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

【摘要】中国花鸟画在世界美术之林，以其形式的独特性，题材的多样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备受推崇。花鸟画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然意味和审美情趣，表现在发展历程、创作客体、写生传统、创作观念之中，在全球生态文化语境下，必将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发展。

【关键词】花鸟画 自然 创作

一、前言

中国远古先民在大自然中为了物种的延续顽强的生存着，也同时和自然中各种元素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月星辰、山脉丘陵、江河湖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随着智慧的增长，先民们开始记录和描绘大自然中的客观形象，并逐渐衍生出其审美价值，花鸟画艺术正是肇始于此，其血脉中的“自然”因子也始终贯穿其中，最终发展为中国传统绘画体系中一个独特分支。

二、自然之中孕育而生

从考古学发现中，我们知道石器时代的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最初的绘画能力，此时并不单纯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往往具有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的原始信仰的性质，是原始先民对自然规律的不断探索的表现。那一时期的岩画，以及两河流域出土的大量陶器上、玉器、骨器，都包含着大量动植物题材绘画，呈现出丰富的花鸟图像表现形式。

夏商周三代，形成了初步的社会与阶级，对自然对象的观察和描绘，更多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这一时期的花鸟图像，广泛出现在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上，大都作为装饰性图案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勃发，现实主义倾向在花鸟图像中逐渐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花鸟图像，在壁画、漆画、画像石、画像砖、帛画等已经表现出高度的装饰性和写实性，部分图像已表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系和朴素的自然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也为花鸟画的破而后立提供了契机。当时已有不少画家开始花鸟题材的专门创作。据记载两晋南北朝有十位画家进行过花鸟题材绘画作品的创作，如顾恺之、陆探微等。

至此，花鸟画已具备独立成科的基本条件，因此也就成为中国花鸟画体系构建的关键过渡时期。

三、“自然”表达的多样化

隋唐时期，花鸟画已呈现独立成科的倾向，逐渐摆脱了“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目的，而是表现真正吸引人的自然美。《历代名画记》等画史画论中记载的唐代花鸟画家就有八十多人。隋唐五代的花鸟画家追求“妙得其真”的艺术境界，努力塑造自然真实，同时表现出自然的生命力，传达出一种朴素的自然审美观。五代时，黄筌和徐熙的出现，体现为两种不同风格的绘画语言，带给观者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密切了花鸟画与人的关系，开拓了花鸟画审美意境的表达方式。

宋代是花鸟画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一方面，宋代花鸟画对形似的要求更为严谨，以“格物致知”的态度表现自然；另一方面，文人画的出现，加强了主体意识，主张“身与物化”，不拘泥于形似，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花鸟画发展到元明清，从艺术思想上彻底摆脱了花鸟画对“形似”问题的执着，而更注重对自然对象的内在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我生命价值的艺术表达。表现在花鸟画作品上，工笔画有所发扬，水墨画、写意画蓬勃发展，更强调“以形写神”，注重对自然意境的追求，有强烈的抒情意味，充满了自然生命的活力和灵性。

四、“自然”的创作客体

自先秦以来，人们通过观察自然，接触到四季变化、风雨雷电等各种自然现象，认识和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逐渐形成朴素的自然观。同时，在中国思想体系中，儒、道、释也已相继登场，不约而同的将人视为自然的有机组成，对"自然"的理解终于完整起来。因此，虽名为“花鸟画”，以别于“人物画”、“山水画”，但创作对象或客体绝不仅限于花鸟，自然界中的各种生物形象，及生物之间的关系，自然规律都属于花鸟画的描绘范围。

宋《宣和画谱》中记载：“画谱凡十门”其中有五门属于花鸟画的范围。及至清代《芥子园画谱》，设有梅兰竹菊谱、花卉草虫翎毛谱，记载木本和草本有确切名称的植物80余种，各类有名称或类别的动物30余种。

中国花鸟画所表现出的自然，是鸟兽花虫在不同的环境、季节、气候条件下充满勃勃生机的生存状态。取天然造化之自然生态，表达自然和谐的审美理想，这是中国花鸟画重要而独特的特征。

五、“自然”的写生

中国花鸟画中的“写生”是对景临摹鸟兽花木等自然物象的过程。“写生”是“写物之生意”，是对真实自然物象的“摹仿”，但绝不是标本式地复制，而是以观察自然界中生物的天然生存状态为写生对象。宋代曾云巢曾提到：“（笼中观察）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

五代的黄筌和徐熙在创作中都非常重视写生。《宣和画谱》收录二人的作品中，名称中包含“写生”二字的花鸟画作品多达二十六幅。文征明曾评价黄筌道：“自古写生家无逾黄签，为能画其神，悉其情也”。故宫博物院藏黄筌《写生珍禽图》，是一幅纯粹的写生作品，该图描绘了十二只草虫，十只鸟，两只龟，共二十四只动物。这些动物造型惟妙惟肖，即使作为动物的科普图鉴，也是绰绰有余的。

宋代是最重视写生的时代。北宋花鸟画家赵昌，喜欢游历于巴山蜀水之间，每天清晨一早趁露水未干，就进入花圃中进行写生，自号“写生赵昌”。同期的花鸟画家易元吉，深入荆湖之山川中寻觅猿猴的踪迹，写生达到了“故写动植，无出其右”的程度。宋徽宗赵佶自己作画和主持画院时，也非常重视写生，要求画院的写生达到“观察入微，结构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程度。

宋代之后，历花鸟画大家都以写生作为艺术创作的根基，水墨、写意花鸟的相继兴起，也从未忽略写生的价值和传统，而且被后人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元代的王渊，明代的沈周、边景昭、吕纪，清代的恽寿平、华嵒、任伯年，都是精于寫生，从而成为一代花鸟画大家。

六、“自然”的创作思想

中国花鸟画从最初的对自然“妙得其真”的追求，演变到为了表达自身思想感情而“托物寓兴”，和不拘于形似的直抒作者胸臆的“写意”，反映了中国花鸟画“自然”观念的演变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陆续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奉为经典的绘画理论：“以形写神”、“澄怀味象”、“六法论”等等，表明此时已经自发地产生创作者在自然认知中的主体地位。

唐代张璪提出了著名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观点，通过向自然求“真”表达对自然的理解和感悟，奠定了花鸟画“写生”传统。五代“徐黄异体”的出现，已开始对所画花鸟有所寄寓，花鸟画终于超越“自然”替代品的时代。

宋代的院画讲求“形似”与“法度”，对自然的观察细致入微，并藉此体悟自然规律，探求花鸟形象背后所蕴藏的生命精神和诗情画意，文人画的兴起表明艺术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不断加强。

元明清时期，中国花鸟画不断向纵深发展，以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式，呈现着花鸟画家自我生命与自然的对话。元代“四君子”题材的盛行表达着淡然出世的无奈。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借助花鸟画抒发生命中的不平。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提出：“手中之竹，不是胸中之竹，胸中之竹，不是眼中之竹”，体现了自然客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融合过程。这些艺术形象比自然的客观表达更加具有生气，更加典型，从而更有普遍性，也具有了更高的审美价值。

七、结语

中国花鸟画并没有一直停留在表现自然美的层面，而是经过演化发展，逐渐融合了画家对自身生命，对自然、社会的理解和复杂的感情，造就出艺术化的“第二自然”。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的意识形态正在因为生态危机的压力而逐渐改变，自然和谐的生态时代正在来临。中国花鸟画血脉中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自然意识，有更深厚的基础顺应这种趋势，必然在未来发展中绽放出更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叶尚青.中国花鸟画史[M].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2]傅京生.中国花鸟画学[M].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

[3]曾繁仁.试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所蕴涵的生态审美智慧[J]. 河南大学学报，2010.

[4]叶尚青.中国花鸟画史[M].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5]周积寅编著.中国画论辑要[M].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