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武

多年来，母亲与邮包的故事在亲友间盛传不衰。

那时候，父亲刚从部队转业到这个城市，任酱醋厂厂长，母亲在街道木器厂上班，是对令人羡慕的双职工。

一个初春的早晨，大喇叭里唱着震耳欲聋的《东方红》，一家人围坐在饭桌边喝稀粥。父亲威严地挺直腰板、岔开双腿，左手托着大碗，大嘴巴凑向碗沿吹口琴似的一滑溜，就是一串奇特的声响：呼噜噜呼噜噜。我和哥哥、妹妹惊讶之际，纷纷效仿，埋头伸嘴猛吸，尖锐的吱溜声此起彼伏，如猪崽抢食般热闹。咦？母亲却如事外闲人，在端碗呆望，软塌塌的目光在我们身上飘来飘去。

父亲也看出了异样，皱皱粗黑的眉毛，闷声道：吃饭嘛。

唉！母亲忧心忡忡道，他大舅说，村里的榆树皮都要给扒光了。声音细若蚊蝇，边将面前的灰黑信封推向父亲。

父亲却视而不见，只顾仰面划拉着米粒，划得碗底吱吱作响。放下碗筷后，抹了抹嘴巴，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无底洞啊！便站起向外走去。

母亲望着父亲一步步走出厨房，白净的脸上布满愁云，黑葡萄般的大眼睛连连闪动，便闪出了点点泪花，啪，有一朵响亮地落到桌面上，震得我们心惊肉跳。

母亲的娘家在苏北乡下，在她多次念叨中，我们知道：那里有舅爹舅奶舅舅舅母以及栓子石头英子等等亲戚；村里有条小河，村头有棵老榆树，树上那个喜鹊窝，有拐磨桶那么大。可惜，它离此地有好几百里，回去一趟，又是车又是船，还要步跑好半天，跟得上万里长征了。她已好久没回去了。

以前，母亲会把一些旧衣物、吃食打成包裹寄回去，包裹皮上的字儿总是由刚读初中的大哥来写的。往往墨汁还未干，她就慌里慌张地抱去寄了，惹得父亲也忍不住笑出声来。而眼下，父亲被人贴上大字报了，家中的光景大不如前，米饭、馒头也不能尽饱吃了，作为点心吃的豆饼、花生饼都要见底了，也未见补充，让我们不由地恐慌起来。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放学后，我搀着妹妹慢腾腾地往家走。路上，俩人的肚子里好像藏着个大青蛙，比赛似的咕咕咕叫个不停。

一到家，见父亲端坐在大桌边，板着脸，朝着天花板呼呼地喷气。那年头，大人的烦事多、怨气多，我们也习以为常了。正要退出去，母亲恰好下班回来，两腿稀软地迈进屋子。

这几天，你有没有寄过东西？父亲望着她，冷不丁地问。

没、没有啊，母亲一愣，疑惑地望着父亲。

真的吗？父亲撇嘴冷笑，浓眉下的目光热辣辣的。

这、这……母亲眼珠子四下转悠，面皮急速颤动几下，便泛起了红晕，而长吐一口气后，又镇静道，什么真的假的？你说什么呀？

父亲不动声色地弯下腰，从桌腿边抓出一个包裹，放到桌面上，向母亲噘噘嘴，奇怪地笑笑，说：你瞧瞧，这是啥？

这是啥呢？我和妹妹好奇地围上去，就是个从邮局寄来的包裹呀，不过七八寸见方的样子。我們家作为收件人地址没错，寄件人的地址却是舅奶家的！笔画歪歪扭扭，像爬爬虫，活像是母亲写的。她识字不多，写的字我们都见过，还被我们笑话过。这是怎么回事呢？妹妹仰着苍白小脸，傻乎乎地望着我，好像答案就写在我脸上似的。

母亲的脸儿如同蒙上了红布，哆嗦着挪到桌边，伸头一瞧，单薄的身子便稀泥似的坍了，伏到桌子上，两臂在桌面上直直地伸展着，像是在向神灵祈祷似的，而嘤嘤的抽泣声随之响起，后背滑稽地一起一伏……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顿时明白了几分。跑到房间，床头柜子里的豆饼、花生饼果然已荡然无存。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不知不觉地便泪眼模糊了。

恍惚间，又听父亲不紧不慢道：你呀，慌啥呢？又瞒着我们干嘛呢？唉！声音低沉、嘶哑，透着股苍凉、伤感，却又让我倍感慰藉、温馨！

不用说，这个包裹第二天又被第二次寄了出去。

母亲的这个失误，让她痛悔不已。因为，后来才知道：在舅奶家收到这个包裹的前一天，大舅家的小栓子被饿死了。

直到今天，母亲已经白发苍苍了，我们在她面前都不敢说包裹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