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

这一次，奥巴马真的要和白宫说再见了。

北京时间2017年1月11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了告别演讲。

回首奥巴马的执政时期，中美关系有波折，也有合作；曾有争执，也互相包容。八年过后，奥巴马给继任者特朗普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对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8月6日下午6时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国际机场，这是他就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后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正式开启了中美关系新阶段。

在总时长超过八小时的会晤中，习近平表示：中美双方应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接过了提议。

然而，“庄园会晤”后，面对中美关系当中此起彼伏的大小摩擦，以及美国国内质疑对华接触政策的压力，奥巴马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倡议显示出犹豫、摇摆甚至倒退。美方明显淡化、回避有关提法，避免给外界特别是其亚太盟友留下美中“平起平坐”的印象，更拒绝任何可能给外界带来两国在西太平洋划分“势力范围”的联想。

从“庄园会晤”起，习近平与奥巴马之间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共进行了八次，包括2014年11月“瀛台夜话”、2015年9月“白宫秋叙”、2016年9月“西湖漫步”，围绕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美方进行了深入全面地探讨，希望排除干扰培育互利双赢合作模式的不利因素。尽管美方对中方提出的理念在理解和认识上存在较多的疑虑，态度有所反复，特别是难以接受“相互尊重”的表述，但双方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的意愿是明确的。

系统性对话的升级

2016年6月6日至7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这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这样的对话了，双方就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打造务实合作亮点、管控分歧与敏感问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取得丰富成果。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2005年3月建立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和2006年9月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基础上合并而成的新型对话机制，2009年7月27日至28日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对话。在过去八年的八次对话中，前三轮围绕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进行讨论，第四轮起聚焦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每次对话结束后发布的成果清单累积起超过1000项的各领域共识。在大的对话框架下，还设立了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子对话机制。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确立堪称两个世界级大国对话交流平台的一次机制化创新和系统性升级，其内容之广泛连美国的多数盟国都望尘莫及，真正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和全球内涵。

奥巴马任内中美双方共同开创的另一项制度性安排是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它和战略與经济对话背靠背举行，围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的话题进行交流，迄已举行七轮，所达成的总计400多项具体成果中最耀眼的是在2010年起的四年间美方派遣10万名以上的学生来华留学（“十万加”计划）、中方派遣万名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并实施汉语桥万人来华研修项目。

2009年起至今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2015年底在美进修的中国学生有近30万。美国来华留学生也逐年递增，2015年达到2.4万人，在外国留学生来源国中仅次于韩国位居第二。2014年11月起中美执行为对方公民颁发10年多次入境签证的互惠安排，两国商务旅游往来人员数量不断大幅增长。2015年中美往来人数约475万，民航直飞航班每周320多班。无论两国政治、文化、社会差异多么巨大，“人”的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塑造作用越来越大。

更深的交融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是中美确立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大国利益交融格局的八年。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是2983亿美元，2015年达到5583亿美元。目前，中美仍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首次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

两国毫无疑问是全球经济双引擎，然而贸易摩擦也显著增多。从2009年6月的“轮胎特保案”至2016年5月的“白羽肉鸡案”，奥巴马任内美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国内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知识产权为对象的337调查等渠道对华发起的诉讼和调查超过以往。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5月，在美方正在执行中的“双反”关税征收命令中，对华征税令最多，达132条，其中反倾销99条、反补贴33条，而居第二的印度总量只有23条。从2009年至2016年中，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发起的337调查总数超过110宗。

出于两国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和责任，2008年启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在搁置一段时间后在奥巴马任内重启，截至2016年6月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时，累计进行了28轮磋商，中方首次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用于同外国商谈双边投资协定。磋商在艰难的讨价还价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已基本完成协定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的谈判，正在核对“负面清单”并且不断缩短。两国政界、商界对它寄予厚望，甚至认为其具有“WTO2.0”式的意义，但也承认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前完成谈判可能性不大。

走向并不全然可知的未来

回顾奥巴马执政八年的美国对华外交和中美关系，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种日渐清晰的竞合关系，它不像一些人幻想的那么好，但也不像某些人贬低的那么坏。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上升大国和守成大国，均在主观意志上拒绝对抗冲突的“宿命”，但也对对方深怀疑虑。美方并不确信，中国在亚洲的行为是扩张性谋霸战略，还是防御性和平崛起；中方也不确信，美国在中国周边的行为是进攻性包围战略，还是防御性遏制战略。

奥巴马眼中的中国始终是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对华政策也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以显著的热度推动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但也不断发泄着对中国不能给予其所希望的配合的不满。他把中国树为重新激发美国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靶子，试图把中国装入“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支持美军加强有朝一日与中国作战的准备，但又坚决反对把中美关系推向直接对抗与冲突的深渊。

这是站在战略“十字路口”的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本能反应，奥巴马只不过是被历史赋予了领衔角色的那个人。他不能超越“美国例外主义”的影响，其对华外交除了具备更加突出的两面性特征之外没有新的突破。不过，奥巴马为美国开启了一个进程，那就是，把中国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战略竞争对手加以审视，把对华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调整。这种改变当然是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的，但又何尝没有对中国进行真正意义的全球战略规划和强国战略升级形成倒逼？

如何应对一个更加强大、自信的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这一认识所引起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会随奥巴马卸任就一并终结，而是将在他的继任者那里有更为鲜明、具体的表现。

摘编自2016年第23期《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