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耀会

DONG Yao-hui

河北地质大学 长城研究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

Hebei GE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31

长城意义、定义及相关概念再认识

董耀会

DONG Yao-hui

河北地质大学 长城研究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

Hebei GE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31

论文解读了长城在中国古代史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长城从产生到发展，绝大部分时间都与解决人类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面临生死存亡、构建社会秩序、传承和发展文明）息息相关。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长城界定为：长城是中国古代由连续性墙体及配套的关隘、城堡、烽燧等构成体系的军事防御工程。此外，论文还对与长城有关的相关概念如长城区域、农耕和游牧进行了重新认识。

长城研究；长城区域；农耕和游牧

长城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①经国家文物局认定，截至2012年6月，中国历代长城遗迹总长共有21 196.18千米。②长城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1987年被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③。对长城的意义及长城定义进行解释，是目前长城研究所面临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对长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对长城定义及相关的长城区域的界定，可以认识长城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对中国的重要性，解读长城在中国古代史中的作用和影响。

长城最早修建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修筑长城相互防御。公元前4世纪，自燕、赵、秦等诸侯国始，至此后的秦、汉、明等中原王朝及北魏、北齐、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为了防御北方游牧势力修筑了长城，修建长城的目的由诸侯国间的互相防御，转变成为保护农耕地区,调整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之间的社会经济秩序。

一、长城的意义

长城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长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社会和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类始终面临生死存亡、构建社会秩序、传承和发展文明三大基本问题。长城从产生到发展，绝大部分时间都与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

生死存亡是人类社会要解决的第一大基本问题。长城作为防御体系，首先解决了农耕民族的生存问题。长城的修建使农耕民族在一个有安全保障的空间里从事农业生产，尽量避免受到外界的侵扰。

种植农业是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是在由渔猎、采集向农业定居生活的过渡中形成并发展各自的文明。在古代中国，农业始终是立国之本，对中原政权来说，保护农耕就是保护国家命脉。

古代中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北方的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南方的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自古就是重要的农业产区。华北平原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起源地，从辽金时期开始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关中平原农业生产十分发达，从西周到唐代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长城的作用之一，就是直接保障和影响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并间接保障和影响了长江中下游平原。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谈到游牧民族的发展时也间接评价了长城对中国农耕地区的保护作用，认为有效的中国长城防御使得游牧民族只能向西发展。他说：“攻不破中国长城，或者遇上障碍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往往使游牧民转而西进。接二连三的入侵犹如不断向西的一连串冲击波，最终使游牧民涌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1]

构建社会秩序是人类面临的第二个基本问题。长城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合作发展、寻求双赢或多赢的平衡空间，提供各利益主体为自身发展追求利益而互相排斥、对抗甚至争斗的场所。长城为利益主体提供了适宜生活的环境，使人类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之中建立起各种法规制度，构建起有目的地进行文明发展的社会秩序。长城调整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减少了双方发生战争的次数，相对解决了不同文明冲突问题。

在秦汉时期，农耕政权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游牧政权的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万里长城，主要是在农耕民族向北扩展之后，规范、协调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

长城地区农牧民族有序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也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翁独健曾指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越来越接近，从而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这乃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2]

传承和发展文明是人类面临的第三大基本问题。长城自产生之始，就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长城保障了中华文明按照自身的轨迹延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记载和文化传承，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

政治的统一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中国古代史从部族到诸侯，从诸侯到天下一统，社会形态始终在不断地分裂与统一的过程中交替进行。统一是中国历史上有实力政权的强烈追求，也是中国人历来具有的独特心理意识。

中国古代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始终是稳定性很强的农耕经济。相比之下，古代欧洲的农耕经济不够发达。因此，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诉求，远比世界其他民族要强烈得多。

中国历史上影响大的秦汉长城、隋代长城、明长城，都是在实现长城以内农耕地区的统一之后修建的。即使是北魏、北齐、金长城，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成为北方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之后所修建。

中国秦汉长城修建和使用的同时期，欧洲也修建了长城。在古代文明开启之初的公元前1 000年—公元前500年，欧亚大陆东西方有着非常相似的特点。欧亚大陆上的几个强大帝国的疆域，由原来只在各自所在区域的大河流域内活动而向外扩张，形成了秦汉、罗马、贵霜、安息等强大的帝国。“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1]

罗马帝国与秦汉王朝同样处于政权强大的相对统一时期，不约而同地采用修建长城的方式，来加强边疆地区防御。2世纪古罗马的边界防御设施——罗马边墙（Roman Limes），属于与中国长城相同性质军事防御工程。罗马边墙全长超过5 000千米，从英国北部的大西洋海岸开始，贯穿欧洲黑海，延伸至红海和整个北非大西洋沿岸。④罗马帝国以罗马边墙划分与自由日尔曼族的边界。

罗马帝国的统治，对外省份的统治者主要是通过地方军阀家族以及那些表示臣服的当地政治势力来实现。罗马统治者对外省失去统治力时，外省的实权拥有者便纷纷独立，发展成众多的独立国家。罗马帝国依靠军事征服保障下的法律进行管理，缺少中国文化中对统一的追求和行之有效的郡县等政治制度。所以，随着罗马帝国的军事解体，政治的统一也就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自然不再有修建长城的必要了。

与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不同，秦汉王朝向全国推行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长城保证了郡县制的实行，为国家政治统一提供了基础，进而保障了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今天，长城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以历史悠久，工程浩大，气势磅礴而著称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城重要节点、段落相继被国务院及省、市、县多级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法实施保护。

二、长城的定义

对长城的定义，许多研究者提出过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这些定义虽然有差异，但较为一致的是大家都认为，长城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长城与其他军事防御工程有着两个本质区别：一是长城建筑体量的长；二是长城防御体系与其他军事防御工程相比具有非常大的纵深。

近现代学者中，侯仁之对长城的定义最接近长城的这两大本质。他定义为：“长城是针对相对固定的作战对象，按照统一的战略，以人工筑城方式加强与改造既定战场，而形成的一种绵亘万里，点阵结合，纵深梯次的巨型坚固设防体系。”[3]

总结前人的成果，我们把长城界定为：长城是中国古代由连续性墙体及配套的关隘、城堡、烽燧等构成体系的军事防御工程。

此定义，依然是对作为军事防御工程，长城防御体系的主体是连绵的墙体，由关隘、城堡、烽燧等与墙体按特定结构方式组合而成一个有机防御体系而言。长城本身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和层次性的特点，其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具有相互维系而构成有机整体的特性。长城整体的防御功能，并不简单地等于各子系统在孤立状态下功能的总和。

长城虽然是用一条有形的防御线，将农耕与草原社会分割开来，但千百座连通长城内外的关隘，又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长城自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作为防御体系首先要和被防御的一方构成联系，其次要与周围环境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

正确理解长城的定义，首先要认识两个概念。一是要认识长城区域，长城分布地域范围广，经过历代的建设和增筑，长城遍布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二是要认识长城是调整农耕和游牧碰撞与融合的措施。

三、长城的相关概念

第一个概念——长城区域。修建长城和长城所保护的农牧交错地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带。历史典籍上常见“北边”“北疆”等称呼，多数指的是与长城有关的区域⑤。从历代长城发展的总体情况看，长城建筑体从东到西呈带状分布。这就决定了以长城为中心形成的长城区域同样呈带状。现代学者常将这一地带称为长城区域、长城沿线、长城地区或长城地带。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将长城区域称为“长城边疆地带”。通过研究长城及其周边区域，他认为长城边疆地带是“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4]。拉铁摩尔对长城区域的考察，特别注意长城内外及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注意这一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

林沄将长城区域称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5]从这个立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地理概念的长城地带，包含了不同经济类型及不同文化的族群相互交流的特点。

史念海认为，春秋时期农牧两种经济类型的过渡地带，走向从今陕西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达于黄河之滨，由龙门山下东越黄河，经山西屈县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北，东南绕今盂县南，东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东麓，过燕国都城蓟之北，东南达于渤海之滨。[6]

尽管不同学科在研究长城区域的情况时使用的名词不完全一致，所涉及的区域范围也略有差异，但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长城区域是农牧交错地带，与应对农牧两种经济类型的发展和交流有着密切关系,并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正如拉铁摩尔所说：“长城一带既是中国辽阔边疆的缩影，也是反映中国历史的视窗。”[7]

以拉铁摩尔、林沄为代表的中西方学者，密切关注长城区域时间、空间及活动在不同空间的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长城区域多数地段与农牧交错地带基本重叠的特点。农牧交错地带即农业和牧业的过渡区，在这一地带内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界线并不十分明确。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范围很广，其“分界线是从东北斜贯西南，即是从东北的大兴安岭东麓—辽河中上游—阴山山脉—鄂尔多斯高原东缘（除河套平原）—祁连山脉（除河西走廊）—青藏高原的东缘。”[8]东西横跨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新疆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历代修建的长城，基本上就位于这个区域。

长城区域与农牧交错带基本重合，是历史与自然双重因素共同作用和互相影响的结果。在农牧交错带，人们可以选择农业或牧业作为其主要经济类型。一般来说农牧交错带以北的人们越来越趋向选择牧业；而农牧交错带以南的人们，则选择农耕种植者占有绝对优势，这是人类适应自然的结果。随着这两种经济类型的区分，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族群，并进而产生出不同统治体制和政权。这些政权组织，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和需要，选择相应的制度以维护对其族群的统治和管理。

以农业立国的政权，往往在最大限度地开疆扩土之后，选择维护既有的成果，而不是将帝国无限扩大到无回报或者少回报的区域。这决定了农耕政权会往北争取土地，但不会无限制的向北拓展。“农牧交错带两侧不同的政治经济集团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状态，为生存空间而竞争、争斗甚至合作。”[9]

在中国古代，受自然环境变化和长城内外政治势力的强弱变化的影响，东北、华北和西北绝大部分长城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段，农牧交错带、农牧分界点并不一样。

除自然变化的影响外，各时段长城区域的具体位置与长城两侧政治势力的强弱也有较大的关系。农耕政权强大时，修建的长城相对更靠北；游牧势力强大时，修建的长城一般会南移。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耕政权的管理区域，进而影响到长城的修筑位置。秦始皇长城位于战国燕长城以北，向北推移的纬度约有10分，而汉长城更在秦长城之外。金界壕与秦长城相比，其地理位置修建得更靠北，明长城则向南退移了很远。

中国古代长城，除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用于相互防御外，其余多为定居的农耕政权用于防御游牧政权，构建起农耕与游牧政治和经济秩序。

对农耕经济来讲，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对土地的占有和利用；对游牧经济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样是在于迁移游牧区域的控制权。两种经济在农牧交错带的相斥性，决定了修建长城调整农牧关系及构建政权的意义。

农牧分离及对抗和交流，对于长城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在距今5 000多年前，长城地区的原始农业逐渐开始占有主导地位，采集、渔猎等经济类型只充当辅助生产手段。在距今3 500～3 000年前，畜牧业才逐渐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随着马具的广泛应用，游牧民族逐渐形成并不断地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游牧经济类型。韩茂莉认为：“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因此畜牧区的形成与扩展过程，也就是农耕区的退缩过程；从距今3500～3000年前畜牧业向东、向南甚至向西开始其扩展过程，农耕区在相应方向的退缩始终与之相伴，这样的退缩过程一直持续到汉代。”[10]

第二个概念——农耕和游牧。农耕与游牧有三层意思，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决定了长城内外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二是指以这两种不同经济类型为生产、生活基础的不同民族，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这其中包括，这些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来的文化与文明。第三是指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实际上发生在长城内外的大规模冲突，主要都是不同的政权之间利益与力量的角逐。

游牧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游牧民族生活在大草原，放牧和狩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牲畜是他们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各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同而彼此有所差异。中华文明起源中心的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土壤易于耕作、水资源丰富，率先进入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阶段。灌溉技术的出现，使农业走上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推动了政权组织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并促使较强大的政权组织开始了活动区域及势力范围的扩张。

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处于对峙状态下，定居的农耕政权沿着传统的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防御游牧势力的南下。秦汉以来，游牧政权持续南下对长城以内的农耕社会构成巨大的威胁，其中经历了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保境安民成为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的关系，也是边疆史研究重点之一。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以农耕政权及社会为本体，游牧政权及社会多处于客体的地位。

国外的史学研究则相对能较为客观地处理这个问题。拉铁摩尔认为，正像专门化的农业文明一样，游牧文明也是畜牧经济高度专门化的产物，二者并无优劣之分。中国的边疆问题源于汉地社会的农业文明和草原社会的游牧文明的交汇、碰撞与冲突。二者的互动，既有农耕民族的向北扩展，也有游牧民族的南下。农耕文明自产生之后，就向外有选择地扩张，先是顺黄河进入中下游平原，而后向南发展到淮河流域。只有农耕经济向北扩张遇到了与农耕地区迥异的地理环境，这是一种只能发展异质文化的“硬”边界。[4]

拉铁摩尔还认为“汉族以农业发达的河谷及平原为根据地，少数民族则以农业较差，不能灌溉或者需要高度技术才能灌溉的山地为根据。”[4]这造成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生存环境的优劣差异，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强大之后不断寻求向中原地区发展的原因之一。

为了实现长城防御的有效性，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始终在长城地区反复的拉据中寻找双方在势力空间上的均衡点。长城防御的层次性，表现了长城地区社会空间格局的状况。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控制范围的变化，促使长城防线南北推移，促进了农耕与游牧的文化交流。

一般时期，游牧政权组织的对农耕地区的进攻，并非是要推翻农耕王朝的政权，成为农耕地区的统治者。游牧政权对农耕地区的军事进攻或威胁，其目的多数时期是向农耕地区掠夺财物及人口，以补充草原地区的匮乏。

解决以牧业为主的草原社会所缺乏的生产、生活必须品，可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抢掠，一种是贸易。如果抢掠能够成为一种常态，贸易的秩序就很难构建起来。另外，在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游牧政权南下也有寻求更好、更大的生存空间，以期获得更多贸易与抢掠机会的目的。进而，也就有了建立北方乃至全国统治政权的需求。

注释：

① 此文为《中国长城志》总述的一部分，《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26日—2月23日曾节选连载。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网：《长城保护宣传暨长城资源调查和认定成果发布活动举办》，2012年6月7日，http://www. sach.gov.cn/art/2012/6/7/art_1662_110760.html。

③ 1987年12月，长城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IV)(VI)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约公元前220年，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将修建于早些时候的一些断续的防御工事连接成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用以抵抗来自北方的侵略。在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又继续加以修筑，使长城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军事设施。它在文化艺术上的价值，足以与其在历史和战略上的重要性相媲美。

④ UNESCO: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http://whc. unesco.org/en/list/430。原英文为：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The “Roman Limes” represents the border 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at its greatest extent in the 2nd century AD. It stretched over 5,000 km from the Atlantic coast of northern Britain, through Europe to the Black Sea, and from there to the Red Sea and across North Africa to the Atlantic coast. The remains of the Limes today consist of vestiges of built walls, ditches, forts, fortresses, watchtowers and civilian settlements. Certain elements of the line have been excavated, some reconstructed and a few destroyed. The two sections of the Limes in Germany cover a length of 550 km from the north-west of the country to the Danube in the south-east. The 118-km-long Hadrian’s Wall (UK) was built on the orders of the Emperor Hadrian c. AD 122 at the northernmost limits of the Roman province of Britannia. It is a striking exampl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 military zone and illustrates the defensive techniques and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of ancient Rome. The Antonine Wall, a 60-km long fortification in Scotland was started by Emperor Antonius Pius in 142 AD as a defense against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 It constitutes the northwestern-most portion of the Roman Limes. 本书为全书统一，“Frontiers”“Limes”采用“边墙”或“长城”的译法。

⑤ 用“北边”来记载的相对较多，《史记》中便有10余篇近20处，如《史记》卷88《蒙恬列传》记载：“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用“北疆”来记载的相对较少，如《汉书》卷100下《叙传下》记载：“绾自同闬，镇我北疆。”

[1]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 吴象婴,梁赤民, 董书慧,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76, 71.

[2] 翁独健. 论中国民族史[J]. 民族研究, 1984(4): 8.

[3] 侯仁之. 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M]//中国长城协会. 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334.

[4] 欧文·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 唐晓峰，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163, 206-207, 224.

[5] 林沄. 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M] //〈燕京学报〉新第14期.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5.

[6] 史念海. 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M].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1: 536.

[7] 章永俊. 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J]. 史学史研究, 2006(2): 68.

[8]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 中国农业地理总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0: 286.

[9] 魏琦. 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性评价与生态治理研究——以内蒙古林西县为例[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0: 3.

[10] 韩茂莉.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J]. 考古, 2005(10): 58.

（责任编辑：吴 星）

Re-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Wall’s Meaning, Definition and Related Concepts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 Great Wall in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concludes that from generation to development the Great Wall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lve the three basic problems faced by mankind (facing life and death, building social order,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civilization). Based on previous achievements, the Great Wall is defined as: the Great Wall is the ancient military defense project constituted by the continuous wall and the relative passes, castles, beacons and other systems.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lso reviews the as the great wall region, farming and nomadic.

research of the Great Wall; Great Wall region; farming and nomadism

G07

A

1007-6875(2017)01-0128-05

��日期：2016-12-03

10.13937/j.cnki.hbdzdxxb.2017.01.016

董耀会（1957—），男，河北抚宁人，教授，著名长城专家，现任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20余年来，一直致力于长城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并为长城的保护、维修、宣传和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著有《明长城考实》《长城纵横谈》《长城》《长城万里行》《秦皇岛历代旧志校注》《瓦合集》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