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杭，蔡经汉

(黎明职业大学，福建 泉州 362000)

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首要贡献就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培养、输送各类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高职院校的基本定位。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又限定人才培养必须在专业的框架下运行。因此，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合理性已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甚至是各级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包括学生、家长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关注点。高职院校必须建立适应产业发展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这既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高职院校自身的要求，也是行业企业的要求。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应恰当地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特点与诉求，才能构建合理的预警及动态调整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问题的探讨在2000年之前极少。在中国知网上以“高职”和“专业设置”两个关键词查询相关论文发现，2000年仅有3篇，以后逐年递增，2013年达到94篇，2014—2016年，每年70～80篇左右。这些研究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问题的讨论极为全面，涉及内容从高职院校专业现状的分析[1-2]、设置的原则[3]，到与区域经济、产业对接[4-6]，再到如何动态调整[7-8]，以及预警机制的构建[9]等。

但目前，对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中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仍较为匮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多数研究集中于论述高职院校如何根据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来设置和调整专业，更多是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未能进入较为微观的层面，没有就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相关利益群体进行具体论述。部分研究虽然在探讨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时也涉及教师、学生、企业，却不是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进行考虑。而正如周红莉[9]所指出的，高职院校是与政府、学生、家长、企业、行业等多方面力量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合体，专业设置预警机制必须能够满足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利益相关主体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虽已被应用于分析高职教育各方面，如校企合作(共建课程、师资、实训基地)及内部治理等，但被应用于探讨专业设置问题者则极少。当前，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高校专业设置中利益相关者问题进行研究者仅见本科高校，且数量也极少，还未见对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与本科高校相比，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有其独特性，特别是要充分对接产业发展，要高度符合市场人才需求等，涉及利益相关者更多，但由于较未受到社会公众重视，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大多只是先由学校管理者自身决定，再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即可，其他各类利益相关者影响力极其有限。当前，高职院校招生工作面临挑战，形势更为严峻，更需要利益相关者作用的充分发挥。

故而，本文将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问题进行剖析，以促进高职院校更好地预见专业发展态势，并对不利状况进行预警，及时对专业设置进行动态调整。同时，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也能够促进专业优化设置，避免因专业的同质化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更好地符合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

二、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中的利益相关者

(一)高职教育利益相关者定义及其分类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认识与研究各类型组织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根据Freeman[10]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者被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所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在高职教育领域，学界认识到高职院校就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11]、一个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组织机构，甚至可说是一个以高职院校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利益相关者就是那些对高职院校专业有特别兴趣，关心高职院校专业如何设置，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群体。高职院校在校学生、毕业生、学生家长、教师、管理者，以及招生部门、就业部门、就业单位、合作企业、政府部门，还有其他高职院校、相近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构成了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时类型不一、作用各异的利益相关者群体。

为更好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学界就利益相关者如何划分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分类标准。一是采用相对客观的标准，例如根据利益相关者所处位置将其分为内部与外部，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等身处高职院校内部，而社会公众、教育出资人、同类型其他院校、企业、政府、社区、媒体等则身处高职院校外部。此外，研究者还根据有无契约、提供何种类型资源(或资本)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划分，这些同样是相对客观的标准。例如，黄浩岚[12]就按资本形态将高职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分为物质资本利益相关者、人力资本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和生态资本利益相关者四大类。二是采用相对主观的划分标准，这里又可以按维度分，例如罗索夫斯基[13]按密切程度这一单维标准将高校利益相关者划分为重大、一般及边缘3个等级，而李福华[11]则将高校利益相关者进一步细分为核心、重要、间接、边缘4个等级。通常认为，教师、学生、政府都是高校的重要利益相关者。Mitchell[14]进一步引入多维因子作为划分标准，这方面国内也有诸多学者采用，例如高伟等[15]采用了重要性和影响力的二维划分标准，胡子祥[16]采用了合法性、权利性和紧迫性的三维划分标准。

此外，高职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是动态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利益相关者的属性是变化的。胡赤弟和田玉梅[17]、黄浩岚[12]均认为，对于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更应当动态地、定量化地进行分类 ，从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期望。这对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问题来说也一样，特别是在当今产教融合的新背景下，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属性均有一定的变化，必须动态加以考查。

(二)各利益相关者的一般作用

通过分类分析发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与高职院校的互动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宋婷等[18]认为，由于社会角色和价值实现追求不同，主要利益相关者对高职院校存在不同的价值诉求；同时，高职院校对主要利益相关者也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并且对不同利益诉求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双向利益诉求形成高职院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在本科层次，王海洲和徐立清[19]探讨了本科专业设置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认为必须构建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专业设置，监督专业设置的机制，形成利益相关者能够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利益的方式和途径。虽然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有所不同，但同样应该引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如胡赤弟和田玉梅[17]所指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经历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利益相关者参与” 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3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总的来说，就是各方要发挥作用。但目前正如李福华[11]指出的，我国大学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利益相关者角色定位模糊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越位、高校错位、社会产业界缺位和大学生的失位。国外学者纽曼[20]认为，从组织成长的角度看,学校内外部合作是学校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博克[21]甚至建议高校应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建立“以他方为中心”的参与模式。可见，对高职院校来说，其专业设置显然不应仅仅由内部利益相关者单独决定，而应该是由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问题有关的内外部重大利益相关者共同决定，使他们的诉求都得到合理的体现。

三、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中的重大利益相关者

(一)内部重大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从高职院校内部来说，教师、学生是构成一个专业的主体，也是专业设置问题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师生的满意度是一个专业实力的最终体现。

1.利益共同体视角下的教师

教师与其所属专业可说是完全的利益共同体。教师是专业教学的主体，一个专业的设置必须有足够的合格师资，而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更是一个优秀专业的必要条件。专业的发展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专业是教师发展的平台，教师也关心专业的设置与发展问题。高职院校专业的动态调整对教师事实上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产教融合发展的新视野下，一方面专业师资队伍不仅包含学校专任教师，还有来自企业的技术骨干；另一方面，专任教师不仅是在学校任教，还通过双向互聘等方式进入企业，为企业服务。

因此，必须从一个专业发展的视角去考查教师的诉求。既要考查专业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更要高度重视教师在一个专业发展过程中的心理体验，包括教师的职业倦怠[22]、工作满意度[23]等。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师工作绩效的提高和教师队伍的稳定，最终影响专业的竞争力。

2.个人发展视角下的学生

在校学生是学校内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员。2016年教育部令第41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特别重视这一点。2016年开始的大学章程制定也特别强调学生的自治及学生的责权利。专业满意度与就业信心具有紧密联系，朱艳和蔡经汉[24]据此建议应该将专业满意度纳入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从而更好地协调学生个人层面的诉求与学校的办学行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使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学生还是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中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专业学习体验，也是专业建设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5]。在这种情况下，应重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学习动机、满意度等。同时，在产教融合发展的新视野下，高职院校学生可能不仅仅是学生，也是企业的学徒，因此，专业设置与学生就业具有更紧密的关系，高职院校必须将学生的诉求作为专业设置的重要指标，学生不认同、不满意的专业就应考虑取消，学生的专业选择权也应该得到重视。

(二)外部重大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关系最为紧密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为政府及相关高职院校及应用型本科高校。政府对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具有完全决定权，而相关高职院校及应用型本科高校则是直接的竞争者，同样对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产生极大影响。

1.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的政府作用

以往，在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申报管理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具有最终审批权，但一般只是进行备案及总量控制，没有通过有效的专业评估来监督各院校专业设置的合理性。专业设置合理性的论证都是各校自行完成，这往往导致专业重复设置，专业点扎堆等问题的产生。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更加适应经济社会需求。调整完善职业院校区域布局，科学合理设置专业，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的机制。”因此，地方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发布经济社会需求信息，特别是产业人才需求信息，引导高职院校更好地调整专业设置。对此，政府一是要推动专业评价，同时转变职能，做到 “管”与“评”分离，委托第三方实施“评”的功能，使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建立在对专业质量合理评价及掌握的基础上。二是要掌握好各专业的进口和出口两端，即牵头组织人才需求调研和就业情况调查(尤其是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强调专业与产业对接，政府对产业的发展信息要有足够了解，并以此来要求高职院校调整专业)，以更好地进行专业设置的总量控制。具体包括：做好统计和深入的数据挖掘工作，给出明确的专业布点信息，并进行一定程度的预警，从而避免各高职院校盲目开设专业的情况。

2.专业集群、协同发展视角下的其他高职院校

由于存在专业竞争关系，在专业设置问题上，同一地区的其他高职院校也是重要利益相关者。当视角限于某个地级市或相当的一个局部区域时，这种利益关系就更加显著。当高职院校开设某一新专业时，若本区域内已有其他院校设置了同类专业，且为优势专业，那么举办该专业的合理性如何体现？显然，各高职院校在开设或调整专业时有必要且应该认真考虑同类院校的专业设置情况。高职院校之间应建立合理的沟通机制，加强彼此的协作。同时高职院校应在协作基础上，配合地区产业集群或产业链的发展，合理安排专业，从而形成地区专业集群与地区产业集群的密切耦合，使各高职院校专业做到协同发展而非恶性竞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型，积极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这也在提醒我们，在研究产业转型下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问题时，还应注意与可能转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协同问题，在考虑不同学历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及人才需求差异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区域内高职院校及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整体专业布局。

(三)同具内外属性的重大利益相关者

在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问题上，校友和企业曾经只是外部利益相关者，但随着时代变化，他们已同时具有内外属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的校友正日益发挥着远超过以往的重要作用。与以往不同，在产教融合背景下，企业(尤其是开展深入校企合作的企业)也已进入重大利益相关者行列。

1.校友

校友和高职院校之间存在双向利益诉求关系。一方面，校友是学校潜在的捐款者。事业成功的校友往往会积极“反哺”学校，甚至加入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参与学校治理。从某个专业毕业的校友对自己的专业有一定感情，倾向于学校能将这专业办下去。校友也期盼学校及其所曾学习的专业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因为这也能对他的职业发展产生正面影响。

另一方面，学校也对校友有强烈的诉求。首先，校友的满意度会影响学校和专业的声誉，学校需要校友在教育主管部门或第三方组织的各类满意度调查中发挥作用。其次，学校也希望校友积极参与办学实践。其中，捐款只是最低层次的参与，学校更希望校友参与教育教学，例如现身说法为在校生指明职业生涯发展路径，或将工作中遇到的困惑或新的经验带回学校，使教师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从深入的共同治理角度看，学校迫切希望校友为学校、专业发展献计献策。学校希望校友加入校友会，开展校企合作；加入学校董事会、理事会及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等，共同治理学校或专业。

2.产教融合背景下的企业

高职院校的专业人才培养离不开企业的参与。2006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确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十二字方针，校企合作单位成为学校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但企业的利益更多是停留在用人单位及提供实习实训场所的角色上。具体到专业设置问题上，原来企业仅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并没有太多参与到学校的专业设置中。最初，企业在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利益相关者的初级阶段，仅提出人员需求，吸纳毕业生；在参与阶段，企业则可提供实习实训场所，反馈人才需求标准，甚至是提供兼职教师直接授课。在共同治理阶段，则是共同考虑专业的发展前景，并承担协同育人功能，甚至形成“契约合作、利益分成、风险共担、资源共享”的校企合作共同体。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产教融合后，高职院校专业的实施主体将实现双元化，即学校和企业同时成为实施人才培养的主体。企业也从原本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转化为学校的内部利益相关者(如在订单培养、校中厂、厂中校、现代学徒制和二元制等合作领域)。另一方面，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将从学校众多利益相关者群体中的一员上升到核心地位，学校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将围绕产教融合实施的主体——企业产生新的关系。

四、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高职院校专业调整机制的构建

目前，针对高职院校专业调整机制，学界已有一定研究，其中史秋衡和陈萦[26]提出的信息获取、匹配、决策三阶段式高职院校战略制定框架对于专业设置与调整问题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根据该框架，可采用PEST(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宏观环境的分析)、SWOT态势分析矩阵和BCG(规划企业产品组合方法)矩阵等对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问题进行分析。但是，史秋衡和陈萦的三阶段框架更倾向于宏观方面的考虑，对利益相关者的倾向与意见重视不足，因此可作一定改进：一是在指标上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成果，强调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作用发挥，重视其满意度与参与度，并进行相应的量化；二是在信息匹配阶段，可采用BCG矩阵的改进版本，即GE(通用电气)矩阵，使量化评价、分类更有效。

(一)可用指标建议

2015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要求，高职院校设置与调整专业时要把专业招生计划的完成率、报到率、就业率、生均经费投入、办学情况评价结果等作为优化专业布局，调整专业结构的基本依据。但是若以就业率、招生计划完成率、报到率等作为专业设置调整的唯一依据，容易使部分院校陷入“唯招生论”“唯就业论”。当前，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要求提升各利益相关方的满意度，因此可从加强满意度调查(特别是第三方)工作着手。例如，可在就业率、对口率、招生报到率之外新增各项满意度指标，如学生专业满意度与认同感、教师工作满意度、企业参与度与用人单位满意度等。而在由哪一级单位组织采集这些数据的问题上，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当院校自我调整专业时，由院校责任部门组织开展；当涉及省市范围内院校之间的专业调整时，则可由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统一开展。

(二)采用GE矩阵进行专业分类

GE矩阵法是对BCG矩阵法的改进，常用于分析、判断企业在市场上的实力与所在市场的吸引力(一内一外)，从而制定企业战略规划。无论是BCG矩阵还是GE矩阵，它们都是分别以内外部因素来构造矩阵的两个维度，但相较于BCG矩阵，GE矩阵允许用多个影响因素衡量，可以从更广的范围对专业设置进行考查。目前，仅见王苏洲[27]利用GE矩阵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进行评价，而其主要从办学资源和社会需求两大方面(一内一外)来进行评价，但未考虑利益相关者个体的诉求。在史秋衡和陈萦[26]框架中，可采用GE矩阵来替代第二阶段采用的BCG矩阵，用多个指标来衡量吸引力和竞争力。其中，市场吸引力是外部概念，主要涉及政府和其他高职院校、企业的参与度或影响度；竞争力则是内部概念，是利益相关者群体各类心理特征的组合，如教师的职业倦怠度与工作满意度，学生的认同感与满意度，企业、校友的满意度，均可作为竞争力的度量。在此阶段，还可采用学者李超玲和钟洪[28]的办法，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结合 AHP(层次分析法)算法确定指标权重，将本文中提出的各个指标量化纳入考核指标，通过矩阵计算各专业位置，从而实现高职院校专业动态调整。

五、结论与建议

作为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高职院校专业的设置牵涉到各方面利益群体，必须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间取得合理均衡。通过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提出主要有内外部六大类重要利益相关者应加以考虑。一是内部的教师与学生，二是外部的政府与相关高职院校(包含相关应用型本科高校)，三是同时处于内外两个区间的校友与合作企业。这六大类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于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极为重要。结合史秋衡和陈萦[26]以及王苏洲[27]的研究提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机制，即在信息匹配阶段从高职院校内外两方面的重大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以内部重大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以及外部重大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或影响度)分别作为影响因子来构造高职院校专业设置GE矩阵，以此作为专业动态调整的依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对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中的利益相关者角色及其作用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其外在的表现，更应深入研究其中个体的心理特征，要加强对利益相关者能够对专业内涵建设及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相关心理特征的研究，如专业教师队伍的效能感、倦怠心理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考察利益相关者对专业的满意度，这里主要是指教师和学生，但对于校友、企业，也要考察其满意度水平。

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在审核评估高职院校专业时，应既要考虑到各方满意度，又要考虑到各方参与度。高职院校也应将师生满意度以及校友与合作企业对专业的满意度、参与度纳入到专业设置预警指标中。其中，特别要关注企业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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