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胤米

在中国互联网圈子里，凯文·凯利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先后得到过“未来学家”、“互联网预言家”、“世界互联网教父”和“硅谷精神之父”的称号。他不仅见证了自己在中国地位的起伏波动，也映照出中国互联网从追逐者到引领者身份的风云巨变。

美国客人

“精力很足”。这是凯文·凯利在中国时给人留下的印象。

他长着一张标准的欧美面孔：高鼻、深目，配着一副高加索人的灰白色大胡子。就连头发也是白色的，稀稀疏疏。一副圆框眼镜架在鼻梁上。

这个形象就像是早年电视广告中经常出现的“外国教授”，符合人们对一个互联网“预言家”的设定。

凯文·凯利的最近一次出现，是在2016年12月9日。成都市人民南路的锦江宾馆。这天下午，他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详细分享了自己对于未来科技的“预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追踪技术。

台下坐着至少1000名观众，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互联网人，还有提前聚集起来的书迷，高校学子以及在职MBA（工商管理硕士）、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就读者。

凯文·凯利的状态不错。做完那场独立演讲，他还与当地一家互联网媒体创始人进行“巅峰对话”，之后又用了一个多小时为自己的书迷签名、合影。

而此前一天，他刚刚在南京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做了一场内容几乎相同的演讲，网上有人吐槽：“希望凯文·凯利老师换一套PPT，用了一年了。”有人质疑他的诚意。

在搜索框中同时输入“凯文·凯利”、“活动”两个关键词，可以得到接近60万个结果。

与他同时出现的中国城市，从北京到广州、从杭州到武汉；同时出现的人名，从马化腾、张小龙、李开复等一线互联网大佬，到一些不出名的三四线互联网创业者。

凯文·凯利第一次到中国宣传，是6年前。《失控》的出版商赵嘉敏去接机，第一次见到KK（凯文·凯利的简称）。

那一波宣传活动排得很密。整整一周里，工作的时间几乎是从早上九点一直排到晚上九点，没有间歇：参观中国企业、接受媒体专访、高校演讲。但凯文·凯利应付自如。

不止一个与凯文·凯利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都强调过这一点——他精力很旺盛。在中国长城、贵州大山上，这位65岁的老人总是能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这大概是他能够对付高强度商业活动的秘密。仅2016年，凯文·凯利在中国就共参加了12场活动。

未来预言家

在中国互联网和泛互联网圈子里，凯文·凯利先后得到过“未来学家”、“互联网预言家”、“世界互联网教父”和“硅谷精神之父”的称号。

这些名头或多或少带着“先知”的意味，也让凯文·凯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分人的“精神导师”，扮演着从混乱的互联网市场中寻找清晰方向的关键角色。

但在美国，凯文·凯利的日常生活图景，却远离这种热闹。他的家位于远离硅谷的大郊外，那是一个建在旧金山海滨小镇柏思域加（Pacifica）的二层小木屋。他养过几年蜜蜂，后院里有五只鸡。

木屋外雾气缭绕，木屋内的书架上堆满了书，房间里除了机器人模型之外，还摆着乐高。这位以“互联网先锋”形象出现的人物过着远离科技的生活，直到2010年《失控》在中国出版，出版商邀请他来北京参加活动，他才购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和手提电脑。

每天早上，凯文·凯利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纸质的《纽约时报》。他很少上网，自嘲是“非常非常落后于时代”的人。他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在20岁那年只身远赴亚洲开始了六、七年的“游侠”生活。

尽管凯文·凯利没在互联网公司真正工作过，但不影响他对科技的热爱和思考。

1994年，凯文·凯利的代表作《失控》在美国出版，他用了528页的篇幅，从生物学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科技、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思考。

不过，这本书实在太厚了，在美国的销量不温不火。而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则远远超出这位“预言家”的预期。

从走红到失控

凯文·凯利的走红，几乎踩准了每一个关键公司的关键节点。

原《东西网》员工师北宸参与策划了凯文·凯利第一次中国行的活动方案。在他看来，KK的走红有点占据“天时地利”的意思。

《失控》在中国出版前后，《连线》杂志上一篇名為《万维网已死》的文章恰好在中国互联网圈引发热议，两个月后，他们刚好把凯文·凯利请进中国。

那是2010年。译言网联合创始人赵嘉敏脱离原公司，成立东西网的第一年。这位曾经留学美国，并在硅谷工作7年的工程师，试图成为中国的出版商和优质国外作者的中间人。

他需要一本不错的国外作品，作为“新长征路上”的代表。这时候，他想起一个老朋友曾经推荐的凯文·凯利。

书在美国销量不高，赵嘉敏比谁都了解这么一个“大部头”作品，想要成为畅销书很难。与出版方最初签订的版权期是5年。出版社对于《失控》的预期并不高——能卖完首印 6000 册就不错了。

赵嘉敏说，当年与出版社的那份协议具备一定的对赌性质，如果没能达到5万册的销量，《东西网》只能分得比率极低的一部分版税。

翻译的进程略有曲折：最初只有一个译者，花了十个月时间，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按照这个速度，想要在预期时间内完成出版几乎不可能。为了加快效率，他们招募了10位译者，分别负责不同的章节同步翻译。

但后来互联网上却开始疯传，认为是故意采用这种翻译手法，目的是为了与凯文·凯利理论主张暗合。

那一轮宣传结束后，《失控》的销量虽然没有明显突增，大面积的媒体报道却让越来越多人知道了凯文·凯利的名字。而针对他的一场新的“商业运作”正在悄然酝酿。

那一年，互联网圈著名的“3Q”大战打响，腾讯与360的这场对抗中，受到了“垄断”的严肃指控。这一场公关大战让腾讯受伤，急需对外展示一个“开放者”的形象。

负责这件事情的腾云团队想找一位国外作家和马化腾做一场对话，聊一聊互联网公司的垄断和开放。赵嘉敏说，听到这个需求，他几乎想都没想就推荐了一个人——KK啊！

如今看来，他和马化腾的那一场对话是绝对的“巅峰之笔”，也可视为凯文·凯利在中国成名的转折点。继马化腾之后，李开复、王小川等相继邀请凯文·凯利参加活动，形式也包括与这位“科技预言家”对谈。

围绕着凯文·凯利的一切渐渐“失控”。这位与上述大佬有着紧密联系的“先知”、“教父”，开始穿梭于各个城市的“布道场”，听众对象从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对话另一方从马化腾变为腾讯开放平台负责人，逐渐到三线城市微商美女CEO。

对于书迷而言，从《失控》到《科技想要什么》再到《必然》，逐渐有人觉得，“有点不知所云的感觉”。

“一线大佬不请他了，是因为KK和五年前是一样的。”原《东西网》员工师北宸觉得，这个虽然很残酷，但真实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