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金武

威廉 . 阿瑟 . 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1991年）因对发展经济学作出首创性贡献，而于1979年与芝加哥大学的T. W. 舒尔茨共获第十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于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一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有限供给的假设，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也称两部门模型 Dual-sector Model），用农村过剩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的原因，提出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作为走出陷阱、迈入现代化的出路。在他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城市部门构成（见下图）。

上图中，横轴表示的是由农村进入城市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竖轴表示的是劳动的边际产品或平均产品。Wu为城市工资，由城市的劳动需求曲线（由递降的劳动边际产品曲线D1表示）和劳动的供给曲线（由WuBC曲线）的交点共同决定。Wr为农村工资。 在刘易斯模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出于生存需要，农村工资演变为等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产品，即农业总产量除以农村全部劳动力。Wu高于Wr的部分代表城市化的红利，可以用于支付农村劳动力进城所必须支付的迁移成本和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WrAB段曲线可理解为农村劳动市场上的供应曲线，代表被城市更高的工资吸引而潜在愿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人数。WuBC曲线为城市的劳动供给曲线。基于以上理由，从图中可以看出，在B点的左边，劳动供应曲线在城乡之间是分叉的。WuB段位于WrB之上，在B点之后汇合成一条统一的劳动供给曲线，表示由于城乡劳动边际产品的差异消失，城乡劳动市场完全统一。D1，D2，D3分别代表劳动需求曲线随着城市部门的扩张而向右位移的情况。

有趣的是，刘易斯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经济学上的区别做出了自己的独特定义。根据他的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通常以劳动的边际产品支付工资，但是这些国家的农村地区却十分不同于城市地区，平均产品被用来代替边际产品作为农村工资。他的解释是，农村存在大量的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如果农村也像城市一样，对每个农村劳动力支付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品，则边际产品为零的劳动力及其家属将无法生存。因而，发展中国家在其长期的生存挣扎中，发展出一种社区共享的文化习俗。虽然这种习俗使人口过剩到每个人只能维持最低的生存水平，却使人口全体保存下来了。刘易斯将这种平均工资称为制度性工资（institutional wage），并将这种分配方式作为传统社会的特征，以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下工资由劳动的边际产品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因而现代化过程也可以说等价于用劳动的边际产品取代劳动的平均产品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的过程。

上图中，OM0就代表农村劳动边际产品为零的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传统农业部门一开始就可以对现代城市部门提供具有无限弹性的劳动力。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部门逐渐吸收完毕，抵达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M0之后，如果城市部门的扩张仍然需要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则会先吸收M0M1段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尽管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品已经为正，由于城市工资仍高于其边际产品，所以他们仍会被更高的城市工资所吸引而进入城市。M0M1这部分农村劳动可被视为准剩余劳动。 如果城市部门继续扩张，则在M1点之右，由于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城市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已完全相等，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于是正式形成，经济发展就结束了二元经济的状态，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 此时，无论在农村就业，还是在城市就业，他们的劳动收入是相等的。在M1之右，劳动供给曲线相对AB段更加陡峭。M1被称为“刘易斯第二拐点”。

“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到来，则表示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彻底结束。由此看，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下，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时间必定在抵达第二拐点之前，必定在吸收完了剩余产品为零的农村劳动力之后，才接着开始吸收那些边际产品为正的农村劳动力；必定在吸收完了边际产品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之后，才接着开始吸收那些边际产品较高的農村劳动力。这是刘易斯模型隐含的根据吸收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品，由低到高吸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顺序。在20世纪下半叶，以东亚经济体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人口红利”，不但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一跃而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不过，不少发展中国家却迟迟没能抵达刘易斯拐点，或者在抵达刘易斯拐点之后，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深入考证和解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如何抵达刘易斯第一拐点、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先后顺序，对于正在努力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尽快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当代中国，应该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