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敏 朱 锋

冷战后，美国实施核政策的目的从防核扩散、保持相对的核威慑优势，发展到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维护地区稳定。美国应对拥核国家的方法多样化，政策实施评估效果不一，主要有：通过谈判促使拥核国家自动弃核的“独联体模式”；通过双向单边行动来达到彼此都同意的共同目标的“利比亚模式”；以军事打击为必须手段，实现政权更替的“伊拉克模式”；通过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或外交孤立政策，使其内部政权崩溃或诉诸外交谈判来实现最终弃核目的的“伊朗模式”。

从2006年以来，朝鲜不断进行核试验，已成为全球第9个实际“拥核”国家。同时，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关系紧密、日益融合。以“政权更迭”方式的朝核解决途径，需要付出极大代价且未必成功；而使朝鲜去核的努力又因相关各方的各种博弈不断进入困境。随着2017年9月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以及频率密集的导弹发射试验，朝鲜半岛进入第三次核危机时期。面对朝鲜咄咄逼人的挑衅性举动，特朗普政府重新审视其朝核政策，美国迎来了又一次朝核战略转型期，朝核问题和朝鲜问题的解决再次进入新的历史考验的关键时期。

2017年6月2日在新加坡召开的第16届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特别安排了主题为“亚太核危机”的闭门会议，对此进行磋商讨论。这反映了朝核危机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朝核问题历经20余年的博弈，正日益走向复杂化。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朝核政策的走向和举措、新的朝核危机爆发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未来亚太安全局势的趋势，都需要冷静观察、认真分析、妥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