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那桐（1856—1925）是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人。虽与太后老佛爷同族，但那桐却是从基层做起，仕途蹭蹬，于户部浮沉长达二十余年。

升官有术

虽然仕途并不如意，但那桐不抛弃、不放弃，依然勤勉工作，终于盼来了人生的伯乐——翁同龢。翁当时既是帝师，又是军机大臣，最为关键的在于他还兼任户部尚书，是那桐的顶头上司。那桐平日的工作水平，翁同龢自然尽收眼底。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那桐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此时翁同龢力荐那桐，甚至不惜与军机首辅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桐获得银库郎中这个肥缺。戊戌维新前夕，翁因内部矛盾横遭罢黜，遣送回籍。那桐听闻此事，犹如晴空霹雳，日记里写满了不舍之情。

恩师虽已返乡，但仕途还要继续。要想于宦海屹立不倒，背后就必须有大树庇荫。那桐自然深谙此道，开始物色新的靠山。经过一番选择，那桐发现荣禄最靠谱。

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是否高贵，二是跑官能力是否一流。前已言及，那桐虽与慈禧同族，却很不受待见，所以他只能靠自己。恰逢戊戌之后，荣禄深得慈禧垂青，出任军机大臣，成为满人权贵之翘楚。荣虽为人极为精明，城府甚深，但却有致命短板——贪财。那桐正是瞅准其嗜好，每逢荣禄生日，必定登门送礼。有一回，那桐升任京堂，向原来的上司行感谢礼，“以千金拜荣仲华相国（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书（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徐荫轩相国受……”。按照常规，京堂送礼，四十两为准，而唯独那下血本塞给荣禄一千两。一来二往，荣便把那桐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其扶上礼部右侍郎的位置。

谁料荣禄于1903年便一命呜呼。那桐此时虽已为礼部右侍郎，但仍需寻找政治后盾。转了一圈，他找到了庆亲王奕劻。奕劻是清末最著名的贪官。此等货色，但凡略有良知的官僚都唯恐避之不及，而那桐却甘愿与之同流合污。一次，清政府推出发行公债票的举措，号召全国自大官至小吏，都必须先行声明认购若干，其标准同其家产挂钩，多买有赏，少买必罚，实际上是变相的征收财产税。

奕劻、那桐二人身为重臣，且富可敌国，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让他们二人花钱买一堆废纸，无疑是剜其心头之肉。于是二人私下商议，想出了一个规避之策，以出卖各自财物来掩人耳目。于是奕劻卖掉自己的车马，那桐则更狠，卖掉自己的房屋，并且二人在报纸上大肆登广告，做宣传，表示自己为了替国家分忧，宁愿变卖家产，以博取世人同情。

有一天，二人一同上朝，那桐埋怨奕劻不应该拿一批不值钱的车马出售，致使他人怀疑，自诩卖屋既能显示出自己的爱国之心，又可获得圣上的怜悯与信任，实在是万全之谋。奕劻竟恬不知耻地讲：“上若强迫承认，虽宣言卖身，亦复无益也。”说罢，二人击掌狂笑，真可谓臭味相投！

正是凭借送银子、找靠山和搭帮派等手段，那桐在清末十年内风生水起，一跃成为中枢大臣。

那袁结盟

除去攀缘上级领导，那桐还不忘在同僚中开发资源，寻找盟友，他与袁世凯结盟便是典型案例。

那、袁之相识，始于小站练兵时期。当时袁主动登门拜见那桐。那桐的日记记载，“直隶臬司袁慰亭世凯来拜，年甫三十九岁，局面扩大，谈吐朴直，诚大器也。”那桐时任职户部，掌管银库印钥。袁之目的，明显同审批练兵军饷有关，自然给了那不少好处。通过接触，袁发觉那桐富有学识，且行事谨慎，更重要的是其深受帝师翁同龢倚重，不啻为一支升值空间极大的“政坛潜力股”。故袁千万百计地腐蚀这位国家干部。

翻看《那桐日记》，我们不禁惊叹袁世凯用心之巧，出手之大，手段之高，花样之多。为了“搞定”那桐，袁但逢节庆便派人送上厚礼，力求用金钱将其喂饱，不过这仅是常规手段。有一次，那桐从日本归国，袁世凯不惜高接远迎，破格接待，“舟行平稳，未正抵大沽，慰亭制军遣小火轮来迎，易乘进口。酉初抵塘沽，换火车，戌初抵天津车站，袁宫保及阖郡文武来迎”。这哪里还是接待朝廷中层领导，完全是遵照迎送外国贵宾或元首时的标准。

同时，袁还从那身边亲属下手，对他们倍加关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让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晋，并与之换帖，结拜为异性兄弟。然后袁顺水推舟，提拔那晋，“锡侯弟经袁制台、铁侍郎奏充襄理京旗常备军营务”。另外，每逢那桐之母亲生日，袁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如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袁宫保送洪奎班戏一天以为祝寿，请客二桌。”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自然使那桐感激不尽，从而甘心与袁互为奥援，形成政治联盟。

化身“宅男”

1908年，袁世凯因与载沣的矛盾升级而以足疾开缺，回豫养疴。但袁依然对政局了如指掌，因为朝中有两个眼线为他服務，一位是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徐世昌，另一位便是盟友那桐。

正是由于徐世昌、那桐同袁世凯之间的这层关系，二人自然想方设法让袁重返清廷。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为协理大臣。二人接旨后，反应竟极为一致。徐于日记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那桐亦然，“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差事”。其实二人此举，既非自谦，亦不是唯恐难以胜任，实乃欲逼迫皇室请袁世凯出山。好在摄政王载沣坚持己见，不准请辞，二人之谋划遂未能得逞。

不过袁世凯又岂是“池中之物”，终有复出的一天。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于是徐、那二人再度活跃起来，他俩联合奕劻，四处散播“唯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之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大局。袁不再蛰伏，接受任命，独揽大权，其与那桐的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那桐日记》中颇有体现：

十月初四日午后徐相来谈。

初五日午后未出门，翰卿、菊人，鑫吾来谈。

初六日（11月26日）因昨日感寒，手足麻木作烧舌痛，宣誓太庙典礼未能恭往陪祀……夜袁慰廷、徐菊人来谈。

三人私下里过从如此频繁，定当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清帝逊位一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化身“宅男”，闭户谢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时，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那桐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鼎革，王朝倾覆，那桐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满怀喜悦，相机而变。可见清廷在他心中之分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自古召乱之道，莫甚于罔利”。像那桐这样尸位素餐的佞臣当道，只顾升官发财，焉知亡国之痛。个人腰包越来越肥，偌大政府却越来越瘦，清朝若想不灭亡，难啊！

摘编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