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千禧年之初，美国人安德鲁·史丹顿和李·安可里治两人突发奇想，一条小丑鱼尼莫被牙医不慎从鱼缸倒入马桶，顺下水道游回大海，与寻找尼莫的父亲马琳最后团聚。两人靠电脑制作的这部动画片，叫《海底总动员》。2003年全球票房8.67亿美元，2004年获奥斯卡动画片奖。2014年，两人将影片制成3D影片，一周票房狂赚1750万美元。在世人只顾着瞠目结舌之际，2016年，动画片《海底总动员2》横空出世。

不出意外的话，鱼缸里不会有大海。制造意外，正是“造梦工厂”好莱坞的拿手好戏。于是，一只过度保护儿子的小丑鱼马林和它在路上碰到的蓝唐王鱼多莉两人一同在汪洋大海中，寻找马林丟失的儿子尼莫的奇幻经历完美再现。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成长的故事”。父亲马林由“胆小鬼”变得有担当，儿子尼莫经历生死考验，也更加懂得珍惜生活。而票房的大赚，都是观众自愿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自掏腰包坐在影院里眼含泪花，为小丑鱼父子团聚捏一把汗而来的。

无非又重复了一次美国励志故事的文化套路！鄙视美国佬的人这样说。对了，问题确实出在“文化套路”上。比如，四川成都一位名叫李里的人，年过不惑，职业是四川某大学美术学院老师。他的套路偏重“行为艺术”。这个做了父亲的人，有一点跟常人不大一样，就是特别喜欢“国学”。他也想变着花样讲“成长的故事”。十六岁那年，固执地认为，国学大师陈寅恪、王国维一向着长衫，于是改穿“长衫”至今。李里的特立独行，也曾引来不少关注。深谙眼球经济的李里，着一袭长衫，牵一头水牛，让儿子端坐牛背之上，慢悠悠地行走于通往上学的路上。网络时代的成都街头，这一幕，李里连同那头牛，霎时红遍网络。

网络时代，没人重复“丙吉问牛”故事，却有人为牛进城后城市公共卫生发愁。同样一个有关陪伴和“成长的故事”，却被行为艺术遮蔽的无影无踪。无论李里强调的所谓“国学”，还是代表国学元素的“长衫”，亦或是让儿子坐在牛背上充当“国学”道具的“游街示众”，既无关“陪伴”，也无关“成长”，更与“文化套路”不搭界。好在如李里一样热爱国学的人大有人在，河南平顶山一高中规定，学生每天早晨必须跪孔子像，背诵《道德经》《孝经》；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等地某些个别幼儿园则强调幼儿着汉服、背“弟子规”，媒体一拥而上，称其为“国学热”！然而，此“国学”非彼“国学”矣，正如此“文化套路”非彼“文化套路”一样。

这让人想起宋代的彭渊材。按现在的理解，彭渊材绝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学”狂热分子。“京漂”十年，直到妻子儿女在老家揭不开锅，才离开汴梁。回乡后，彭渊材见到范仲淹塑像，捻着胡子说，“我挺像范公，只是缺几根耳毫罢了。”及见到狄仁杰塑像，叫理发匠按照狄公形象，帮他修剪眉毛，如挺立的树枝直插入鬓的样子。对家人的不解，彭渊材说：“笑什么!我上次见范公，只遗憾少了耳毫；现在见到狄公，不敢不剃眉毛。”对此，彭渊材感叹“伤古人之不见，嗟吾道之难行也”！

彭渊材的“吾道之难行”在“修眉”“耳豪”外在因素的“形似”，与骨子里“国学”的“神似”南辕北辙。一千年之后，依然着“长衫”、牵着“水牛”挖空心思地追求“形似”，却忘了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龙套，也不是呼来唤去的伙计。彭渊材自然不懂美国大片“文化套路”，但我们理解种高粱与酿酒的关系应该不难。文化套路是“酒”，文化元素是“高粱”，从种高粱到酿成酒，之间有一个程序。事实上，鱼缸里有没有大海，直接验证认识停留在“种高粱”阶段，还是在“酿酒”阶段，而能为小丑鱼们打开生命闸门的，内心一定与大海一样宽广。