现诗文倾向的著作当属《艺文类聚》一书。作为初唐一部重要的文学著作，《艺文类聚》用“诗”“赋”和“箴”等字标注用以分门别类，其编撰情况也较能反映和体现初唐时期人们对诗歌的审美追求和接受态度。据前人统计，“《艺文类聚》收录作品较多的分别是：梁简文帝萧纲310篇，沈约228篇，曹植200篇，梁元帝萧绎175篇，庾信114篇，陆机113篇，郭璞101篇，庚肩吾96篇，江总83篇，曹王80篇，傅玄80篇，谢灵运71篇，谢眺67篇，江淹66篇，潘岳60篇，鲍照60篇，徐陵59篇，李尤58篇，刘孝绰56篇，刘孝威54篇，任昉53篇，王粲51篇，傅咸51篇”[7]。由此可见，初唐诗坛在一定程度上对沈约诗歌声律和谐、辞采华丽和笔触细腻的风格的认可和接受。

与之相反，政治环境和政治地位的不同使得山东旧族对沈约诗歌的审美期待与江南士族产生巨大的分歧。魏徵等人的诗风较为刚健，与沈约的柔靡诗风风格迥异，如《述怀》[8]一诗：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此诗一改齐梁绮靡的诗风，展现了诗人在国家动乱之时慷慨赴国的雄心壮志和匡扶天下正义与报答知遇之恩的豪迈心情，字里行间都表达了诗人淡泊名利的志向。此外，魏徵的诗歌多以《五郊乐章》《享太庙乐章》及《郊庙歌辞》为题，反映唐初宫廷祭祀和祈福的内容，与沈约诗歌的内容有较大差异。在诗歌规制方面，魏徵多作古体诗，不受齐梁以来诗歌声律的影响，突破诗歌格律的束缚，情感抒发自由，表达内容广泛。

唐太宗平定天下后，文以治国的思想占据重要地位。而魏徵等人的政治地位较为显赫，大多为辅佐太宗的政治家，其文学思想着眼于扫除齐梁诗歌所遗留的弊端，建立一种与唐初政治和经济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其诗风崇尚刚健古朴，反对只注重声律或辞藻而缺乏社会内容的诗歌。所以，这些诗人的诗歌大多着眼于国家兴衰，与江南士族诗人的宫廷宴会之作有实质的不同。

综上，初唐对沈约诗歌的接受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江南士族和宫廷诗人着眼于单纯的审美与娱乐功能，其诗歌“绮错婉媚”，讲究声律和谐，辞藻华丽，深受沈约诗歌的影响，故对其诗歌也较为推崇。山东旧族则因着眼于政治功能，故而对沈约诗歌进行批判。值得肯定的是，魏徵等人仅是站在政治立场对于沈约诗歌只注重声律规制及无益于政治教化进行批判，但却肯定了其诗歌的部分艺术成就。这种对沈约诗歌的辩证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隋代以来文坛对齐梁文学全面否定的倾向，也对唐初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初唐沈约诗歌被批判的原因

初唐时期，文以治国思想占据重要地位，礼乐文化建设极为昌盛，“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宜父为先奎、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9]。由此可见，贞观年间唐太宗推崇并实施崇儒的文化政策使得儒学兴盛的状态前所未有，与新朝气象相适应的文学也得以构建。所以，总结前代王朝灭亡原因与兴修史书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隋书·文学传论》云：“梁自大同以来，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10]1730魏徴等人认为，自梁大同时期以来，诗歌中所包含的“温柔敦厚”的特质逐渐被轻险之词和哀思之情所取代，而诗歌雅道沦失与淫放轻艳正是导致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所以，以古鉴今，初唐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为新朝荡涤这种亡国之音。在这种文化状态下，沈约诗歌的绮靡诗风显得格格不入，其诗歌中绮靡柔媚的部分自然会被诟病。

崇儒文化政策实施后，儒学在初唐的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初唐史学家对文学内部因素进行重构，表现出注重文学教化而较为轻视诗歌词采的倾向。自春秋以来，儒家便已开始关注“文”和“质”的关系，且对后世的文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陆机《文赋》认为，“理”在文章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也肯定了文辞在文章中的修饰作用；《文心雕龙》“文之枢纽”提倡要遵循儒道，也肯定了儒道是文章的核心；其余篇章中也多有提及“文”和“理”的关系，认为“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延续了理本辞末的思想。到初唐时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理本辞末”的思想愈加深入，反映社会现状和为新朝建立提供积极的影响成为对诗歌的本质要求，而辞藻的修饰则成为诗歌创作的细枝末节。

反观沈约新体诗的代表作，如《别范安成》《洛阳道》和《春咏》等，这些诗歌均在辞藻修饰方面用力，内容多为爱恨情愁的抒发，以《春咏》[4]1650为例：

杨柳乱如丝，绮罗不自持。

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平。

春草黄复绿，客心伤此时。

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

青苔已结洧，碧水复盈淇。

平平仄仄仄，仄仄仄平平。

日华照赵瑟，风色动燕姬。

仄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

襟前万行泪，故是一相思。

平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

这首诗的主旨在“相思”一词，开篇便借“杨柳”的形态比拟闺中女子烦乱与忧愁的心理状态，并用春草颜色的更替表现季节的变换，反映出闺中女子等待时间的漫长。整首诗深入刻画了女子的服饰和内心感受，表现了深闺女子对于爱情的期冀和无奈。

沈约《春咏》一诗在声律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虽存在“犯孤平”等声病，但其平仄句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近律诗的创作规制，也正体现了沈约诗歌在声韵方面的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当沈约诗歌中辞胜于理时，诗歌未能反映社会内容，那么辞的存在也就显得较为单薄，尤其在初唐这种特殊的文化政策下，儒家质朴且富有教化意义的诗歌较为盛行。所以，沈约诗歌中那些内容低下、重视辞藻且精于修饰的诗歌就被初唐诗人所诟病。

三、初唐诗歌声律与风骨的融合

初唐时期，唐太宗致力于构建与新朝所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在批判沈约诗风的同时，魏徵等人也构建了相应的诗歌理想样式。魏徵《隋书·文学传论》曾说：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官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0]1729

魏徵提倡文质兼备的文学，既不能过于偏重“文华”，也不能过于偏重“理深”。所以，他对只注重辞藻华美的齐梁文风持一种辩证的批判态度，认为诗歌应该取南朝之华美与北朝之意理，从而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

魏徵所主张的“文质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纳为“南北融合”，即南北代表了不同的文学特质：北方注重义理，推崇质朴敦厚的文学风格；南方追求词采的华丽，具有柔媚绮靡的文学特质。两者相互融合，取南北文学之精华，便可将文质结合，也能使质朴和绮靡两种文学风格中和，从而为初唐找到一种合适的诗歌理想样式。“文质结合”与“南北融合”所追求的诗歌本质都是诗歌的声律和风骨的融合，两者一为形式，一为内容，相互融合才能达到诗歌所追求的完美境界。但声律兴盛时，沈约诗歌多描写细微之物和闺中女子的愁思，而初唐诗人关注诗歌的政治功用，故对沈约这种咏丽物与写艳情的诗歌极为批判，加之理本辞末思想盛行，所以对其声律形式也极为反对和排斥。随着诗歌的发展，初唐诗人逐渐意识到诗歌的声律与风骨可以同时具备，其诗歌创作也展现出两者融合的倾向。

元人方回《瀛奎律髓》曾记载：“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11]由此可见，陈子昂并不排斥声律，且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赞扬东方虬的诗歌“骨气”和“音情”兼备，达到诗歌较为推崇的境界。此外，陈子昂提倡风骨与兴寄，推崇刚健朗练的诗歌风格，为初唐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至此，初唐两种不同倾向的诗人在声律与风骨以及言志与抒情等方面相互借鉴，逐渐走向了融合，使得魏徵“文质斌斌”①的文学愿景在唐代文学的发展中成为现实。

综上所述，初唐时期对于沈约诗歌的接受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江南士族和由陈隋入唐的诗人延续了前朝诗风，在诗歌创作上接受了沈约诗歌“体物缘情”的特质；而山东旧族则着眼于诗歌的政治功用，在内容低下与精于辞藻修饰等方面对沈约诗歌进行批判，这与初唐崇儒文化政策和理本辞末思想息息相关。不仅如此，初唐诗人在批判沈约诗歌的同时，也为初唐时期构建了适合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诗歌理想样式，使得诗歌逐渐走向声律和风骨的统一。

注释：

① “文质斌斌”出自魏徵《隋书》，意指文学作品形式与内容两者兼顾，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意界。

[1] 赵敏俐，吴思敬.中国诗歌通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09.

[2]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79.

[3]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7.

[4]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9.

[6]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931.

[7] 唐雯.《艺文类聚》《初学记》与唐初文学观念[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3(1)：77.

[8] 彭定求.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41.

[9]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941.

[10]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