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帅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文史探源〈〈〈WENSHITANYUAN

晚清日本文学翻译特征考论

汪帅东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晚清翻译文学应以外国小说翻译最为繁荣，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影响深远。受晚清日语译才培养机制的影响，活跃于清末的日本文学译才在文本选择、译文体制、译语文体与翻译方法等方面既有沿袭，亦有突破，充分体现出中国翻译文学近代化过程中的诸种特性。

晚清 日语译才 日本文学 翻译文学

甲午战争，既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称其为转折点，是因为中国翻译文学的重点从甲午战前零散的西方诗歌、小说翻译演变为甲午战后集中的日本文学及经日文转译的西方文学翻译。受晚清日语译才培养机制的影响，活跃于清末的日本文学译才在文本选择、译文体制、译语文体及翻译方法等方面既有沿袭，亦有突破，充分体现出中国翻译文学近代化过程中的特性。

一、文本选择

在晚清译入的日本文学作品中，或者是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产生的作品，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教育小说，抑或是通俗作品，如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相比之下，有关纯文学的翻译则凤毛麟角，极为鲜见。究其原因，五四运动之前，日语译才在选译日本文学作品时，通常会把实用价值放在首位，文学价值置于次席，质言之，当时的日本文学翻译普遍裹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共有两点。

1.宣扬维新政治、启发国民的政治意识。对于清政府而言，甲午一役不啻晴天霹雳。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势，不少为政者把救亡图存的一线希望寄托于日本，强烈建议清政府借鉴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变革图强。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14这一口号极力强调了小说对于政治社会的改良作用，并催生了鲁迅、陈景韩、吴梼、周桂笙等一大批外国小说的翻译巨匠。

2.开发民智，普及西学。明治时期日本文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类文学作品纷纷涌现，其中既有引自西方的文学作品，也有日本人自创的文学作品。随着晚清日语译才队伍的壮大，从日本引入的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军事小说等文学作品数量亦随之骤增。鲁迅在《月界旅行》的弁言中说道：“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2]4鲁迅认为，唯以科学知识开启民智似有“强人所难”之嫌，反不如借用小说的形式更易普及科学知识。事实证明，这些小说不仅顺应晚清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同时也符合当时急功近利的文学思想。

二、译文体制

在晚清翻译文学作品中，遵循中国传统小说模式的章回体小说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些章回体翻译小说每节均以概括性较强的对偶字句作为回目，如鲁迅译《月界旅行》[2]1的前三回目分别为：

第一回

悲太平会员怀旧破寥寂社长贻书

第二回

搜新地奇想惊天登演坛雄谭震俗

第三回

巴比堪列炬游诸市观象台寄简论天文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具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鲁迅在《月界旅行》的弁言中阐明了其选择该部小说的直接目的，即使民众“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2]4。既然翻译目标直指启蒙思想，那么投合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自然是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选择中国读者更熟悉、更容易接受的章回体进行翻译，不仅表明当时日语译才为投合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未摆脱传统小说体式的束缚，同时也体现了日语译才对于这种审美趣味的自觉追求。其次，作为当时翻译小说最主要的传播载体，期刊和报纸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即篇幅限制与连载间隔。对此，日语译才不得不将长篇小说切割成若干短篇以满足篇幅的约束，然后再为每个短篇设计一个带有悬念的结尾以解决连载间隔时间较长的问题，反映在翻译小说的具体体制上，往往以一段“楔子、辞章、言论之属”来开场，而结尾则是“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

三、译语文体

近代翻译小说在文体上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晚清日本文学译者对译语文体的选择呈现出交融与对抗、影响与反影响的复杂特性（见下图）。例如，尽管很多翻译小说采用了白话体，但是彼此之间又有极大的不同，如《回天绮谈》采用的白话比较贴近古文，译文中还有使用离骚体创作的古体诗，《海底旅行》是传统章回小说惯用的白话文，摭拾俗谚口碑，浅显易懂，而《毒蛇圈》的白话则夹带不少迻译的词汇，译文充满涩味。

关于晚清的翻译文体，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是以严复为代表，注重骈散结合，言洁句雅；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语体杂糅，平易通俗。就两个派别相较而言，严复坚守的不只是古文本身，还有潜藏其后的传统价值与道德力量，而梁启超提倡的新文体通过富有表现力、易被接受的言说方式，逐步动摇了文言之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统治地位。它既在思想内涵中体现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也在译语文字上表现出俚韵夹杂、平易畅达的特点。这种新文体从黄遵宪主张的“新体诗”开始，便在中国传统文体的观守下缓缓步入晚清翻译文学的疆域，尔后又乘着外国小说的翻译热潮展其骥足。从中国文体的发展脉络来看，这种裹挟新时代精神的新文体，可以说是刻板教条的古文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不但赋予了创作主体前所未有的能动性，而且冲破了古文体制的藩篱，促使广大学者竞相效仿，在引起文坛巨大反响的同时，也为五四文学运动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翻译方法

甲午战后，随着国内日语译才队伍的不断壮大，各类文学翻译作品也随之增多。乐黛云指出，与其他翻译不同，文学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符号的转换，也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翻译文学不可能脱离译者的文学再创造而存在[3]174。是时，苏曼苏、周桂笙、马君武等译者普遍采用“译述”的方式进行翻译，并将译述风潮渐渐推向鼎盛，如就独立的作品而论，不少都是充满新时代色彩的大作，不过若以翻译作品视之，“译述”非但不忠实原文，而且误译、漏译现象严重，很多译本甚至将原著中的时代背景、自然景致及人物心理等描写完全删除或大量添补，或胡乱改写，因此，“译述”也难以算作译法的正途。笔者认为当时盛行这种译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共有如下四点。

1.高额翻译费用的诱使。晚清时期的翻译小说之所以纷繁如林，与是时各大出版机构给予的高额翻译费不无关系。包天笑就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记述道：“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式每千字二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贪便宜，杀窮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4]324面对如此优厚的译稿费用，很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刻意采取表达略显繁冗的译述方式来扩充译文的字数，并以此增加翻译酬劳。

2.低级日文能力的制约。随着晚清日语译才培养机制的日臻成熟，更多的中国青年投身于习日文、译日书的伟大事业中。良好的日文氛围与教育环境，在造就大批优秀译才的同时，也出现不少学无所成的平庸之辈，他们鱼目混珠，滥竽充数，使得晚清的文学译坛乱象丛生。有限的日文能力使得他们每每遇到冗长而繁杂的日文句子时，不但对于句意的理解模糊不定，甚至连故事情节的铺展都无从捋顺，因此，他们难以严格遵照原文忠实地翻译，只能采取较为简单的译述方式进行处理。

3.日本翻译策略的影响。明治初期，日本译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普遍采用“豪杰译”，即打破原著特有的背景与架构，任意添删，甚至大幅度改写原作的主题、结构、人物等，这种策略也着实影响了晚清日语译才的文学翻译活动。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记述道：“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4]386可见，当时日本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促使中国译才“化夷为汉”，使得中国译才在对转译的作品进行“中国化”处理的同时，也无形导入了译述的翻译方式。

4.迎合中国读者的趣味。就翻译方法而言，直译与译述在晚清日本文学的译入过程中皆有运用，如周桂笙、苏曼殊、马君武等译才比较倾向译述，而吴趼人、伍光建、曾朴等译才则善用直译进行处理。从晚清翻译文学发展初期的各种反响来看，中国读者对于忠实字句的“直译”作品还是较为排斥的，所以采用直译之法译出的作品数量相对有限。对此现象，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一语中的，逐字逐句的翻译“诘屈聱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5]145。毋庸赘述，忽视读者感受与接受能力的译著很难获得认可，也不易引发关注，显然，这与晚清日语译才引入日本文学作品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为更好地发挥翻译文学之于晚清社会改革的特殊使命，是时更多的日语译才选择了“译述”的方式。

五、价值评判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晚清翻译文学应以外国小说翻译最为繁荣，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影响深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即传统翻译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国内学界对晚清日本小说翻译质量的总体评价呈现誉不敌贬的局面，概而言之：首先，相比于文学性，晚清日语译才更重视日本文学作品的政治功利性，所以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有意或无意掺入政治因素或者加重政治色彩，以呼应使用文学作品宣扬维新政治、开发民智的时代主题，但是这种把文学作品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的做法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其次，体例不完备，不少译著未标明原著题名与原作者。从传统翻译研究的批评标准来看，晚清日语译才普遍不够忠实原著的语言与情节，甚至很多作品只能被视为拾人牙慧的改写，而不能称其为译著，因此很多译著没有标明原著的任何信息，即便是译者也隐匿真名，而只署笔名。再次，很多译文的质量过于拙劣。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林译小说能够代表晚清翻译文学的最高水准，即便如此，我们可从其译本中发现诸多问题，譬如当代文学大师钱钟书就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直言，在林译小说中漏译、误译现象比比皆是[6]23。既然林译小说尚且如此，那么等而下之的译文则不言自明了。最后，日语译才普遍采用了以忽略原著本位为代价的归化策略。不少学者认为采取归化策略是对原文的极不尊重，如刘英凯提出归化是翻译的歧路，不应提倡[7]58。诚然，盛行于晚清译坛的归化策略并不成熟，主要特点便是随意性过大，这不仅严重扭曲了原著内部的主体文化，而且抹煞了原著者苦心孤诣的创作之功。然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Itama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论以来，翻译研究就开始了“文化转向”的旅程。20世纪80年代以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为代表的翻译学研究者发表了多篇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问题的论文与专著。基于这套理论架构，国内学界对晚清日本小说的评价亦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研究者抛弃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视角，进而转向以目的语文化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将重点置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审美取向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伦敦大学教授Theo Hermans提出的“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学说，颇适用于晚清日本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针对目的语文化进行一定的修正与改写，以期使这份译文达到预设的目标。根据这些日本文学译本可知，晚清日语译才的文学译本普遍带有政治功利性，这种功利性或来自于原著本身，或体现在植入某些政治因素的主题改写上，显然，后者的发生完全能够作为“操控学派”学说的现象阐释。

[1]阿英.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鲁迅.鲁迅译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J].社会科学，2005（9）.

[4]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刘英凯.归化——翻译的歧路[J].现代外语，1987（2）.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Feature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Wang Shuaido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s the third wav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ovels are the most prosperous i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s it has a large scal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translator training mechanism of late Qing dynasty, the active translators carried on the old traditions as well as made innovations in the areas of text selection, register of translated texts, style of target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ethod, indicating various features that Chines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presented in its evolution of modernization.

late Qing dynasty; Japanese translators; Jap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terature

K252

A

2016-10-17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03.3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14ZDB083）

汪帅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东方学与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