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杨

【摘 要】赵国的陶器、青铜器、玉器等在造型艺术方面独具特色，是战国七雄国家中的一枝独秀。赵国陶器有莲花瓣盖陶壶、鸭尊、鸟柱盘、兽头盆、弯颈壶等特殊的造型器物；赵国青铜器主要有山西金胜村晋国赵卿墓的青铜鸟尊和铜戈等器物、山西浑源赵国代地的青铜器鸟兽龙纹壶和牺尊等器物、邯郸赵王陵2号陵出土的三匹铜马等；赵国玉器是赵国人优雅举止的佩戴饰品，两件玉剑璏的精美纹饰可见一斑。赵国器物是造型奇丽、纹饰华美的先秦北方区域文化的艺术珍品，既包含赵人多鸟和马等器物造型的特点，还反映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赵文化两重性特征。

【关键词】先秦；赵国；陶器；青铜器；玉器；造型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2-0171-03

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战国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战国也是士人普遍崛起的时代，民间手工业在列国改革和社会自由竞争条件下蓬勃发展，战国时期各项艺术和手工业百花齐放。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从公元前475年赵襄子即继立至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经过近170年的励精图治，赵国在疆域、人口、商业经济、军事等方面在列国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强大的国力促进了赵国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也造就了赵国特有的文化風貌和艺术形式。赵国在陶器、青铜器、玉器等造型艺术方面独具特色，是战国七雄国家中一枝独秀。

一、赵国陶器造型艺术

距今8000年，在河北邯郸武安的磁山就有了手工低温烧制的陶器。陶器经过五千年的发展，到战国时期，在技术上逐步提升，已经出现印纹硬陶。战国时期各地广泛使用的是灰陶，因为窑炉结构的改进，使得陶器的烧造温度提高，在品质上陶器获得提升，逐渐向瓷的质地发展。制陶业是赵国分布最广泛的手工业部门，赵国都城邯郸的制陶业相当的发达。考古学者在大北城遗址发现比较完整的碗、钵、细把豆等器物[1]。这时的陶器制作以轮制为主，手制、模制次之，有些器物还采用轮制、模制和手制兼用的方法。赵国墓葬随葬品中，百家村墓葬出土陶器497件，器形种类有鼎、壶、豆、盘、匜、碗、鉴、盉等多种样式。其中，鸭尊、鸟柱盘、兽头盆、弯颈壶为特殊的造型器物。以鸭尊为例，“器形作鸭状，上有一小圆口，尾作扁方形向上翘起，腿短粗，蹼作扁圆形”，“器身施以红彩，多已剥落，尚可隐约看出羽毛纹饰”[2]（P621）。这样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堪称陶塑中的精品。赵国的陶器形制有其特别的造型，如莲花瓣盖陶壶，陶壶盖沿边饰以外翻的莲花瓣。鸟柱盘共发现有六件，都是在盘中间有一支柱，上托一鸟型。赵国陶器造型中鸟型器居多，学者认为这是赵氏出自东夷民族的缘故。

在建筑上，陶也有广泛的应用。在赵王城建筑部件有板瓦、筒瓦、瓦当、大小方砖和长方砖等。从赵王城城垣上过去曾发现有铺瓦和排水槽道可知，其排水系统应当是比较完善的。

二、赵国青铜器造型艺术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夏商西周的代表性工艺。考古发现，夏代就已经有青铜器的发现。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作为重要的礼器，青铜器的数量和规模作为天子、诸侯、贵族等级的标志。礼器即“藏礼于器”。到了春秋战国所谓的礼崩乐坏，青铜器作为礼器的性质改变了，在器形和技法上也与商周时期有明显的不同。如在技法上，商周时期铜器的块范即陶范制作在战国改为脱蜡法，采用牛油塑模灌注的方法。由于冬天冰冻成块的牛油坚硬而易雕刻，所以在这个时期的铜器上可以看到繁复的螭龙纹、螭虺纹等细密的纹饰。战国铜器在装饰纹饰的技法运用上具有超越性的革新，同时铜器上饰以描绘当时社会现实生活的画像艺术也大量出现。如建筑、人物活动、宴乐、狩猎、征战、采桑等战国时期社会风貌。这个时期的铜器纹饰，以细腻的手法表现丰富而多元的战国社会生活内涵，是这个时期青铜器的造型工艺特色。《荀子·强国》认为优美的青铜器“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先进的制铜技术主要包括制范、刻划、镶嵌、焊接等。赵国的青铜器在制范、镶嵌、焊接、刻纹等技术上表现突出。

赵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青铜器物造型与纹饰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瑰丽的艺术珍品。春秋晋国赵氏的墓葬就出了独特造型的青铜器。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出土青铜器约1690件，其中出土的青铜鸟尊长33厘米，高25.3厘米，器身为一昂首挺立的鸟。鸟尊的鸟头小而带冠，圆眼、勾喙。喙的下部是固定的，上部可以开合，前倾可以开，立定可以合。鸟的背部有长曲虎形捉梁，虎后足直立状。鸟的背部有一个椭圆形的开口，口上有盖，盖上有钮，钮中铰链与虎形手把虎的后枝相连。鸟足直立，矮粗，足间有蹼，尾巴后有虎形支脚，虎张口露齿，前足着地，与鸟足形成三点稳定的着地。鸟尊通体羽毛纹饰，喙下、足跟以及翘位饰以鱼鳞状羽纹。虎身为云纹，脚为鳞纹，尾为回曲纹。鸟尊造型逼真传神，也为美观的实用器，纹饰既展示了鸟的柔顺性格，其中鸟身的鳞状纹也使得鸟尊显示出刚劲之美，整体造型厚重典丽。赵国青铜器多鸟型，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出自山西太原的一件青铜子作弄鸟尊，通体饰以浮雕状花纹，并有错金铭文“子之弄鸟”四字。李学勤先生认为此也为春秋晋卿赵氏的器物。此与金胜村赵简子墓的鸟尊形制相似[3]（P39）。赵简子墓还有一件铜戈，是富有艺术美感的兵器。柳叶形前锋，长援，横断面叶中间扁厚，两侧呈锐三角形。援中心透镂花纹，短胡，椭圆形銎腔，上有穿孔。銎与内部饰虎擒雄鹰圆雕。“虎昂首张口，身拱曲，卷尾，前爪抓鹰身，后爪扼鹰头。虎身饰鳞纹、卷云纹和重环纹。鹰伸颈翘尾，身饰羽状纹、鳞纹。鹰爪下饰一周连珠纹”[4]（P74）。虎鹰之像，暗示此兵器勇猛无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个铜戈造型显示出贵重的特点，与实用的铜戈大为不同。晋国赵卿墓还有莲鹤方壶、青铜匏壶、青铜三足虎头提梁匜等皆为造型生动、奇特兼具使用功能的青铜器。

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县李峪村有一批赵国代地的青铜器，有些散见在世界各地，保留在上海博物馆较多。浑源墓的时代约为战国前期偏早，当为代国被灭后的赵人墓葬，亦是赵国造型艺术的典型作品[3]（P59）。浑源铜器“其类别、组合还是造型、装饰工艺等皆引起学者的极大关注”，“总体上属赵灭代后赵国的青铜文化遗存”[5]（P8）。其中的鸟兽龙纹壶和牺尊显示了赵国青铜器很高的造型艺术水准。鸟兽龙纹壶周身布满十分精美的纹饰，主纹是人面鸟嘴兽身鸟尾的动物和龙相缠绕一起，下部是兽头噬咬螭龙，上下各组纹饰间还有浮雕写实的牛、犀牛、虎、豹等动物纹饰，底下还有一圈雁纹。纹饰上，除了通行的蟠龙纹题材之外，有非常明显的区域性特征[6]（P79）。牺尊的造型稳重端庄，形态十分逼真，可谓浮雕艺术造型与实物器用的完美结合。牛鼻上还穿有一圆环，表明当时驯牛技术已有用绳穿牛鼻的方法了。

赵国青铜器中有许多造型奇丽、纹饰华美的艺术珍品。1997年出土于赵王陵2号陵的三匹青铜马是罕见的圆雕作品，一匹为行走马，作昂首行走状；另两匹为驻足马，分别作低首伫立和低头觅食状。三匹马大小相差不大，以立体构图的写实手法，将动态与静态马刻画得生动传神。郝良真描述这三匹马的造型：“从雕塑艺术的角度看，采用了多视角立体构图的圆雕手法，以一条和谐明快的曲线勾勒出马的头、背、臀、尾的整体轮廓，马头的颌骨突出，颌角清晰分明，眼神凝重深邃，鬃毛与马尾线条流畅，连马掌部位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将运动的马与静止的马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这三匹青铜马造型完美，刻画细腻，风格写实，反映了赵国艺术的精湛，代表了赵文化灿烂的艺术成就。”[7]（P9）这三匹立体青铜雕塑马是草原马的造型，均为风格写实的战马形象，对赵文化有着特殊意义，是赵国胡服骑射的见证，充分表现了赵国精湛的雕塑技艺和尚武的审美思想。

赵国青铜器的优美造型，也是中国造型艺术“应物象形”审美创作标准的反映。对骏马、鸟、猛虎、雄鹰等造型与所描绘对象形似，且有真实感，同时这些形象又超越“具象”的层面，形态极富艺术张力，给人以艺术感染，也是中国造型艺术“以形写神”至高境界的一个体现。赵国青铜器鸟的纹饰和雕塑较多的特点，这与赵氏源自东夷民族有关，尚存鸟崇拜的残余。青铜马的造型对赵国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赵氏先祖从舜时期就以驯马驾车为祖业，在商周时期因为君王驾车的特殊地位而受封；到赵武灵王时期“胡服骑射”改革，成为军事上骑兵代替车战的开始。另外，赵国还有草原文化特点青铜帐篷顶部件，“至今考古发现的青铜帐篷顶柱全国只有5件，其中3件出土于东周赵氏的辖地，2件出土于中山国境内。可见，被游牧民族半岛形环绕的赵氏与赵国，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8]（P308）。中山国后为赵国征服，属于赵地范围，所以，中山国的青铜器与赵国一样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

三、赵国玉器造型艺术

玉器因其质地晶莹温润，获取不易，在新石器以来，玉器为上层贵族所垄断。在新石器时期，巫术文化利用玉器的晶莹特质、纹饰、形制等特点作为王与上天神祗、祖先沟通的工具，同时作为祭天、祭地的礼器。商周时期玉器作为礼器，还作为身份的象征。《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榖璧，男执蒲璧。”“六端”为四种不同尺寸的圭和两种不同花纹的璧，用以代表不同身份贵族的表征。当时还有“六器”，“六器”则为以玉的颜色来祭天地和东南西北的礼器，具体分别是：以璧祭天，以琮祭地，以圭祭东方，以璋祭南方，以琥祭西方，以璜祭北方[9]（P40）。

在春秋時期晋国赵氏使用玉器很丰富，山西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出土的玉剑璏造型精美，玉剑璏长5.2厘米，宽4.2厘米，厚3.1厘米，中孔长2.5厘米，宽0.7厘米，重60克。青玉，有褐斑，制作精细，正面近似梯形，以镂空技法雕成一个禽鸟的造型，禽鸟上饰以浅浮雕的云纹和谷纹，并有若干平行线纹及鳞片纹等装饰性线纹，造型极为特殊，器背面有一矩形系带孔，便于革带穿过，可固定剑与腰带间，作为剑璏使用[10]（P45）。学者也认为“金胜村出土的玉剑璏为白玉，造型独特，表面积仅二十多个平方厘米，竟综合了多种动物和神异的局部形象，如龙、蟠虺、鹅、鱼等，堪为春秋时期打散组合造型手法的特例。”[8]（P215）

进入战国，由于铁器的普遍应用，进而也改进了玉器磨刻工艺，玉器上的纤细、婉转、回旋的线条以及结构式的造型变化都出现了。在战国，贵族佩戴玉仍受到孔子儒学的影响，“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戴玉成为贵族服饰的一部分，以璧、璜、环卫主体的各样组玉佩应运而生。佩戴组玉佩除了作为君子的表征之外，还有节制步伐的目的，让人的行止更加优雅。在赵国，玉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品。赵都邯郸在列国中以商业发达著称，同时是玉器贸易大宗集散中心，吕不韦就是在邯郸从事玉器生意的大商人[9]（P40）。在考古出土文物中赵国玉器装饰品很多，主要有璧、环、瑗、璜、管、玉剑璏、项饰及带钩等。这里我们从一件玉剑璏可以看到赵国玉器的精美纹饰。1962年在邯郸市百家村战国墓出土的玉剑璏，长7.7厘米，宽2.1厘米。玉质为青白色，为剑鞘中部穿挂之用，面板呈长方形，底部近一端附长方形槽孔，两端出檐，表面饰以云纹，一端为变形兽面，玉质晶莹剔透，纹饰工整流畅[11]（P188）。赵国的玉器玉材的质地很好，应该是来自于今天新疆的和阗玉。中山国也处于赵国范围，《史记》里说“赵、中山地薄人众”，风俗相同。中山国的玉器也与赵国一样，具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山国墓葬出土玉器达3000件之多。精美的玉器有龙纹玉璧、三龙环行玉佩、四凤玉佩、玉雕饰版等。这种玉雕饰版与赵王陵2号陵出土的金牌饰类似，这些玉饰片纹样有许多兽面形象，或许它与北方文化盛行的铜牌饰有着某些联系。笔者觉得上面的图案造型与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的游牧民族的铜牌饰造型相似，具有草原文化的特征。要之，赵国玉器代表着北方民族独特的艺术形式，雕琢精细，纹饰设计简明，富有气势。

总之，赵国的陶器、青铜器、玉器是造型奇丽、纹饰华美的先秦北方区域文化的艺术珍品。赵国器物中多鸟和马的器物造型，说明赵氏先祖出自东夷民族以及与马的不解之缘。赵国器物在雕刻、纹饰方面表现为战国北方民族的造型装饰特点，有雄强豪放的倾向，充分体现了赵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重性特征。[12]（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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